历史现场（评述结合）
曾国藩晚年，曾与心腹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着名的夜谈。赵烈文预言清王朝“殆不出五十年”将土崩瓦解。曾国藩听后，沉默良久，喟然长叹：“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佑之陨。君言殆是。” 这位刚刚被尊为“中兴第一名臣”、挽救了王朝命运的老人，对自己毕生功业所支撑的大厦，竟抱有如此深沉的悲观。这矛盾的一幕，恰是评价其“立功”复杂性的绝佳注脚。
事功一：平定太平天国——挽狂澜于既倒，还是逆历史潮流？
让我们回到咸丰初年。太平军从广西一路横扫至南京，八旗绿营望风溃逃，半个中国糜烂。咸丰皇帝在朝堂上痛哭，大臣束手。此刻，一个在籍守制的侍郎站了出来，以一己之诚，募乡勇，组湘军。
从屡败屡战的靖港、湖口，到血战连年的安庆、天京。曾国藩用了整整十二年，硬生生将那个差点掀翻清朝的洪杨政权扑灭。站在清廷立场，这是 “再造玄黄，功莫大焉” 。咸丰、慈禧两朝皇室，视其为救命恩人；天下士绅，感激他保住了名教伦理和身家财产。若无曾国藩，清王朝很可能提前五十年终结，后续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将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看，他确是一位“补天者”，修补了王朝即将倾覆的苍穹。
然而，转换视角，评价便截然不同。太平天国运动，尽管有其落后性和破坏性，但它本质上是底层民众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一次总爆发，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积累到顶点的产物。曾国藩站在了起义军的对立面，他保卫的，是一个腐败、专制、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政权。湘军攻破天京后的屠城暴行，更使其“卫道”形象沾染了残酷的血色。在革命史观下，他自然是 “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是维护反动统治的帮凶。
事功二：开启洋务运动——近代化的先驱，还是徒劳的裱糊匠？
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是“破”，那么推动洋务便是曾国藩试图的“立”。亲历战争，他痛感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这位理学名臣，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离经叛道”的事：造枪炮、造轮船、译西书、派留学。
安庆内军械所的第一台蒸汽机，江南制造局的第一艘兵轮，第一批留美幼童登上的远洋轮船……这些“第一次”，像在古老帝国沉闷的铁屋上凿开了一扇扇气窗。曾国藩是这些事业最早、最重要的推动者和保护者。他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封闭的中国指明了一条务实的自救之路，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就此而言，他是当之无愧的 “近代化先驱” 。
但先驱的局限同样明显。他的洋务思想，严格框定在 “中体西用” 的范畴内。他要的只是西方的“技”与“器”，用以巩固清朝这个“体”，而对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科举取士、伦理纲常，则坚决维护，不容丝毫触动。这就好比一座房屋，梁柱已遭白蚁蛀空，他却只忙着用西洋涂料粉刷外墙，用新式玻璃修补窗户。李鸿章后来将他比喻为“裱糊匠”，可谓一针见血。洋务运动未能使中国真正富强，甲午一战便检验出这种“裱糊”的脆弱。曾国藩开启了学习西方的门，却也为这学习设定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天花板。
他个人对此亦有清醒的无奈。 天津教案的打击，不仅在于个人荣辱，更在于他发现自己笃信的“忠信”外交和本国微弱的技术实力，在列强赤裸裸的强权面前不堪一击。他晚年对王朝命运的悲观，或许正源于对自己所立功业“治标不治本”的深层失望。
客观评价
评价曾国藩的“立功”，必须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并区分不同层面的影响：
1 短期效应与长期后果的悖论：短期看，他成功镇压太平天国，为清王朝续命数十年，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内部环境，客观上为洋务运动等改革尝试提供了可能的时间窗口。但长期看，他维护的旧秩序愈稳固，进行根本性社会变革的阻力就愈大；他开创的“兵为将有”模式，更直接削弱了中央集权，为后来的军阀割据埋下祸根。其功业在当下是“补天”，在长远却可能延缓了“换天”的进程。
2 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分离：曾国藩的主观动机是忠君卫道，维护儒家文明。但客观上，他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加速了清朝军事权力的下移和汉族官僚集团的崛起（“督抚专政”），这本身就动摇了满清皇权的根基。他推动洋务，本为“制夷”自强，客观上却引入了新的生产力因素和西方思想，不自觉地为日后颠覆旧制度的变革埋下了种子。历史人物的作为，其影响常超出其本意。
3 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的区分：从儒家士大夫的道德标准看，他平定叛乱、忠于朝廷，是完美的臣节。从近代民族主义或阶级视角看，其镇压民众、对外妥协则有损道义。然而，纯粹的历史判断或许更应关注其行动的 “历史必要性”与“历史可能性” 。在当时的条件下，一个受传统教育浸染的士大夫，除了尽力维护既有秩序并尝试有限改良，是否有更进步、更可行的选择？苛责古人易，理解其时代困境难。
4 “补天者”与“裱糊匠”的一体两面：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比喻，实则统一于曾国藩一身。他确实在王朝即将崩塌时挺身“补天”，展现了个人的巨大能量和责任感；但他修补所用的材料（理学思想、湘军体系、洋务技术）和努力的方向（维护清室），终究只是在旧框架内进行“裱糊”，未能也无力进行结构性重建。这正是他那一代“中兴名臣”的共同悲剧：他们看到了问题，并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其认知和工具，无法解决时代提出的全新课题。
总而言之，曾国藩所立之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与悖论。他既是旧秩序的拯救者，也是其缺陷的体现者；既是新时代的叩门人，又是旧时代的守墓人。他的事功，像一座巨大的纪念碑，正面铭刻着“忠诚”与“中兴”，背面却暗刻着“局限”与“未竟”。评价他，不是要简单地将其归入“功臣”或“罪人”的阵营，而是通过他极端复杂的人生，去理解一个古老文明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所经历的阵痛、挣扎与艰难的转型第一步。
---
事功显赫，争议滔天。然而，曾国藩还有另一重常常被其军政光芒所掩盖的身份——一个深刻的思想者和笔耕不辍的立言者。他的家书、日记、奏稿、诗文，不仅记录历史，更蕴藏着其独特的处世哲学、用人智慧与文学追求。这些文字，如何穿越时空，至今仍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在“立功”的喧嚣之后，让我们潜入他的精神世界，看一看这位复杂人物在“立言”上的建树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