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十年（1860年）的夏天，长沙城外的校场上，热气蒸腾，尘土飞扬。
与这闷热天气一样躁动不安的，是左宗棠的心。他刚刚被朝廷授予“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头衔。这头衔听起来有点绕，简单说，就是给了他一个中央部门的候补官衔，实际工作是给曾国藩当高级军事助手。从险些被杀的“劣幕”到皇帝钦点的“襄办”，人生际遇之奇，莫过于此。
但左宗棠心里憋着一股劲，一股非要自己干出个名堂不可的劲。给曾国藩当助手？他感激曾的保举之恩，但他左季高，从来就不是甘居人下、唯命是从的角色。在湖南巡抚幕府，他是实际的主事者；如今有了朝廷名义，他要的是一支完全听命于自己、贯彻自己意志的军队！
“襄办军务”的谕旨，在他手里变成了“招兵买马”的许可证。他几乎没有在曾国藩的大营多做停留，便迅速返回湖南的大本营。他的想法清晰而坚定：仿效湘军，但绝非照搬；自成体系，名曰“楚军”。
“楚”，既是湖南的古称，也隐约有与“湘”并立之意。左宗棠的雄心，由此可窥一斑。
组建一支新军，千头万绪，第一难便是“人”。左宗棠选人，自有其独特而苛刻的标准。他不要那些只会之乎者也的酸秀才，也不要只会好勇斗狠的江湖客。他青睐的是两类人：一类是沉潜务实、通晓农桑水利或地方事务的底层士人，另一类是朴实耐苦、有一定战斗经验的乡间团练头目。
他的老朋友、湘军大将王錱的旧部，成了他挖角的重要目标。王錱已死，其部“老湘营”勇猛善战，但群龙无首。左宗棠凭借其声望和说服力，成功地将王錱的两员得力部将——王开化、刘典招致麾下，并以他们为骨干，招募了约四千人，构成楚军最初的核心，称为“楚军四营”。
接下来是“规”。左宗棠亲自制定了极其严格的营规。湘军营制已很严密，但左宗棠的楚军营规，在有些方面甚至更为严苛。他特别重视“结硬寨，打呆仗”基础上的灵活机动，强调扎营必须据险、稳固，行军必须哨探周密。对于军纪，他继承了曾国藩“爱民”的理念，但执行起来更为暴烈：骚扰百姓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克扣军饷者，斩！ 条条禁令，皆以血淋淋的“斩”字结尾，绝无通融。
然后是“器”与“饷”。左宗棠深知装备的重要。他利用在湖南的人脉，竭力筹措资金，通过广东等地购买西洋火器，尤其是前膛洋枪和劈山炮。同时，他在长沙设局，仿制和改进武器。军饷方面，他发挥其杰出的理财能力，整顿湖南部分厘金（商业税），又与胡林翼协商，争取湖北的部分协饷，硬是在财政极其窘迫的情况下，保障了楚军初期粮饷的基本供应。
短短数月，一支约五千人的队伍初具规模。士兵们穿着新发的号褂，扛着擦亮的刀矛和宝贵的洋枪，在校场上操练。队列或许还不如老湘军齐整，但每个士兵脸上都带着一种新鲜而又紧张的神色，他们知道，这位新统帅左大人，眼神如刀，法令如山，跟着他，既要准备吃苦流血，也可能搏出个前程。
左宗棠每天巡营，目光锐利地扫过每一个细节。他看到有个哨位的位置设置不合理，立刻叫来营官训斥；看到炊事兵浪费粮食，当即下令处罚。事无巨细，亲自过问。他对身边的将领说：“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既用之，则必求其精，必尽其用。我将士性命相托，焉敢不察？”
这支崭新的楚军，像一柄刚刚淬火成型、尚未开刃的利剑，亟需一场实战来检验锋芒，也亟需一场胜利来奠定军魂。
时机很快到来。太平天国为解安庆之围，发动第二次西征，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等率大军攻入江西，兵锋甚锐，连克吉安、瑞州等地，江西全省震动，省城南昌岌岌可危。曾国藩湘军主力被牵制在安庆周边，江西空虚。朝廷急命左宗棠率新练楚军，火速驰援江西。
军令如山。咸丰十年（1860年）秋，左宗棠告别湘土，率领他的五千楚军，东出浏阳，开赴烽火连天的江西战场。这是楚军的首战，也是左宗棠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独立指挥大规模野战。
进入江西境内，气氛陡然紧张。沿途可见荒芜的田园、废弃的村落，偶尔还能看到远处太平军哨骑扬起的烟尘。左宗棠用兵，极其谨慎。他命令部队“日行不过三十里，逢山必探，遇林必搜”，步步为营，绝不冒进。晚上扎营，他必定亲自巡视营垒，检查壕沟是否够深、鹿角是否牢固。
楚军的第一场硬仗，发生在江西东北部的德兴。一支太平军偏师在此据守，企图阻挡援军。左宗棠没有急于强攻。他先派精干斥候摸清了敌情，发现敌军倚仗一座小山布防，正面工事较坚固，但侧后有小路可通。
战斗那日清晨，左宗棠下令主力在正面擂鼓呐喊，摆出强攻架势，吸引敌军注意力。同时，命刘典率一千精兵，由熟悉地形的乡导带领，趁黎明前的黑暗，从小路迂回至敌军侧后山脊。
辰时，正面佯攻开始，杀声震天。太平军果然将主力调至正面防御。就在双方僵持之际，刘典的奇兵突然从侧后山脊猛冲而下，喊杀声犹如天降。太平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左宗棠见时机已到，令旗一挥，正面部队由佯攻转为真攻，奋勇冲杀。楚军初战，士气高昂，个个争先。不到一个时辰，太平军溃败，楚军攻克德兴。
捷报传来，左宗棠脸上并无太多喜色。他在营中召集将领，首先肯定了将士用命，随即话锋一转，严厉指出了战斗中暴露的问题：某营迂回速度不够快，某哨正面佯攻时不够逼真，险些误了战机。“胜固可喜，然败敌非劲旅，侥幸而已。各部须就战法细细复盘，不得有丝毫懈怠！”
德兴小胜，只是开端。左宗棠与楚军真正的考验，在景德镇（当时称浮梁）。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主力数万人，集结于此，企图以此为基地，屏障安庆，并威胁祁门曾国藩大营的后路。景德镇城坚兵多，是块硬骨头。
左宗棠率楚军进抵景德镇外围，并不急于攻城。他像一头耐心的豹子，仔细审视着猎物。他利用楚军机动性较强的特点，分兵袭扰太平军的粮道，打击其外出征集物资的小股部队，不断消耗和疲惫敌军。同时，他亲自勘察地形，发现景德镇城东南有一片丘陵，是天然的制高点，若能占领，可俯瞰全城。
他定下策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大张旗鼓地在城北调动兵马，作出主攻北门的姿态，甚至夜间多点火把，频繁鼓噪。李世贤的注意力果然被吸引到北面。
而真正的杀招，在东南。一个雨夜，左宗棠命王开化率领最精锐的三个营，人衔枚，马裹蹄，悄无声息地穿过泥泞小路，向东南丘陵迂回。左宗棠自己坐镇中军，密切关注着雨夜中任何不寻常的动静。
黎明前，雨势稍歇。王开化部成功潜至丘陵脚下，突然发起猛攻。守备此处的太平军措手不及，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搏杀，楚军旗帜插上了丘陵最高点。天色渐亮，从丘陵上已能清晰看到景德镇城内慌乱调动的人马。
左宗棠接到捷报，立刻命令全军由佯攻转为总攻。北门压力骤增，而来自东南丘陵的炮火和俯冲压力，更让太平军防线摇摇欲坠。李世贤见势不妙，恐被合围，只得下令弃城突围。
楚军一举攻克江西重镇景德镇！此战震动江西。捷报传至祁门曾国藩大营，正在为后路安危焦头烂额的曾国藩长舒一口气，亲自上奏为左宗棠请功，称赞他“初立一军，即能独当一面，廓清一方，实属难得”。
经此数战，楚军算是真正在江西站稳了脚跟，左宗棠“知兵善战”之名不胫而走。他的用兵风格也初步显现：准备极其充分，行事极其谨慎，但时机把握极其果决，善于虚实结合，出奇制胜。 这支带着鲜明左氏烙印的军队，开始在战火中迅速成长，成为东南战场上又一令人不可小觑的力量。
客观评价
“自领一军”是左宗棠军事生涯的真正起点和独立人格的彻底确立。从“襄办”到“自领”，绝非简单的职务变化，而是其从幕后参谋、地方管理者向一线军事统帅和独立政治力量转化的关键一跃。这一过程，凸显了他非凡的组织才能、坚定的意志和独特的建军思想。
首先，楚军的组建体现了左宗棠高度实用主义与个性化结合的建军理念。他借鉴湘军“兵为将有”、选募乡勇、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虽内容不同）的核心模式，这是务实的选择，因为这套体系已被证明在对抗太平军时有效。但他绝非简单模仿：在选将上，他更偏爱有实际基层经验、能吃苦的务实型人才，而非纯粹文人；在营规上，其严苛程度尤甚，强调“结硬寨”的同时，也重视锻炼部队的机动与攻坚能力；在装备上，他更积极主动地追求西洋火器，显示了其对军事技术革新的敏锐。这使得楚军从诞生之初，就带有比早期湘军更浓的“实干”与“锐进”色彩。
其次，江西初战的成功，验证了左宗棠谨慎与果敢高度统一的战术风格。“缓进急战”的雏形于此已现。他极度重视战前侦察、后勤保障和营垒安全（“缓进”），绝不打无把握之仗；但一旦战机出现，便毫不犹豫投入全力，甚至敢于出奇兵、行险招（“急战”），如景德镇之役的侧后迂回。这种风格，既源于他谨慎务实的个性，也与他长期研究地理兵要、深知“先为不可胜”之理密切相关。首战告捷，不仅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楚军内部建立了对统帅左宗棠的绝对信任，这是军队战斗力的灵魂。
最后，独立成军意味着左宗棠正式成为湘军集团内一个相对独立的派系首领。他与曾国藩有恩义、有合作，也有战略上的分歧和性格上的摩擦。楚军的建立，使他拥有了与曾国藩平等对话、乃至在某些问题上坚持己见的实力资本。这标志着晚清“湘系”内部格局的进一步复杂化，也预示了左宗棠未来在更大舞台上，将以更加独立的姿态发挥作用。一支听命于己的军队，是他实现“心忧天下”抱负最核心的工具，江西的战火，只是这工具开刃的初试。
景德镇的硝烟尚未散尽，来自东南海岸的一纸调令，又将左宗棠推向一个全新的、更复杂的舞台——浙江。太平军如潮水般席卷浙东，巡抚战死，全省糜烂。朝廷急命左宗棠援浙，不久更直接擢升他为浙江巡抚。从率军客援，到主政一省；从专注军事，到总揽全局。面对残破的浙江和凶悍的太平军侍王李世贤，这位新巡抚将如何扭转乾坤？请看下一章：《闽浙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