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八年（1858年），长沙，湖南巡抚衙门。
左宗棠此时的身份，是巡抚骆秉章的首席幕僚，实际上的“影子巡抚”。自从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围攻长沙，他受邀入骆秉章幕府以来，凭借其超凡的才智、魄力和对湖南情势的透彻了解，迅速成为巡抚衙门真正的决策核心。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甚至到了“事无巨细，尽委于左”的地步。湖南能在太平天国的狂潮中屹立不倒，成为支撑东南战局的重要基地，并源源不断为曾国藩的湘军输送粮饷兵员，左宗棠的运筹帷幄居功至伟。
然而，这种“位卑权重”的特殊地位，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得以一展平生所学，将安化八年积累的经世方略付诸实践，整顿吏治、改革漕粮、筹措军饷、编练团勇，干得风生水起。另一方面，也招致了无数嫉妒、不满与怨恨。湖南官场中，暗地里称他为“左都御史”（巡抚骆秉章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意讽刺他实权超过巡抚）的大有人在。那些被他严厉处置的贪官污吏、因他改革而利益受损的地方豪强，无不咬牙切齿，只等一个机会将他掀翻。
机会，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到来了。
这年冬天，永州镇总兵樊燮奉旨来长沙述职，并到巡抚衙门拜会。樊燮此人，是个典型的八旗子弟出身的老派军官，靠着祖荫和钻营做到从一品武职大员（总兵），平日骄纵奢靡，不治军事，声名狼藉。对于湖南正在进行的、以湘军为代表的新式军事改革，他内心极为抵触，对实际操盘这一切的“师爷”左宗棠，更是瞧不上眼。
公事禀报完毕，按惯例，作为巡抚重要幕僚的左宗棠需与这位总兵做进一步沟通军务细节。樊燮被引到左宗棠处理公务的签押房。
樊燮大剌剌地走了进来，并未向这位并无官职的师爷行礼，只是略一拱手，脸上挂着明显的倨傲。左宗棠当时正埋首于一堆军报和粮册之中，抬头看了他一眼，见其官服崭新华贵，肚满肠肥，与前线那些浴血奋战、衣衫褴褛的湘军将士形成鲜明对比，心中先有几分不悦。
两人谈起永州防务。左宗棠问及营兵操练、器械储备、边界巡防等具体事项，樊燮要么含糊其辞，要么推说“皆有旧章”，显然一问三不知。左宗棠的眉头越皱越紧，语气也严厉起来：
“樊镇台，永州地处湘粤桂交界，匪患不绝，防务紧要。营兵缺额几何？现存兵丁每月实发饷银多少？可曾足额？火炮有几尊，堪用者又有几何？”
这些问题直指要害，却都是樊燮平日根本不过问、也答不上来的。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支吾半天，恼羞成怒，竟摆起总兵的架子，粗声粗气地顶撞道：“这些琐碎军务，本镇自有安排，何劳左师爷这般细细盘问？本镇是朝廷一品武职大员，前来拜会的是骆中丞！你不过一介举人幕友，安敢如此无礼！”
这番话，彻底点燃了左宗棠的怒火。他本就性情刚烈急躁，最恨这种尸位素餐、骄横无能的官僚。只见他猛地一拍桌子，霍然站起，指着樊燮的鼻子，声色俱厉地怒斥：
“‘王八蛋’，滚出去！”
这一声怒吼，如同炸雷，响彻签押房，连外间的胥吏都听得清清楚楚。“王八蛋”三字，在清代是极其侮辱性的市井俚语，用于叱骂官员，更是骇人听闻。
樊燮完全惊呆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没有功名的师爷，竟敢对自己这位红顶子的一品大员如此辱骂。巨大的羞辱感瞬间淹没了他，脸涨成了猪肝色，浑身气得发抖，指着左宗棠“你……你……”了半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在周围人惊愕的目光中，狼狈不堪地踉跄退出了巡抚衙门。
奇耻大辱！简直是奇耻大辱！樊燮回到住处，越想越气，暴跳如雷。他樊某人何时受过这等气？还是被一个“臭师爷”当众辱骂！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但冷静下来，樊燮也知道，左宗棠深得骆秉章信任，在湖南根深蒂固，仅凭“辱骂”一事，很难扳倒他。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左宗棠权力如此之大，必然有揽权跋扈、贪污受贿之事！对，就参他“劣幕擅权，把持湖南军政，贪赃枉法”！
于是，樊燮动用了自己在京城的所有关系，特别是攀附上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官文是满洲正白旗人，咸丰皇帝宠臣，对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代表的汉人地方势力崛起本就心存猜忌和不满，早想找机会打压。两人一拍即合。很快，一份措辞严厉、罗列多项罪名的弹劾奏章，由官文亲自署名，以“六百里加急”送往北京，直抵咸丰皇帝御前。
奏章中，将左宗棠描述成一个“嚣张跋扈、目无朝廷法纪、以一介布衣操纵巡抚、凌辱朝廷命官”的奸恶幕僚，请求朝廷严查，将其“就地正法，以肃官箴”。
消息如同阴风，迅速传开。一时间，长沙乃至湖南官场震动。那些早就对左宗棠不满的势力兴奋起来，暗中推波助澜；许多同情或依赖左宗棠的人，则为他捏了一把冷汗。谁都明白，被皇帝近臣、满洲大员官文以如此重罪弹劾，又有“辱骂朝廷命官”的实据，左宗棠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骆秉章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连夜上奏为左宗棠辩白，力陈其功绩与忠心，但能否抵消官文的弹劾，毫无把握。
压力最大的，无疑是左宗棠本人。他虽刚强，但并非不知凶险。官文的弹劾如果坐实，不仅是丢官罢职，更是有性命之忧。他感到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向他罩来，网的另一端，牵在紫禁城的皇帝手中。愤怒、委屈、不甘，还有一丝英雄末路的悲凉，萦绕心头。他甚至开始安排后事，让家人有所准备。
然而，就在这看似绝境之时，一股强大的救援力量开始自发地、迅速地集结。这力量，来自那些真正了解他价值的人。
首先是胡林翼。这位已是湖北巡抚、湘军集团核心人物的挚友，得知消息后惊怒交加。他立刻动用一切关系，向京中多位重臣写信，极言左宗棠是“天下奇才”、“湖南军政赖以支撑”，若因小人构陷而受损，则“湖南必溃，东南大局去矣”。他的信，情理并茂，极具分量。
更关键的是曾国藩。此时曾国藩正以兵部侍郎身份在江西督师，与太平军艰苦鏖战。他虽与左宗棠性格不甚相投，时有龃龉，但对左的才能和于湖南及湘军的重要性，认识得极其清楚。他毫不犹豫地上奏咸丰，直言：“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这是以国事为重，恳切保荐。
与此同时，郭嵩焘、王闿运等与左宗棠交好的名士，也在京城积极活动，向潘祖荫等有影响力的清流官员陈说利害。潘祖荫被说动，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至关重要的奏折，其中一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咸丰皇帝眼前的迷雾。他或许不了解左宗棠这个人，但他深知湖南在对抗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前方战事胶着，国库空虚，几乎全赖湖南等少数省份支撑粮饷兵源。如果湖南因处置一个“能员”而出了乱子，后果不堪设想。
咸丰皇帝动摇了。他重新审视各方奏章，尤其是曾国藩、胡林翼这两位前线统帅的保荐，以及潘祖荫那振聋发聩的提醒。终于，他做出了裁决。
圣旨下达，出人意料。对左宗棠，皇帝未有只字责罚，反而温言询问其“人才若何，品学若何”。至于樊燮，因“滥用军饷、军纪废弛”等实据被查出（这背后自然少不了胡林翼等人的“助力”），被革职查办，遣回原籍。轰动一时的“樊燮案”，以左宗棠大获全胜、弹劾者反遭惩处而告终。
据说，樊燮回到老家，羞愤难当。他将“王八蛋，滚出去”六字写在木牌上，置于祖宗牌位旁，名为“洗辱牌”。他让两个儿子穿上女子衣裤，厉声道：“考不上秀才，进不了学，脱不下这女人衣服！左宗棠不过一举人，就敢如此辱我。你们不中进士，点翰林，雪此耻辱，就不是我樊家子孙！”（其子樊增祥后来果然考中进士，成为晚清着名诗人，此是后话。）
而对左宗棠而言，这场风波的意义远不止于脱险。经此一案，他“刚直硬气”、“才高招妒”的名声传遍天下，连皇帝都知道了湖南有这么一号厉害人物。更重要的是，危机反而催生了机遇。皇帝那句“人才若何”的询问，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咸丰十年（1860年），在曾国藩、胡林翼的极力保举下，清廷正式授予左宗棠“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的官职。虽然仍是幕僚性质，但有了正式的朝廷职衔，意味着他从此不再是“白身”，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历史的前台。
走出阴霾的左宗棠，站在湘江边，望着北去的江水，心中豪气与感慨交织。一场险些灭顶的灾祸，竟成了他步入庙堂的踏脚石。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终于要真正开始了。下一步，他将不再满足于为他人“襄办”，他要自领一军，在这乱世中，打出自己的天地，实现林则徐当年的托付。
客观评价
“樊燮案”风波，是左宗棠政治生涯中一次极具戏剧性的危险转折与身份催化事件。它表面上是个人冲突引发的政治危机，深层则反映了晚清权力结构变迁中，新兴汉族地方实力派（湘军集团）与旧有满洲权贵体系之间的深刻矛盾，以及“幕府”这一非正式权力中心的尴尬与潜力。
首先，此案是左宗棠个性与所处位置必然招致的冲突。左宗棠“刚直激切”、“嫉恶如仇”的性格，在面对樊燮这类腐败无能官员时，爆发激烈冲突是迟早的事。而他以布衣幕僚身份，掌握近乎巡抚的实权（“权倾幕府”），本就违反常规，极易授人以“跋扈擅权”的口实。官文弹劾他，表面是因樊燮受辱，实则是满洲权贵对以湘系为代表的汉人地方势力扩张的警惕与打压的一次集中爆发。左宗棠个人，成了这一更大矛盾冲突的焦点和引爆点。
其次，案件的结局，鲜明体现了晚清“战时功利主义”对传统官场规则的超越。在太平天国战争的巨大压力下，咸丰皇帝和清廷的决策逻辑，不得不从维护满洲特权与官场体面，转向确保战争核心支撑区域（湖南）的稳定与效率。胡林翼、曾国藩等前线统帅的力保，尤其是潘祖荫“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精准判断，击中了朝廷最敏感的神经——生存优先。左宗棠的个人命运，由此与王朝的核心利益绑定，从而实现了惊险的逆转。这标志着，在非常时期，实际才干和对大局的贡献，开始压倒出身、资历和官场常规，成为更重要的晋升资本。
最后，此案客观上完成了左宗棠从“幕后”到“台前”的关键一跃。经此大案，他名动天下，其才能和重要性被最高统治者所认知。案件平息后，朝廷授予他正式官职（虽仍是候补），等于官方承认并“招安”了这种来自幕府的非正规权力。这为他随后独立组建“楚军”、独当一面扫清了最后的制度与名分障碍。可以说，没有“樊燮案”的淬炼与反衬，左宗棠可能还需在幕僚位置上蹉跎更久；而危机的解决方式，恰恰为他铺就了一条快速崛起的捷径。
因此，“樊燮案”非但不是左宗棠的污点或挫折，反而成为其政治生涯的“成人礼”和“加速器”。它以一种极端方式，验证了他在湖南不可或缺的价值，逼迫朝廷不得不正视并重用这位“非常之才”，从而将他正式推上了缔造功业的广阔舞台。
京堂候补的官衔到手，犹如猛虎出柙的许可。左宗棠没有丝毫犹豫，立刻返回湖南，招兵买马。他要打造的，不是湘军的附庸，而是一支烙印着自己鲜明风格、从营规到战法都与众不同的新军——“楚军”。这支草创之师，将面临怎样的初战考验？在江西的腥风血雨中，左宗棠又将如何证明自己不仅是卓越的参谋，更是指挥若定的统帅？请看下一章：《自领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