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六年（1867年）初，陕甘总督行辕，西安。
北方的寒风卷着黄土，扑打着总督衙门檐下的灯笼。公堂内，炭火盆烧得正旺，却驱不散左宗棠眉宇间的凝重寒意。他刚刚结束一场冗长而令人疲惫的军议，摊开在面前案几上的，不是熟悉的江南水网舆图，而是布满沟壑梁峁的西北疆域全图。图上，从陕西到甘肃，再到更遥远的西域，大片区域被朱笔标注着各种混乱的符号，代表着蜂起的回民军、流窜的捻军、以及形形色色的地方武装。局面之复杂、形势之严峻，远甚于当年初到浙江之时。
“这哪里是战场，分明是一盘打翻了的棋，满地狼藉。”左宗棠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对侍立一旁的得力助手刘典叹道。
从繁华湿暖的福州，骤然来到这贫瘠苦寒的西北，左宗棠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挑战。在东南，对手是组织严密的太平军，战场是水道纵横的平原丘陵；在这里，对手是时聚时散、依托复杂民族与地域关系的回民武装和行动飘忽的捻军骑兵，战场是千里赤地、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与荒漠边缘。
朝廷催促进剿的谕旨一道紧似一道。但左宗棠没有急于调兵遣将，大打出手。他花了数月时间，像一头经验丰富的猎豹，静静地观察、分析着这片陌生的猎场。他派出大量探马细作，不仅搜集敌军动向，更深入了解陕甘地区的民情、部落分布、宗教矛盾、经济状况。他接见地方官员、士绅、乃至投诚的小头目，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哪怕是相互矛盾的。
越了解，他心头越是沉重。陕甘之乱，根源复杂。既有清政府民族政策失误、地方官吏腐败苛虐激化的矛盾，也有天灾人祸导致民生凋敝的现实，还有外部势力（如来自新疆的某些力量）的暗中煽动。单纯的军事镇压，无异于扬汤止沸，甚至可能火上浇油。剿灭一波，饥民又成新寇，循环往复，永无宁日。
更深层的焦虑，来自地图上那片广袤的、被标注为“回疆”或“西域”的区域——新疆。早在赴任途中，他就不断接到有关新疆的混乱情报：来自中亚的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利用新疆各族群矛盾，已侵占了天山南路大片土地，建立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并与英国、俄国勾连。而北疆的伊犁地区，实则已被俄国以“代管”为名派兵占领。林则徐当年所托的万里山河，正在被肢解、蚕食！
一股炽热的怒火与冰冷的忧虑，在他胸中交织。他夜不能寐，常常起身，就着烛光反复审视那卷已有些破损的新疆舆图，手指划过天山南北，仿佛能触摸到那里的雪山与戈壁。
必须尽快平定陕甘！只有打通通往新疆的道路，稳定后方，才能腾出手来，解决那个心腹大患。一个清晰的战略在他脑中形成，他称之为 “平陕甘以固根本，通河西以利转输，然后全力西向，规复旧疆。”
但实施起来，步步艰难。
第一难，是缺钱缺粮，近乎绝望。 西北本就贫瘠，历经多年战乱，更是赤地千里，十室九空。指望当地供应数万大军粮饷，无异于痴人说梦。朝廷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东南各省协饷（支援西北的军费）时常拖欠，甚至颗粒无收。左宗棠上任不久，就面临大军即将断炊的危机。
他的办法是双管齐下，展现出惊人的理财能力和强硬手腕。一方面，他像在浙江一样，极力整顿西北本就微薄的税源，改革粮饷征收办法，严厉惩治贪墨，尽可能“榨”出每一分可用之资。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闽浙总督的旧关系和在朝廷中的影响力，近乎“死缠烂打”地向朝廷和东南富庶省份催讨协饷。他的奏折和书信，一封比一封急切，陈说利害，甚至带有警告：“倘饷源不继，将士枵腹，陕甘之事溃，则中原之祸亟，西域永无收复之期矣！”同时，他着手在战区恢复屯田，令军队“且耕且战”，部分解决粮食问题。
第二难，是复杂的民族与军事态势。 陕甘回民军并非铁板一块，各部首领之间矛盾重重，且与捻军时合时分。捻军以骑兵为主，流动作战，难以捕捉其主力。左宗棠的策略是：“先捻后回，先陕后甘”、“剿抚兼施，分化瓦解”。对于流窜的捻军，他调集精锐，以骑兵对骑兵，紧追不舍，力求歼灭其有生力量。对于盘踞的回民军，他并不一味强攻，而是利用其内部矛盾，拉拢一部分，孤立打击最顽固者。同时，严令各军：“不分汉回，只分良莠。”严禁滥杀，对于放下武器、愿意安分的回民，妥善安置，给予生路。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民族对立，减少了军事阻力。
第三难，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基础设施。 大军行动，粮草辎重运输是生命线。西北道路崎岖，车辆难行，河流稀少且季节性变化大，运输效率极低，损耗惊人。左宗棠高度重视后勤，他组织庞大的后勤队伍，利用驼队、马车、民夫，建立了一条条从西安延伸到前线的补给线。他命令沿途设立粮台、转运站，像接力一样将物资前送。他还特别注重兴修水利、恢复驿站，这些措施不仅服务于军事，也旨在为长期经营西北打下基础。
同治七年（1868年），西捻军主力在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淮军联合围剿下，于山东茌平溃败，首领张宗禹失踪，捻乱基本平息。左宗棠得以集中全力对付陕甘回民军。战事艰苦而漫长，金积堡、河州、西宁……一个个顽固堡垒被拔除。左宗棠用兵，依然秉持“缓进急战”原则，每战必做长时间准备，围困、断粮、攻心，最后才雷霆一击，力求减少伤亡，一战而定。
然而，就在陕甘战事尚未完全平定之时，一场比西北战场更为激烈、关乎国家战略方向的论战，在数千里外的北京紫禁城和沿海督抚之间爆发了。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漂民”事件，悍然出兵侵犯台湾。此事虽以清政府赔款、日本撤军告终，却极大刺激了清廷。海防之危，骤成朝野焦点。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力主优先发展海防。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痛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认为新疆路途遥远，土地贫瘠，收复和管理代价巨大，得不偿失，主张放弃新疆（或仅守门户），集中财力物力建设海军，防御来自海上的威胁。
此论一出，朝野哗然，支持者甚众。许多官员认为，朝廷连年用兵，国库空虚，确实无力同时经营西北万里荒漠和筹建近代海军。放弃新疆，虽失地辱国，但似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
消息传到兰州陕甘总督行辕，左宗棠勃然大怒，拍案而起：“荒谬！短视！误国之言！” 他仿佛看到林则徐忧愤的目光，看到那片即将被永久割裂的壮丽河山。
他立刻伏案疾书，写下那封着名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文章气势磅礴，理据坚实，如同一柄利剑，刺向“放弃论”
同时，他提出具体的军事方略：“先剿北路，而后加兵南路”，即先收复乌鲁木齐等北疆要地，再进军南疆平定阿古柏。并详细汇报了他在甘肃为西征所做的粮饷、运输准备，证明此事并非空谈，而是已有切实基础。
这场“海防塞防之争”，是晚清国家战略的一次大辩论。左宗棠的奏折，以其宏大的战略视野、严密的地理逻辑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最终打动了当时已亲政的光绪皇帝和掌权的慈禧太后。朝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决定海防塞防并举，并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负责收复新疆事宜。
接到谕旨时，左宗棠正在肃州（今酒泉）大营。这里已是河西走廊最西端，出了嘉峪关，便是茫茫戈壁，直通新疆。他缓步走上城楼，向西眺望。暮色苍茫，天地相接处一片混沌，但那正是他魂牵梦绕、誓要收复的方向。
陕甘基本平定，后方已固。朝廷决心已下，名分已正。积蓄多年的力量，终于到了释放的时刻。他仿佛已经听到，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召唤，与林则徐的嘱托共鸣。一场史诗般的远征，即将拉开序幕。
客观评价
“西征序曲”是左宗棠一生功业从区域性平乱向国家性战略收复转折的枢纽。平定陕甘与力主收复新疆，看似两个阶段，实则为一体之两面。此时期的左宗棠，其角色已远超一名军事统帅，而升华为一位深刻影响国家领土命运的战略家与政治家。
首先，平定陕甘是收复新疆不可逾越的战略准备。 左宗棠敏锐认识到，新疆之患非孤立事件，与陕甘局势血脉相连。陕甘不稳，则进军新疆无可靠后方与通道；陕甘不治，则即使收复新疆，叛乱思潮与势力仍可能东渐，使成果付诸东流。因此，他在陕甘采取的“剿抚兼施”、“且耕且战”、“恢复民生”等一系列措施，看似缓慢，实则是为西征构建一个稳固的兵源、粮饷基地和战略走廊。这种深谋远虑，体现了他“谋定而后动”的一贯风格，也彻底避免了历史上许多远征军因后方不稳而功败垂成的覆辙。
其次，“海防塞防之争”的胜利，是晚清地缘政治思想的一次关键性矫正。 在国家安全面临多重危机时，“收缩论”往往具有诱人的现实合理性。左宗棠力排众议，其奏折的价值不仅在于坚持收复新疆，更在于他清晰阐述了陆权与海权的辩证关系。他提出的“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卫京师”的逻辑链，将遥远边疆与帝国核心区的安全直接挂钩，揭示了在铁路时代之前，大陆腹地安全对中国的根本性意义。这场辩论的胜利，不仅为西征赢得了政治和财政支持，更在思想上扞卫了清朝作为多民族统一帝国的领土完整原则，其影响深远。
最后，此阶段全面锤炼了左宗棠应对极端复杂局面的综合能力。 在西北，他不仅要打仗，更要解决极端匮乏条件下的后勤、民族、财政、民政等交织的难题。他发展出的屯田政策、长途后勤体系、对民族问题的务实处理（虽有其时代局限性），都为接下来的新疆收复与治理积累了宝贵经验。同时，与朝廷中枢及东南督抚的博弈，也极大提升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威望。当他最终站在嘉峪关上时，他已是一位集军事、政治、财政、外交大权于一身，且目标无比坚定的“总设计师”，完全具备了指挥一场事关国运的远征的资格。
因此，“西征序曲”并非简单的战争前奏，而是左宗棠将其个人抱负、历史责任感与国家核心利益高度融合，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创造出历史条件的过程。当序曲终了，正剧的大幕，已在新疆辽阔的天山南北，悄然拉开。
肃州大营，旌旗蔽日。粮秣堆积如山，枪炮擦亮如雪。来自三湘四水的将士们，目光齐刷刷望向西边那道雄关。左宗棠手持钦差关防，发布西征檄文。他制定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略，将如何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展开？面对阿古柏的严阵以待和虎视眈眈的英俄势力，这支承载着国运的军队，第一步将踏向何方？请看下一章：《誓师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