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光绪四年（1878年）的肃州，已经能感受到早春的气息，但左宗棠心头压着的，却是一块比天山雪更冷、更硬的寒冰。南疆八城的捷报墨迹早已干透，西域万里，除了一隅，已尽复版图。那一隅，便是伊犁。
伊犁，天山北麓的明珠，新疆最富饶的地区，素有“塞外江南”之称。这里不仅是清廷在新疆曾经的统治中心（伊犁将军驻地），更是通往中亚的战略锁钥。然而，自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以“代清廷收复、并为保障边境安宁”为名，出兵强占伊犁以来，已过去七年。七年间，俄国人非但没有如约交还的迹象，反而增兵筑垒，移民垦殖，将伊犁九城视为己有，俨然要永久吞并。
南疆平定后，清廷于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派遣吏部右侍郎、署理盛京将军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谈判索还伊犁。朝野上下，无不寄予厚望。
左宗棠对崇厚出使，却始终抱有深深的疑虑。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俄人贪狡，素无信义。以口舌争之，犹与虎谋皮。必以兵威为后盾，方有交涉之资。”他反复上奏朝廷，强调：“武事不竞，则外交不强。宜于新疆陈列重兵，示以必战之势，则议者易于转圜。”他建议在谈判期间，积极整军备战，陈兵边境，给俄国人施加实实在在的压力。
然而，崇厚在圣彼得堡的谈判，却一步步滑向深渊。这位缺乏外交经验、对新疆情势和俄国野心了解不清的钦差，在俄国人的威逼利诱和花言巧语下，竟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擅自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又称《交收伊犁条约》）。
条约内容传回国内，举国震惊，舆论哗然！根据此约，中国虽名义上收回伊犁城，但割让伊犁西境、南境大片战略要地（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及通往南疆的险要山口）；赔偿俄国“代守”兵费五百万卢布；允许俄商在蒙古、新疆全境免税贸易；增开多处通商口岸；俄国可在嘉峪关、吐鲁番等地设立领事馆……这无异于用一座空城，换来了更多的割地、赔款和利权丧失，伊犁实质上已成孤岛，新疆仍被俄国势力包围扼控。
消息传到肃州大营，左宗棠怒发冲冠，一拳砸在案几上，震得茶盏乱跳：“崇厚误国！该杀！” 他痛心疾首，仿佛看到林则徐当年扞卫的国土，又要被这群昏聩之徒断送。他立即奋笔疾书，向朝廷上《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痛斥条约之危害：“是收还伊犁，与不收回等，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 他坚决主张：“必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即，外交谈判必须强硬，同时做好不惜一战的军事准备。
朝野“清流”官员和爱国士绅也群起反对，要求严惩崇厚，改派使臣，重新谈判。在巨大的压力下，清廷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候，并拒绝批准《里瓦几亚条约》。同时，改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曾国藩次子）为钦差大臣，赴俄重新交涉。
但所有人都明白，要让已经到嘴的肉吐出来，俄国绝不会轻易就范。新的谈判，注定更加艰难。俄国一面在外交上恫吓，一面调集兵力，在伊犁增兵，并派军舰到中国沿海示威，战争阴云笼罩。
正是在这战和未定、国事艰危的关头，左宗棠做出了那个震撼天下、流传千古的决定。
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肃州大营。左宗棠召集麾下主要将领和幕僚。他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须发如雪，但腰板挺直，目光如电，声音洪亮。
“诸君，”他扫视众人，缓缓开口，“崇厚昏聩，订约辱国。今曾侯（曾纪泽）使俄，如入虎穴，与彼周旋。然俄人素恃强凌弱，若无实力为后盾，徒以口舌争之，无异与虎谋皮，必重蹈覆辙。”
他站起身，走到大幅西北地图前，手指重重落在哈密的位置：“我决意，移营哈密！”
帐中一阵轻微的骚动。哈密，已是新疆东大门，再往西，便是气氛紧张的北疆前线。以钦差大臣、陕甘总督之尊，年近古稀，亲临前敌，这决心非同小可。
左宗棠接下来的话，更是石破天惊：“此行，非为游览。老夫已命人打造上好棺木一口，随军载行。”
“大帅！”几位将领忍不住惊呼出声。
左宗棠抬手制止，神色无比肃穆，一字一句道：“伊犁乃我国土，尺寸不可让人。俄人若仍恃强耍赖，妄图久占或勒索更多，则国家唯有决战一途。老夫受国厚恩，总督陕甘，督办新疆军务，收复旧疆乃分内之责。今交涉至艰之时，非以死战之志，不足以慑敌胆、壮国威、助曾侯一臂之力！老夫此去哈密，便已决意：若交涉破裂，俄人拒不归还，或要挟过甚，则老夫当率三军，与俄决一死战，马革裹尸，亦无所憾！此棺，便是明志！”
帐内一片寂静，唯有粗重的呼吸声。所有人都被统帅这以身许国、视死如归的磅礴气概所震撼。一股悲壮而豪迈的情绪，在每个人胸中激荡。
“大帅既以死志赴国难，我等岂敢惜身？”刘锦棠率先抱拳，声音哽咽，“末将愿为前驱，誓死追随大帅，收复伊犁！”
“誓死追随大帅！”众将齐声应和，声震屋瓦。
四月下旬，左宗棠率亲军马步各营，离开经营多年的肃州大营，向西进发。队伍中，一口漆黑的、用上好楠木打造的厚重棺材，由一辆特别的马车载着，覆盖着简单的油布，在阳光下泛着沉郁的光泽，格外引人注目。
“抬棺西征！”这个消息如同长了翅膀，迅速传遍西北，传向京城，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它不再仅仅是一次军事调动，而成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行为艺术，一种不惜玉石俱焚的终极警告。
大军经玉门、安西，出星星峡，进入新疆。沿途百姓、兵将，看到那口伴随在钦差大臣仪仗旁的棺材，无不动容。许多士兵和民众自发在道路两旁跪送，高呼“左公保重”、“收复伊犁”。
五月底，左宗棠抵达哈密。他立即以哈密为大本营，全面调整军事部署：命令金顺、张曜等部加强对伊犁方向的侦察和戒备；增调兵力，巩固塔城、精河等前沿阵地；检查粮秣军械，命令兰州制造局加紧向前线输送枪炮弹药。一时间，从哈密到北疆前线，清军调动频繁，营垒加固，战备气氛空前浓厚。左宗棠本人则坐镇哈密，每日处理军务，接见部属，研判俄方动向，并将前线情况及时奏报朝廷，并通报给远在俄国的曾纪泽。
那口棺材，就停放在他的行辕旁一间肃穆的屋子里。左宗棠有时会独自进去，静静地站一会儿。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有这口棺材在，大帅的决心，便如山岳般不可动摇；而大军的意志，也如钢铁般凝聚一体。
“抬棺西征”的举动，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效应。在国内，它极大激励了主战派的士气，压倒了妥协求和的声音，使朝廷在支持曾纪泽谈判时，腰杆更硬。对俄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强烈信号：中国为了伊犁，不惜与俄国这个欧洲强国一战，而其主帅已抱定必死之心。俄国虽然强大，但在远东兵力投送能力有限，且刚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俄土战争），国力消耗不小，不得不重新评估在伊犁问题上与中国全面开战的风险与代价。
左宗棠在哈密，一边积极备战，一边密切关注着曾纪泽在俄国的唇枪舌剑。他知道，自己在这里多一份强硬，曾纪泽在谈判桌上就多一分底气。这场收复国土的最后一战，正在外交和军事两条战线上，同时进行。
客观评价
左宗棠“抬棺西征”，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和军事史上一次极具震撼力的标志性事件。它超越了单纯的军事部署，成为一种融个人死志、政治姿态、军事威慑和外交筹码于一体的复杂行为，对最终和平收回伊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关键作用。
首先，这是对妥协投降思潮的强力反制与主战意志的极限表达。 在《里瓦几亚条约》引发朝野哗然、但惧俄情绪仍弥漫的背景下，左宗棠以古稀之年、封疆大吏之身，做出“抬棺”这一极端举动，将主战派的决心视觉化、仪式化，极大地凝聚了国内民心士气，封堵了任何可能导致再次退让的软弱论调。它向朝廷和天下宣示：在领土主权问题上，已无退路，唯有抗争。这种“以死明志”的悲壮，赋予其主张无可辩驳的道德力量和感染力。
其次，是对俄国外交讹诈的最有效军事威慑。 左宗棠深谙“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移营哈密、陈列重兵，是实实在在的军事准备；而“抬棺”则将这种准备升华为不惜决一死战的决心展示。俄国虽强，但其战略重心在欧洲，在远东发动一场大规模陆地战争并非易事，且要面对一个同仇敌忾、主帅誓死的对手，风险成本骤增。左宗棠的行为，迫使俄国决策者不得不重新权衡：为占据伊犁而与一个决心拼命的中国全面开战，是否值得？这为曾纪泽在谈判桌上争取更有利条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实力后盾和心理压力。
最后，体现了左宗棠个人“以身许国”的儒家名臣风范与超常胆魄。 这一举动，是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信条的终极实践。它将个人生死完全置之度外，将国家利益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种极具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行为，在当时萎靡不振的晚清官场中，不啻为一剂强心针，也塑造了左宗棠作为民族脊梁的永恒形象。尽管后世可从策略角度分析其效用，但其背后蕴含的爱国赤诚与牺牲精神，是其历史魅力的核心所在。
因此，“抬棺西征”并非鲁莽的匹夫之勇，而是一次精心计算、效果卓着的政治军事行动。它成功地将外交谈判与军事准备紧密结合，以极限施压的方式，为曾纪泽艰难而最终成功的改约谈判（光绪七年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伊犁条约》，虽仍有损失，但较《里瓦几亚条约》挽回大量利权，收回伊犁及部分领土）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这是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伟业中，画下的最浓墨重彩、最惊心动魄的一笔。
哈密的军威与棺材的阴影，终究化作了圣彼得堡谈判桌上中国的底气。曾纪泽据理力争，几经波折，新约虽仍有遗憾，但伊犁九城终究踏上了归途。左宗棠放下战剑，却拿起另一支笔——他要把这片刚刚回归的广袤热土，真正铸成中华永久的疆域。新疆建省，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构想，在他心中澎湃。从将军府到行省，从军管到民政，这变革的阻力有多大？这位老人又将如何为他收复的河山，谋划一个长治久安的未来？请看下一章：《新疆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