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底定南疆(1 / 1)

第十二章

光绪三年(1877年)初夏,吐鲁番盆地的热风,已经开始灼人肌肤。这里被誉为“火洲”,夏季的酷热足以让铁器烫手。然而,比天气更炽热的,是席卷南疆的政治与军事风暴。达坂城“铁门”被暴力砸开的巨响,还在天山之间回荡,一个更具爆炸性的消息,如同野火般瞬间燎遍了整个塔里木盆地——阿古柏,死了!

消息最初传到正在吐鲁番前线督战的左宗棠耳中时,他正在营帐中审视地图。信使呈上密报,他展开细读,眉头先是微微一挑,随即陷入沉思,脸上并无太多意外之色。

据多方情报汇总,阿古柏之死,充满了戏剧性与阴谋的味道。达坂城惨败、吐鲁番告急的噩耗接连传至他在喀什噶尔(今喀什)的伪王廷,这位统治南疆十余年的枭雄,陷入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绝境。内部,跟随他起家的浩罕旧部与后期依附的本地势力矛盾激化;外部,他试图左右逢源的英国与俄国,见清军势不可挡,也渐趋冷淡。在极度忧惧和可能的中毒争议中,阿古柏于光绪三年四月(1877年5月)突然暴亡。其死因,一说是服毒自尽,一说是被绝望的部下或儿子毒杀。无论真相如何,他亲手建立的“哲德沙尔汗国”顿时失去了支柱,陷入空前混乱。

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仓促继位,但权威尽失。次子海古拉携其父遗体西逃,途中被兄长派兵截杀,兄弟阋墙,丑态毕露。南疆各地原本慑于阿古柏淫威而臣服的大小伯克(头领)、宗教首领,此刻人心惶惶,各怀鬼胎。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左宗棠放下情报,对帐中的刘锦棠、张曜等将领缓缓说道,眼中闪烁着锐利的光芒,“阿古柏暴卒,贼巢自乱,此乃天赐良机,亦是我将士用命、连战连捷所致!战机稍纵即逝,绝不可予敌喘息之机!”

他立即下达了一连串果断的命令:“乘其内乱,速追穷寇;分兵合击,席卷南疆!” 左宗棠的总体方略是:以刘锦棠为主力,由吐鲁番、托克逊向西,直捣库尔勒、库车,横扫天山南路东段;另派张曜等部,由南疆东南方向策应进击。各军务必密切配合,大胆穿插,以雷霆之势打垮敌军残存的有组织抵抗,同时广泛招抚,迅速恢复秩序。

此刻的清军,经过北疆和达坂城、吐鲁番系列战役的洗礼,士气如虹,对统帅的战术充满信心,对南疆的地理气候也渐渐适应。更重要的是,他们携带了足够的后勤物资,左宗棠“缓进”阶段囤积的粮草军火,此刻成了“急战”最坚实的保障。

刘锦棠的老湘军如同出鞘的利刃,挥师西进。库尔勒、库车的敌军,本已军心涣散,听闻清军挟新胜之威而来,往往稍作抵抗便一触即溃,或干脆献城投降。清军进军速度极快,有时一日夜奔驰百余里。左宗棠不断去信叮嘱:“行军虽疾,营垒必固;追敌虽切,哨探必明。勿骄勿躁,严防狗急跳墙之反噬。”

战局发展比预想的更为顺利。南疆各城百姓,深受阿古柏政权横征暴敛、严刑峻法之苦,尤其对其宗教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深恶痛绝。许多本地维吾尔伯克和民众,将清军的到来视为解救。清军所到之处,常常出现当地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甚至有为清军充当向导、报告敌情的情况。左宗棠战前反复申明的“只分良莠,不分汉回”、“安民为先”的政策,开始显现巨大威力。

光绪三年九月(1877年10月),刘锦棠部兵不血刃收复阿克苏这座南疆腹地重镇,获得了大批物资补给。至此,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全部光复。大军休整补充后,剑锋直指阿古柏余孽的最后巢穴——西四城: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和阗(今和田),以及伪政权的“都城”喀什噶尔。

此时的伯克胡里,已是困兽犹斗。他试图集结残部,并与盘踞在和阗的另一个分裂势力头目尼牙孜,以及逃入边界的原叛军首领白彦虎(此人从陕甘一路西逃至此)勾结,作最后一搏。然而,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刘锦棠审时度势,决定分兵:一路直取叶尔羌和英吉沙尔,切断喀什噶尔与和阗的联系;自己亲率主力,以泰山压顶之势,直扑喀什噶尔。

光绪三年十一月(1877年12月),历史性的一刻到来。在喀什噶尔外围,清军击溃了伯克胡里和白彦虎的联军。伯克胡里与白彦虎见大势已去,裹挟部分残众,仓皇越过边境,逃往俄国控制的中亚地区。清军于十二月(1878年1月)初,浩浩荡荡开进喀什噶尔。这座南疆最大的城市,在沦陷十二年后,终于重归中华版图。

消息传回,南疆各地残余敌军纷纷瓦解。不久,清军另一路也顺利收复和阗。至此,南疆八城全部光复!纵横新疆十三载、荼毒千里的阿古柏政权,被彻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当收复喀什噶尔的红旗捷报,以八百里加急送至肃州大营时,左宗棠正伏案研究伊犁地区的地图。他接过捷报,仔细看完每一个字,然后轻轻将捷报放在案头,站起身,走到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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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是西北冬日的肃杀景象,但他的心中,却仿佛有春潮涌动。他想起林则徐湘江夜话时的殷切目光,想起那卷被摩挲得有些发亮的新疆舆图,想起自己“必不负此河山”的誓言。如今,除了伊犁一隅尚被俄人占据,天山南北,百万平方里的故土,已重新飘扬大清的旗帜。

他没有欢呼,没有宴饮,只是静静地站了很久。然后回到案前,提笔向朝廷写奏报。在详尽陈述战果之后,他笔锋一转,着重强调了善后之事:“新疆地段辽远,土旷人稀,收复之后,最要者莫过于治。当设行省,改郡县,兴屯田,修水利,通商贾,兴义学,徙内地民实边……方为久安长治之策。” 他的思绪,已经从军事征服,飞向了更长远的治理与建设。

同时,他的目光再次落在地图上的伊犁地区。俄国人依然赖在那里,以“代管”为名,行侵占之实。“喀什噶尔已复,南疆底定。接下来,该和北极熊,好好算算伊犁这笔账了。”左宗棠低声自语,手指重重地点在伊犁九城的位置上。

客观评价

底定南疆,标志着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主体军事目标的辉煌达成,是晚清历史上罕有的、彻底成功的领土恢复行动。此阶段的进程,深刻反映了在正确战略指导下,军事、政治、民心诸因素合力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阿古柏之死与其政权的崩溃,是清军前期军事胜利引发的“雪崩效应”。 左宗棠“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通过乌鲁木齐、达坂城、吐鲁番等关键战役,不仅夺取了地理要冲,更彻底击垮了阿古柏集团的心理防线和军事自信。阿古柏暴亡虽是偶然事件,但其政权在清军持续打击下内部矛盾总爆发、迅速土崩瓦解,却是必然结果。左宗棠敏锐抓住这一“战略窗口期”,果断命令部队高速穿插、分进合击,避免了残敌获得喘息、重组或外部势力介入的时间,体现了卓越的战场洞察力和决断力。

其次,军事行动与政治招抚的紧密结合,极大加速了进程并减少了阻力。 左宗棠始终坚持“剿抚兼施”,特别强调区分首恶与胁从,保护安分民众。南疆本地势力与民众对阿古柏统治的普遍不满甚至憎恨,为清军提供了重要的民心基础。清军较为严格的纪律(相对于阿古柏军队)和左宗棠明确的安民政策,使这次进军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解放”而非“征服”,许多城镇望风归附。这避免了惨烈的攻城战和持久消耗,也为此后建立有效统治铺垫了社会条件。

最后,此役的彻底胜利,具有重塑中亚地缘格局的重大意义。 清军横扫南疆,将英国渗透势力(支持阿古柏)和浩罕残余影响彻底逐出,也震慑了觊觎已久的沙俄。中国重新确立了对新疆的主权,巩固了西部边疆,其影响延续至今。左宗棠在捷报中即开始筹划设省、屯垦等长远之策,表明他深知,军事胜利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必须通过有效的行政建制和经济开发,才能真正将这片土地稳固地纳入国家肌体。这使他的功业超越了单纯的“武功”,具备了“文治”的深远内涵。

因此,“底定南疆”不仅是左宗棠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也是晚清在应对边疆危机中一次极其宝贵的、成功的战略实践。它证明了在国力衰微的背景下,凭借坚定的意志、正确的策略和局部优势力量的集中运用,依然能够维护国家的核心领土完整。然而,全疆仍未统一,伊犁仍在俄国手中,下一场更为复杂和艰巨的较量——外交与军事威慑并举的收复伊犁之役,已迫在眉睫。

南疆已平,凯歌响彻天山。但左宗棠的脸上并无多少轻松,他的目光死死盯住地图西北角——伊犁。那里水草丰美,城池坚固,却被沙俄以“代为收复、保管”之名,强占已达十年之久。谈判桌上俄人狡黠蛮横,百般勒索。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年近古稀的左宗棠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移营哈密,“抬棺西征”!他要以必死之决心,为谈判桌上的同僚,撑起最硬的腰杆。这口沉重的棺材,能否吓退贪婪的北极熊?请看下一章:《抬棺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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