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操场站着，手插在裤兜里没动。第七探案组的人围了一圈，手机屏幕还在闪，纽约、东京、巴黎的画面来回跳。
他们问我接下来怎么办。
我没回答，闭上了眼。
意识连着五十个节点，像五十根线同时拉紧。我能感觉到赵培生那边不对劲了。他所在的守钟人基地，数据流开始倒灌，不是系统在控制他，是他正在被系统吃掉。
他的身体在变透明，一层一层地淡下去，像是被人用橡皮擦慢慢抹掉。
这不是死亡，是存在被否定。
我睁开眼，启动“微表情透视”。视野里所有颜色都褪了，只剩下流动的信息。我把焦点对准监控画面中的赵培生——他正靠在控制台边，机械义眼不断往外溢出蓝色光丝，那是数据在逃逸。
我顺着那些光丝看进去。
里面不是代码，是问题。
一行又一行的“谁允许你怀疑？”反复刷屏，像是系统最底层的警戒线。它不让人问，也不许想，一旦有人越界，就会触发清除机制。
赵培生就是清道夫，现在轮到他自己被清了。
他嘴里还在念，声音断断续续：“我……是为了秩序……才存在的……”
可没人回应他。
基地的墙面上浮现出新的字迹：“那你存在的意义，是谁给的答案？”
他猛地抬头，机械义眼剧烈抽搐。数据流突然转向，开始回放他过去的记忆——第一次使用认知黑洞，第一次撕毁通缉令，第一次对着金鱼说“你说谎了”。
这些都不是命令，是他自己做的决定。
可系统不认这个。
它只要一个不会提问的工具，不要一个会思考的守钟人。
我明白了。
系统不怕反抗，不怕暴动，甚至不怕破坏。它真正怕的，是一个明知道可能没有答案，还偏要问出口的人。
这种人没法预测，也没法编码。
因为他们做的事，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像我每次面对尸体都要哼《茉莉花》。我不是为了镇定，也不是为了装酷，就是控制不住。
那首歌是我妈临终前病房广播里放的，也是我破第一个案子时在走廊听到的。我不知道它代表什么，但我一紧张就想唱。
这很蠢，但也很真。
我张嘴，轻轻哼出了第一句。
音调不准，节奏也乱，但我没停。
就在这一瞬间，全球五十个节点的我，全部同步开口。
东京街头那个戴眼镜的学生，纽约铜牛下蹲着抽烟的艺术家，撒哈拉沙漠里裹着头巾的牧民，重庆凌晨煎饼摊前打哈欠的大哥——他们都停下来，张嘴唱起了《茉莉花》。
没有人组织，没有信号，但他们都知道该什么时候开始。
歌声不齐，有的快有的慢，有的跑调到离谱。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五十个声音加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无法复制的频率。
这频率直接撞进了守钟人基地的数据核心。
赵培生的身体抖了一下，机械义眼中的数据流突然中断。那一行“谁允许你怀疑？”的警告文字开始扭曲，接着被另一串字符覆盖：
这是系统的死刑令。
它被设定为：当提问的数量和强度超过答案所能承载的范围时，自动关闭。
但它一直藏着这条指令，假装自己无所不能。
现在，这条代码暴露了。
因为它撑不住了。
赵培生跪倒在地，手指抠住地面，指节发白。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在问：“我到底是谁？”
话没说完，整个人彻底透明。
最后一点影像停留在监控画面上，只有半秒。然后碎了，像玻璃裂开一样，四散成无数光点。
我没有移开视线。
我知道他还留了一句话，在数据崩解前的最后一帧里。
他说：“不可能……它怕的是……我们……还在问……”
这句话没传出来，但我听到了。
因为我也在问。
赵培生消失了，但认知黑洞还没死透。它缩在基地最深处，变成一团灰白色的雾，不再攻击，也不再防御，只是静静地漂浮着。
它在等。
等我们停止提问。
只要有一个问题落下，它就能重新连接逻辑链，卷土重来。
所以我不能停。
我继续唱。
其他节点也在唱。
五十个笨蛋，五十段走调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像一场荒唐的合唱。
突然，那团雾开始震动。
不是被歌声击中，而是被某种更原始的东西刺穿了——是疑问本身。
一个个被删除的记忆片段从雾中浮现：有学生在课堂上举手问“为什么要背标准答案”，有工人在工地墙上写“工资是怎么算出来的”，有孩子指着电视问“警察真的是好人吗”。
这些都是曾被系统判定为“异常”的记录。
他们不是罪犯，只是多问了一句。
现在，这些画面全回来了。
黑洞开始裂开，一道道细缝出现在表面，像是承受不住压力的冰面。
我看到里面浮现出密密麻麻的名字，全是过去几十年里因“思想偏差”被注销的人。他们的脸一张张亮起，眼神清明，嘴角微微上扬。
他们也在问。
问题越多，裂缝越大。
终于，在一声不齐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中，黑洞轰然炸开。
没有巨响，没有冲击波。
只有一片光尘，缓缓洒向世界各地。
北京地铁站的广告屏自动切换成空白页面，几秒后跳出三个字：
“你说呢？”
广州大桥的路灯集体闪烁三下，拼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成都茶馆里，一位老人放下茶碗，看向同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太听话了？”
光尘落下的地方，问题就开始生长。
我不再唱歌了。
操场很安静，风把旗杆吹得晃了晃。
第七探案组的人都盯着手机，没人说话。
林晚秋的笔记本自动翻开，纸面浮现出新数字：78。，再下一秒是91。
她抬头看我：“还能压回去吗？”
我说：“压不回去了。”
她点头，合上本子。
远处教学楼的喇叭又响了，还是机械女声：
“今日无案，但有六十九个问题等待解答。”
比刚才多了十七个。
我笑了。
这时候，手腕上的光痕突然跳了一下。
不是第七把钥匙的反应，是更早之前的某一把。
编号三。
它自己热了起来，像是在提醒我什么。
我想起来了。
那是我在宿舍第一次发现床底铁箱时解锁的能力——“痕迹回溯”。
当时我看到母亲医院监控画面的前一秒，耳边响起的，也是《茉莉花》。
原来从那时候起，我就已经在问了。
只是我自己不知道。
我低头看着手腕，光痕一闪一闪，像在呼吸。
然后，我听见一个声音。
很小，很轻，来自五十个节点的尽头。
一个孩子在哭，一边哭一边问：
“妈妈，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