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工作小组”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三天后的上午于总部第三会议室举行。
会议室不大，椭圆形的深色实木长桌，五把高背座椅。
雅各布并未出席，只派了他的行政秘书作为观察员列席旁听，这更凸显了会议“制定规则”而非“裁决事务”的性质。
秦毅提前十分钟到场，发现菲尔德和德穆兰已经就座。
菲尔德坐在正对门的主位左手边——一个习惯性的、暗示主导权的位置，面前整齐摆放着数份装订精美的文件，正低头用一支昂贵的钢笔在上面做着标记，神情专注，仿佛没注意到秦毅进来。
德穆兰则坐在主位右手，正对着她带来的平板电脑屏幕，手指偶尔滑动，镜片后的目光一如既往的冷静。
秦毅神色如常，对两人点头致意，然后选择了菲尔德对面的位置坐下——既不刻意靠近，也不显得疏远。
他的座位恰好与德穆兰呈斜角，方便交流。
他带来的只有一个轻薄的加密平板和一份简洁的议题提纲。
观察员宣布会议开始，流程按部就班。首先审议的是菲尔德方面提交的议题优先级列表。
“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临时性工作组’的法定边界。”菲尔德率先开口。
“根据现行《哈夫克组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临时机构的设立需明确时限、目标、权限及解散条件。‘特调组’的授权是两个月，这很好。但为了避免‘临时’变‘常设’，甚至产生路径依赖，我建议在指导原则中明确规定：任何临时工作组，若需延期，必须提前三十天提交详细效能评估报告，并由资源调配委员会、全球安全总监办公室及至少三位常任董事组成的联席审查会审议通过。同时，其运行期间产生的所有非标资产、数据成果及人员借调关系，在解散时必须彻底清算、移交或解除，不得遗留任何‘灰色地带’。”
他语调平和，措辞严谨，完全是在就事论事，为组织负责。
但每一句话，都像无形的绳索，试图将“特调组”这样的存在框死在极其狭窄和透明的空间里，尤其是将延期和资产清算的权力，牢牢抓在了他自己和盟友手中。
德穆兰微微颔首，从技术安全角度，她认可清晰边界和彻底清算的必要性，这能降低管理复杂度与潜在风险。
秦毅没有立刻反驳，而是等菲尔德说完，才平静地回应：“菲尔德董事的考虑非常周全。明确的边界和退出机制，对于任何临时性任务都至关重要。”
秦毅先予以肯定，缓和气氛，“‘特调组’完全赞同并愿意遵守相关规定。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内部明确了项目结束后的资产与数据移交清单草案。”
他话锋一转：“不过，关于延期审查的触发条件和审议流程，或许可以更侧重于‘任务必要性’和‘阶段性成果价值’的评估，而非僵化的时间阈值。例如，如果我们在两个月期限临近时，正处在追踪关键线索的紧要关头，或者刚刚取得突破性发现需要深化验证，一个更灵活、更快速的评估机制，或许比长达三十天的固定流程更能保障行动的有效性，避免因程序延误而错失良机。毕竟，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的‘第三方’威胁。”
他看向德穆兰：“德穆兰总监，从安全和效率平衡的角度，您认为是否可能设计一种‘快速通道’评估机制？”
“比如，由安全总监办公室先进行技术风险与成果初评，再联动资源委员会进行资源影响评估，缩短决策链条？”
德穆兰推了推眼镜，思考了几秒：“技术上可行。需要定义清晰的‘紧要关头’或‘突破性发现’标准，并建立对应的简化报告模板和多方实时审议平台。但这需要额外的技术支持和流程授权。”
菲尔德脸色不变，但眼神微沉。
秦毅没有直接反对他的提议，而是提出了一个更灵活、且将德穆兰拉入决策核心的替代方案，这很高明。
“具体标准可以讨论。”菲尔德不置可否，将议题推进到下一个，“第二点，关于跨部门数据共享，特别是非标准或匿名数据源。我的团队认为，必须确立‘最小必要原则’和‘分级授权流程’。”
“任何数据调用，必须事先明确使用目的、范围、期限，并获得数据所属部门主管及安全总监办公室的书面或电子授权。”
“匿名数据源，鉴于其不可追溯性，原则上不应纳入正式分析决策，只能作为辅助性参考，且其接收和处理必须在安全总监办公室指定的隔离环境中进行，并全程留痕。”
这一条针对性更强，几乎是要阉割“特调组”从刘杰等人那里获得匿名线索的能力，将信息流动重新纳入层层审批的官僚管道。
秦毅这次没有退让，他坐直了身体，目光坦诚地看向菲尔德和德穆兰：“菲尔德董事，德穆兰总监，我理解对数据安全的严格把控。但‘最小必要’原则，在应对未知威胁时，有时很难事先精确界定。至于匿名数据源”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郑重，“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是我们感知内部潜在风险的唯一早期预警渠道。完全排斥或过度限制，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宝贵的反应时间。”
他抛出“技术委员会的不幸事件”这个模糊但敏感的指代，菲尔德眼神一闪，德穆兰的注意力也明显集中起来。
他们都知道秦毅在指什么。
“因此，”秦毅继续说道，“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思路。不是禁止或限制匿名信息，而是建立一套安全、可控、可审计的匿名信息上报与验证通道。这正是我上次向德穆兰总监提过的构想。通过技术手段，在保护信息提供者身份的前提下，确保信息的可追溯性、可验证性，并将其纳入受监督的分析流程。这样，既能保护愿意为组织安全发声的基层人员，又能将灰色信息流纳入正式监管，化风险为资源。”
他看向德穆兰：“总监，我们初步的技术方案已经发给您的办公室，是否具备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德穆兰点了点头，调出一份文件：“我审阅过初步方案。从技术架构看，实现匿名性与可控性的平衡是可能的，但需要解决密钥管理、信息防篡改和溯源触发机制等具体问题。可以作为专项议题深入论证。”
菲尔德没想到秦毅和德穆兰已经就这个问题有了前期沟通，而且德穆兰表现出技术上的开放性。
他意识到在数据管控的具体技术路径上，自己可能不如德穆兰专业，强行反对会显得外行。
他迅速调整策略。
“技术可行性是一方面，管理原则是另一方面。”菲尔德语气依旧平稳。
“即便建立这种通道，也必须明确其使用边界、审批权限和法律责任。不能因为技术可行，就大开方便之门。我建议，将此通道的启用、任何通过此通道获得的信息的使用，都必须经过联合工作小组至少两名副组长的联合批准。并且，要建立严格的事后评估机制，防止滥用或误判。”
这是要将匿名通道的开关和信息的生杀大权，牢牢控制在三人小组手中，尤其是他可以通过影响德穆兰或制造分歧来实际掌控。
会议陷入了短暂的僵持。
菲尔德的提议从管理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实际运作中可能极大地限制该通道的时效性和可用性。
秦毅没有选择硬顶，他看了看时间，提议道：“关于匿名通道的具体管理细则，涉及技术实现与流程管控的复杂交织，或许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由德穆兰总监牵头，技术专家和流程管理人员共同参与的专项技术小组进行深入设计，再将成熟方案提交工作小组审议。这样既能保证专业性，也不影响我们今天讨论其他框架性原则。”
德穆兰对此表示赞同。
菲尔德权衡利弊，勉强点头——他不能在技术细节上表现得太强势，否则会引起雅各布和德穆兰的反感。
会议接着讨论了菲尔德的第三个议题：定期效能与成本审计。
秦毅对此没有异议，反而主动提出可以每两周提供一次简明的效能自评报告，欢迎资源委员会和安全办公室随时进行抽查。
这种坦荡的态度，让菲尔德准备好的“加强监管”说辞失去了锋芒。
随后，轮到了秦毅和德穆兰的议题。
秦毅重点提出了关于“建立内部异常行为宏观感知模型”的构想，但他谨慎地将其包装为“利用现有数据分析工具，提升组织整体健康度与风险抵御能力的探索性研究”，强调其“模式分析、非针对个人、结果导向预警”的特点，并主动邀请德穆兰办公室全程监督模型构建与数据使用。
德穆兰对此表现出浓厚的专业兴趣，但同样强调需要明确的伦理边界和监督机制。
菲尔德则警惕地审视着这个提议，他本能地感到这可能是一种变相的内部监控，但秦毅强调的“非针对个人”和“宏观感知”又让他难以直接反对，尤其是德穆兰表现出技术上的支持倾向。
最后，菲尔德“不经意”地提及了技术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旧矿场遗址安全风险”的报告，建议对该区域进行隔离和定期巡查。秦毅心中了然，面上却不动声色，表示“特调组”也会在行动中注意该区域的安全状况，并愿意与相关部门共享非敏感的地形勘察数据。
会议进行了近三个小时。
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拍桌子瞪眼，只有平静的陈述、严谨的辩论、微妙的妥协和暗藏机锋的试探。
结束时，菲尔德面色如常，收拾文件的速度不疾不徐，与秦毅和德穆兰礼貌道别。但秦毅能感觉到，那双看似平静的眼睛深处，审视与权衡的光芒更盛。
德穆兰则直接走向秦毅，低声交流了几句关于匿名通道技术细节的问题，约定下次专项讨论的时间。
第一次交锋，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汹涌。
秦毅知道，菲尔德绝不会就此罢手。规则制定权的争夺才刚刚开始，而他和他的“革新派”理念，必须在接下来的每一次讨论、每一个技术细节、每一次资源博弈中，证明自己的价值与韧性，才能在这张由雅各布搭建、菲尔德试图掌控的规则之网中，找到属于自己、也能惠及同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议事厅的硝烟，无形，却已悄然弥漫。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