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五天，弗里茨约维尔纳见面。
他们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一家嘈杂的小酒馆碰头。
维尔纳坐在角落的位置，看着弗里茨推门进来，神色有些紧张。
弗里茨在他对面坐下，压低声音说：“他们来找我了。
97
“说了什么？”
“要我伪造你和一个“西方间谍“见面的照片。给了我你的照片，还有另一个男人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答应他们了，”弗里茨说，“但按你说的做。”
维尔纳满意地点点头。“多久能做好？”
“一周。他们催得很急，但这种活儿急不得。做得太快，反而容易露馅。”
“小心点。”维尔纳说完，起身离开了酒馆。
他走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点上支烟。
下班的工人们拖着疲惫的步子往家走。街边的宣传栏里贴着“警剔西方特务渗透”的海报，上面画着一个戴黑帽子、鬼鬼祟祟的男人形象。
讽刺的是，真正的陷害正在暗处蕴酿，而那些海报对此一无所知。
弗里茨的暗房里，红色的安全灯把整个房间染成一片诡异的猩红。
他站在放大机前，小心翼翼地调整着镜头。
放大机的台板上，夹着两张底片—
一张是维尔纳站在某条街角的照片，另一张是那个陌生男人递交文档袋的动作。
弗里茨要做的，就是把这两张底片，合成在一张相纸上，让它看起来，象是两人在秘密会面。
他先把维尔纳的底片放上去，用一张剪裁精密的黑色卡纸，遮住底片的一半，只让维尔纳的身影曝光在相纸上。
卡纸是他花了两个小时一点点切出来的。他关掉放大机的灯，换上第二张底片，再用另一张精确裁剪的卡纸，遮住已经曝光过的部分，让那个陌生男人的影象印在相纸的空白处。
这是最考验技术的一步。
卡纸必须严丝合缝，曝光时间必须精确到十分之一秒，否则两个影象的明暗就会不一致。
但弗里茨是老手，这对他来说不是问题。
只是，他故意做了点手脚。
在放第二张底片的时候，他把放大机的角度调整了三度。
这点偏差微乎其微，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如果用专业工具，测量照片中影子的角度，就会发现两个人物的光源方向有细微差异。
他把相纸放进显影液里，看着影象慢慢浮现出来。
液体表面泛起细密的气泡，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化学品味道。
照片上，维尔纳和那个陌生男人，站在一条昏暗的小巷里，看起来正在交谈。
男人手里拿着个文档袋，象是在递给维尔纳。
构图完美，光线自然，人物清淅。
如果不是专业人士仔细检查，根本看不出这是张合成照片。
但弗里茨知道，这张照片经不起史塔西鉴证科的检验。
在显影的过程中，他故意在合成局域多浸泡了五秒钟。
这会让那部分的显影剂残留浓度略高于其他局域—差异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化学分析仪器能检测出来。
他用镊子夹起照片，放进定影液里。
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极细的手术刀，在照片的合成边缘轻轻刮了几下。
刮痕细如发丝，即使凑近看也看不清楚，但显微镜下，那些被刮过的银盐颗粒，会呈现出明显的断裂痕迹。
弗里茨把照片夹在晾片架上，关掉了暗房的红灯。
窗外传来电车驶过的声音。
克虏伯的办公室，一栋老式公寓的四楼。
房间布置得很讲究。
墙上挂着一幅泛黄的柏林老地图，书架上摆着几本精装的德文书籍，桌上放着一套银质茶具—这在物资匮乏的东德，是难得的奢侈品。窗外是一片老旧的红砖建筑，烟囱里冒着灰蒙蒙的烟。
克虏伯坐在书桌后面，慢慢擦拭着一副老式的怀表。
他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的皱纹很深，但眼神依然锐利。
他穿着一件裁剪得体的深灰色西装，虽然面料已经有些旧了，但依然熨烫得笔挺。
施耐德站在他面前，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老板，照片做好了。
克虏伯没有立刻去拿，而是继续擦拭怀表。
擦完后，他把怀表放进口袋，然后才慢条斯理地打开纸袋，取出那五张照片。
他把照片一张张摆在桌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副老花镜戴上，仔细端详每一张。
办公室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滴答滴答的声音。
看了足足五分钟，克虏伯才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做得不错。那个照相馆的人很专业。”
“是的，老板。”施耐德说，“弗里茨是个老手，以前给西边的人干过活。”
克虏伯点点头，从桌上的雪茄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用雪茄剪仔细剪开，然后慢慢点燃。他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缓缓上升。
“施耐德，”他说，声音平静得象在讨论天气，“你知道园艺的诀窍吗？”
施耐德愣了一下。“老板？”
“我年轻的时候，家里有个花园。”克虏伯吐出口烟雾，“我父亲教我，如果想让花园保持整洁，就不能让杂草长起来。但也不能一看见杂草就拔一那样太累，也容易伤到好的植物。”
他停顿了一下。
“正确的做法是，等杂草长到一定高度，根系还不够深的时候，连根拔起。干净，彻底，不留后患。”
施耐德咽了口唾沫。“我明白了，老板。”
他把雪茄放在烟灰缸上，拿起那五张照片，整齐地叠在一起。“现在，是时候让他明白这个道理了。”
克虏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上好的信纸和一支钢笔。
他在信纸上慢慢写着：“致史塔西反间谍处：
一位忠诚的公民”
他把信折好，连同照片一起装进一个新的牛皮纸信封，仔细封口。
“明天一早，”克虏伯把信封递给施耐德，“去邮局寄出去。记住，戴帽子，压低帽檐，别让人看清你的脸。”
“是，老板。”施耐德接过信封。
“还有，”克虏伯从雪茄盒旁边拿起一个小信封，也递给施耐德，“这是给弗里茨的尾款。告诉他，这件事到此为止，以后不要再提。”
施耐德点点头，转身要走。
“施耐德。”克虏伯叫住他。
“老板？”
“记住，”克虏伯重新拿起雪茄，语气依然平静，“杂草清理干净后，花园才能重新繁荣。我们做的，是为了黑市的秩序。”
施耐德站直身体。“我明白，老板。”
他离开后，克虏伯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慢慢抽着雪茄。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把街道照得昏黄。
他想起年轻时候的自己，那时候，他也象维尔纳一样雄心勃勃，想在乱世里闯出一片天地。
但最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不属于最聪明的人，也不属于最勇敢的人，而是属于最有耐心的人。
但他很快就会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