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伦敦的愤怒与反省
1914年11月10日，伦敦战争办公室地下会议室。
潮湿的墙壁上凝结着水珠，空气中弥漫着雪茄烟雾和陈旧纸张的气味。帝国总参谋长基奇纳勋爵的手指重重敲击着橡木桌面，每一声敲击都像是对在场每个人的谴责。
“坦噶的惨败，”他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压迫感，“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挫折，而是大英帝国自祖鲁战争以来在殖民战场上最可耻的失败。8000人对抗1000人，结果呢？”他停顿，目光扫过会议室里每一张面孔，“我们的伤亡是敌人的五倍！”
墙上的大幅东非地图用红色标记标出了坦噶的位置，旁边用黑色墨水写着触目惊心的数字：英军伤亡4872人，德军伤亡不到300人。
“艾特肯将军已经解除职务，”基奇纳继续说，“但这不够。我们必须彻底重组东非军队，重新制定战略。温斯顿？”
丘吉尔从座位上站起，他的圆脸上没有了往日的自信，取而代之的是凝重的神色：“海军方面已经全面评估。‘柯尼斯堡号’仍然威胁着我们的海上航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认识到，东非战争与欧洲战争完全不同。”
他走向地图，用指示棒点着东非海岸线：“这是长达800英里的海岸线，内陆是广袤的高原、丛林和山脉。德军指挥官莱托-福尔贝克证明了自己是丛林战大师。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欧洲战术对付他。”
会议室陷入了沉默。窗外传来伦敦街头的马车声，与室内的压抑气氛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需要一个新指挥官，”基奇纳打破沉默，“一个了解非洲、懂得非常规战、并且有足够威望重整士气的人。”
所有人的目光转向会议室角落。那里坐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军官，穿着整洁但略显陈旧的军服，胸前挂着南非战争和索马里兰战役的勋章。他一直在安静地做笔记，灰蓝色的眼睛透露出冷静和智慧。
“斯马茨将军，”基奇纳说，“你认为东非战局的关键是什么？”
斯马茨，这位前布尔军指挥官、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现任南非联邦国防部长，以其在第二次布尔战争中领导游击战的经历而闻名。他理解非对称战争，懂得如何在广阔地域与优势敌人周旋——这些正是英军在东非急需的经验。
“内阁已经决定，”基奇纳宣布，“任命斯马茨将军为东非远征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所有在德属东非的英联邦部队。你的任务是在六个月内重组军队，并在一年内击败莱托-福尔贝克。”
斯马茨平静地点头：“我接受任命，但有三个条件：第一，完全指挥权，不受伦敦微观管理；第二，充足的医疗和后勤支持；第三，招募和训练非洲本地部队。”
“全部同意。”基奇纳毫不犹豫，“你需要什么？”
斯马茨站起身，走到地图前：“首先，我需要时间。不能急于发动下一次进攻。其次，我需要从南非调来我的老部下——他们了解游击战。第三，我们需要彻底改变战术思想。”
会议持续到深夜。当伦敦塔桥的钟声敲响午夜十二点时，一份名为“东非军事重组与战略调整”的机密文件已经起草完毕。这份长达五十页的文件将彻底改变英国在东非的战争方式。
第二章：蒙巴萨的重组
1914年12月1日，英属东非首府蒙巴萨。
港口城市蒙巴萨在12月的热浪中蒸腾。印度洋的暖风带着咸腥味吹过街道，而比天气更热的是兵营中涌动的变革浪潮。
斯马茨将军抵达的第二天，就在葡萄牙堡垒改建的司令部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军官会议。两百多名军官挤在原本是仓储室的大厅里，许多人脸上还带着坦噶战役留下的阴影。
“先生们，”斯马茨站在简陋的木制讲台后，没有军人的威严姿态，更像一位大学教授，“我知道你们经历了什么。坦噶的失败不是你们的耻辱，而是过时战术和错误前提的必然结果。”
他停顿，让翻译将他的话译成乌尔都语、斯瓦希里语和南非荷兰语。
“从今天起，我们忘记欧洲的战争方式。在东非，赢得战役的不是最猛烈的炮火，而是最适应环境的军队。我们的重组将从五个方面展开：指挥结构、部队构成、训练体系、后勤保障和情报网络。”
参谋军官开始分发厚厚的手册。封面上印着：“东非战地手册第一版——热带作战指导原则”。
“首先是指挥结构改革。”斯马茨背后的幕布落下，露出新的组织结构图，“我们将废除传统的师-旅-团结构，改为灵活的‘机动纵队’系统。每个纵队1500-2000人，自成一体，具备独立作战能力。”
来自南非的第1骑兵团指挥官范德韦特上校举手提问：“将军，分散兵力不是违背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吗？”
“在东非，集中大规模部队意味着巨大的后勤负担和疾病风险。”斯马茨回答，“莱托-福尔贝克的战术是机动游击，我们需要以灵活对灵活。每个纵队都能追击、包围、设伏，同时又能迅速集结应对重大战役。”
他详细解释了新结构：每个机动纵队包括三个步兵营、一个机枪连、一个骑兵侦察队、一个工兵排、一个医疗分队和充足的本地搬运工。指挥官被赋予极大自主权，可以根据战场情况自行决策。
“第二，部队构成改革。”斯马茨切换了图表，“我们将大幅增加非洲本地部队的比例。金斯非洲步枪团将扩充到六个营，每个营800人。”
会议室里响起议论声。许多英国军官对非洲士兵的战斗力表示怀疑。
“我知道你们的顾虑，”斯马茨平静地说，“但让我告诉你们：非洲士兵比我们更适应这里的环境。他们能发现我们注意不到的痕迹，能在丛林中无声移动，能忍受我们无法忍受的艰苦。而且，他们更少患热带疾病。”
来自尼亚萨兰（今马拉维）的英军少校查尔斯·坦普尔站起来：“将军，非洲士兵的忠诚度如何保证？他们可能更同情德国人。”
“用尊重和公平对待保证。”斯马茨坚定地说，“我们将支付与印度士兵同等的军饷，提供相同的医疗照顾，给予表现优异者晋升机会。最重要的是，向他们解释我们作战的目的——不是殖民征服，而是结束战争，恢复和平。”
这一理念在当时是革命性的。殖民军队通常将非洲士兵视为次等人员，但斯马茨认识到，要在非洲赢得战争，必须赢得非洲人的支持。
接下来的三周，蒙巴萨变成了巨大的军事改革实验室。斯马茨从南非调来了150名有布尔战争经验的军官和士官，他们组成了新的训练团队。
第三章：训练革命
1914年12月15日，蒙巴萨以北的塔韦塔训练营地。
清晨5点，天刚蒙蒙亮，新组建的第1机动纵队的士兵们已经被哨声唤醒。这与以往的起床时间不同——斯马茨修改了作息表，让士兵在最凉爽的早晨和傍晚训练，中午最热时休息。
“第一课：认识你的敌人。”范尼凯克上尉站在队列前。这位前布尔游击队员留着浓密的胡须，眼神锐利如鹰。
“你们的敌人不只是德国人，”他用带有浓重南非口音的英语说，“还有这个。”他指着周围的丛林，“还有这些。”他指向训练营医院的方向，“疟疾、痢疾、黑水热、舌蝇病。在东非，疾病杀死的士兵比子弹多三倍！”
士兵们穿着新配发的卡其色短裤和短袖衬衫——这是斯马茨改革的另一项内容。传统的厚重军服被更适合热带气候的轻便服装取代，钢盔内衬了软木隔热层。
“现在，学习第一项技能：如何喝水。”范尼凯克举起军用水壶，“所有的水必须煮沸三分钟，或者用消毒片处理。看到任何水源，不管多清澈，都不要直接喝。违反这一条，你可能会在三天内死于痢疾。”
训练从基础生存技能开始：如何搭建防蚊帐篷，如何识别可食用植物，如何避开毒蛇和有毒昆虫，如何在丛林中保持方向。
下午的战术训练更是颠覆性的。在模拟的丛林训练场，士兵们学习的不再是整齐的队列冲锋，而是分散的小队渗透战术。
“看这里，”范尼凯克指着一片看似普通的丛林，“德国人可能在这里设伏。注意地面：有没有折断的树枝？有没有不自然的树叶堆积？注意声音：鸟叫声突然停止可能意味着有人靠近。”
来自旁遮普的第23步兵营士兵们最初不适应这种训练。他们习惯了开阔地带的正面作战，对丛林感到陌生和恐惧。
“中士，我们真的要在这种地方打仗吗？”年轻士兵卡比尔问道，他的眼睛警惕地扫视着茂密的植被。
“是的，而且你要学会喜欢它。”来自南非的教官回答，“在丛林里，弱者可以战胜强者，小部队可以伏击大部队。德国人教会了我们这一课，现在我们要学得更好。”
射击训练也完全不同。传统的标靶射击被移动目标射击取代，士兵们学习在复杂地形中快速瞄准、射击、转移位置。每个班配备两挺刘易斯轻机枪，士兵们学习如何用机枪提供掩护火力，而不是像在欧洲那样集中使用。
“记住，”范尼凯克强调，“在东非，火力不是数量，而是时机和位置。一挺精心布置的机枪，比十挺随意布置的更有用。”
夜幕降临时，训练转入夜间作战。士兵们学习利用星光和月光行动，如何保持静默，如何使用手势信号而不是声音命令。
“德国人在坦噶利用了黑暗制造恐惧，”范尼凯克告诉士兵们，“现在我们要让黑暗成为我们的盟友。”
医疗训练同样重要。每个士兵都学会了基本的急救技能：止血、固定骨折、处理蚊虫叮咬。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识别热带疾病的早期症状。
“疟疾发作时你会感到忽冷忽热，必须立即报告。”威尔逊少校——坦噶战役的幸存者——反复强调，“早一天治疗，生存机会就大得多。”
威尔逊本人是斯马茨医疗改革的强烈支持者。在坦噶，他目睹了数百名士兵因疾病而非战斗伤亡。“将军，”他曾对斯马茨说，“如果我们不能控制疾病，再多士兵也没用。”
斯马茨的回应是建立了一套革命性的医疗体系：每个机动纵队配备完整的野战医院，包括手术帐篷、隔离病房和药房；沿进攻路线建立医疗中继站；最重要的是，强制使用奎宁预防疟疾——每天每名士兵必须服用规定剂量的奎宁，由军官监督。
“这比弹药更重要，”斯马茨在医疗会议上说，“一个健康的营胜过三个生病的团。”
第四章：情报网络的重建
1915年1月10日，蒙巴萨情报中心。
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建筑外没有任何标志，内部却是繁忙的情报枢纽。这里是斯马茨重组计划中最机密的部分：东非联合情报处。
“坦噶失败的首要原因是情报失败，”迈纳茨哈根在第一次情报会议上说，“我们不知道珊瑚礁，不知道地形，不知道德军兵力部署。从今天起，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地图、照片、报告和土着手工艺品。墙上挂着巨大的德属东非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各种符号。
“我们建立了四层情报网络。”迈纳茨哈根向斯马茨汇报，“第一层：空中侦察。”
他展示了皇家海军航空服务队提供的照片。三架be2a侦察机已经抵达蒙巴萨，虽然航程有限，但可以提供德军在沿海地区的部署情况。
“第二层：地面侦察队。”迈纳茨哈根指着地图上的标记，“我们组建了二十支侦察小队，每队五人，由熟悉地形的非洲向导带领。他们深入德军控制区，收集地形、道路、水源信息。”
“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斯马茨问。
“伪装和分散。他们扮成商人、猎人、流浪者。不使用无线电，信息通过信使或预定暗号传递。”
“第三层：信号情报。”迈纳茨哈根带斯马茨来到隔壁房间，这里有几台无线电监听设备，“德军使用无线电机密程度不高，我们可以截获部分通信。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无线电信号定位他们的指挥部。”
斯马茨点头：“莱托-福尔贝克喜欢机动，但指挥部相对固定。”
“第四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人力情报。”迈纳茨哈根的声音降低，“我们在德国控制区建立了情报网。有些是反对德国统治的部落首领，有些是被德军征召的搬运工，有些甚至是德国殖民政府中的非洲雇员。”
这是风险最大但回报最高的情报来源。迈纳茨哈根亲自招募和培训间谍，设计了一套复杂的密码系统和秘密传递点。
“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些关键信息，”迈纳茨哈根报告，“德军总兵力约3000名正规军，加上约6000名辅助部队。他们的主要基地在莫罗戈罗，但莱托-福尔贝克本人经常在前线移动。”
“补给情况？”
“这是他们的弱点。海上封锁已经生效，德军依赖缴获的物资和本地生产。药品尤其缺乏。如果我们可以切断他们的补给线，他们的战斗力会迅速下降。”
斯马茨仔细研究地图：“我们需要知道他们的机动路线、补给仓库位置、与当地部落的关系。”
“已经在进行中，将军。但需要时间。好的情报不是几天能建立的。”
“给你时间，但必须准确。”斯马茨强调，“下一次进攻，我们不能有任何意外。”
情报工作的另一项创新是“心理战”部门的建立。迈纳茨哈根提议，不仅要收集情报，还要主动影响敌人的判断。
“我们可以散布假情报，制造内部猜疑，甚至策反德军的非洲士兵。”他建议。
斯马茨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设定了严格界限：“不允许针对平民，不允许使用酷刑，不允许违背战争公约。我们要赢得战争，但不能失去道德。”
到1915年1月底，新的情报网络开始产生效果。侦察队带回了详细的路线图，空中照片显示了德军的防御工事，人力情报提供了德军内部动态。
迈纳茨哈根最得意的成果是一份完整的德军作战手册副本，由一名德国殖民官员的非洲仆从偷偷复制。这份手册详细记录了德军的战术原则、信号密码和应急计划。
“现在，我们可以在他们行动前预测他们的行动。”迈纳茨哈根对斯马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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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后勤革命
1915年2月1日，蒙巴萨港口。
如果说坦噶战役暴露了英军的战术缺陷，那么后勤失败同样致命。8000人的部队，补给却混乱不堪：弹药与食品混装，医疗物资严重不足，运输工具匮乏。
斯马茨的重组计划中，后勤改革占据核心地位。验丰富的后勤军官埃德加·布里顿准将负责这项工作，给予他近乎独断的权力。
“将军的要求很简单，”布里顿在第一次后勤会议上说，“每个士兵在前线必须有足够的食物、干净的饮水、充足的弹药和及时的医疗支持。实现这个‘简单’要求，需要彻底改革我们的整个后勤体系。”
改革从蒙巴萨港口开始。布里顿引入了南非铁路系统的管理经验，将港口划分为专用区域：卸货区、仓储区、分拣区、装载区。每条运输船都有精确的时间表，每件货物都有详细的标签。
“在坦噶，我们花了三天卸货，因为什么都混在一起。”布里顿指着新建的仓储棚说，“现在，药品和医疗设备在第一仓库，食品在第二仓库，弹药在第三仓库，装备在第四仓库。每个仓库有专门的搬运队，他们只处理一类物资。”
更重要的是运输方式的改革。布里顿认识到，东非缺乏道路，雨季时更是泥泞不堪，传统的马车运输效率低下。
“我们需要四种运输方式：铁路、汽车、驮畜和人。”他在报告中写道，“铁路用于长距离大宗运输，汽车用于有道路的地区，驮畜用于崎岖地形，搬运工用于最后几英里。”
他大规模扩充了“搬运工军团”。到1915年2月，有超过3万名非洲搬运工受雇于英军，他们来自英属东非、乌干达、尼亚萨兰和罗得西亚。与以往不同，这些搬运工得到合理的报酬、充足的食物和医疗照顾。
“每个搬运工每天获得15磅玉米粉、05磅豆类、少量盐和肉，以及固定的工资。”布里顿规定，“生病的搬运工立即送入医院，而不是被遗弃。”
这一政策不仅提高了运输效率，更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许多搬运工自愿提供情报，甚至帮助英军寻找隐蔽的小路。
汽车运输是另一项创新。布里顿从南非调来了200辆福特t型卡车，这种简单可靠的车辆能够适应东非的恶劣路况。他在主要路线上建立了加油站和维修点，确保运输不中断。
“但汽车需要道路，”布里顿对斯马茨说，“我们需要工兵部队。”
于是，工兵部队从500人扩充到2000人。他们的任务不仅是修建道路，还要建造桥梁、挖掘水井、搭建营地。每个机动纵队都配有工兵分队，能够独立解决工程问题。
医疗后勤尤其受到重视。布里顿建立了三级医疗体系：前线急救站、移动野战医院、后方基地医院。伤员可以在几小时内从战场运送到手术台，这在一战的殖民战场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还建立了专门的医疗补给线，”医疗总监威尔逊少校报告，“奎宁、消毒剂、绷带、手术器械通过优先通道运输。，疾病伤亡将减少70。”
到1915年2月中旬，新的后勤系统开始试运行。一次模拟演习中，一个1500人的机动纵队在五天内部署到200英里外，全程保持充足补给。
“这证明了改革的成功，”布里顿自豪地向斯马茨汇报，“但我们真正的考验是实战。”
第六章：战略谋划
1915年2月20日，斯马茨的司令部。
墙上挂着最新的德属东非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德军部署、地形特征、道路网络和部落分布。斯马茨站在地图前，身边围着他的核心参谋团队：迈纳茨哈根（情报）、布里顿（后勤）、范德韦特（作战）、威尔逊（医疗）。
“先生们，”斯马茨开始，“经过三个月的重组，我们的新军队已经初具雏形。现在需要制定反击战略。理查德，请先介绍敌情。”
迈纳茨哈根走到地图前：“莱托-福尔贝克目前的部署如下：主力约2000人驻扎在莫罗戈罗地区，控制中央铁路线；约500人防守达累斯萨拉姆；约300人在坦噶地区，修复防御工事；其余部队分散在边境地区巡逻。”
“他的意图是什么？”范德韦特问。
“根据截获的通信和情报分析，他预计我们会从沿海进攻，直捣达累斯萨拉姆。因此他在沿海加强了防御，特别是坦噶地区。”
斯马茨微笑：“很好。那么我们就从内陆进攻。”
所有人都愣住了。传统思维认为，征服德属东非必须从沿海开始，占领港口作为补给基地。
“将军，内陆进攻意味着更长的补给线，更复杂的地形。”范德韦特提出质疑。
“也意味着出其不意。”斯马茨回答，“莱托-福尔贝克是游击战大师，他会预料到我们从海上进攻。我们要反其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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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向地图上的英属东非与德属东非边界：“这里，塔韦塔地区。我们从这里突破，直插德属东非的心脏。”
参谋们围拢过来。斯马茨详细解释他的计划：
“第一阶段：三路佯攻。第一路从蒙巴萨威胁坦噶，第二路从坦桑尼亚湖区威胁西部边境，第三路从尼亚萨兰威胁南部边境。目的是分散德军注意力，让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攻方向。”
“第二阶段：主力从塔韦塔突破。第1、第2机动纵队共4000人，穿越边境，占领关键的铁路枢纽莫希。这里控制着通往乞力马扎罗地区和中央高原的道路。”
“第三阶段：一旦占领莫希，我们有两个选择：向东切断沿海德军的退路，或向西直捣莫罗戈罗。根据德军反应决定。”
范德韦特研究着地图：“这个计划的最大风险是补给线。从塔韦塔到莫希有150英里，全是丛林和山地。”
布里顿接口：“这正是我们后勤改革的目的。我已经规划了三条补给路线：驮畜路线、搬运工路线和可能的空中补给。皇家海军航空服务队答应提供两架运输机，虽然运量有限，但可以运送关键物资。”
“疾病呢？”威尔逊问。
“我们选择了最健康的路线，避开了疟疾高发区。而且，每个纵队都配备了完整的医疗支持。”
会议持续了八个小时。每个细节都被反复推敲：行军速度、通讯保障、应急预案、与佯攻部队的协调。
最后，斯马茨总结：“这个计划的核心是机动和出其不意。我们不寻求与德军主力决战，而是不断移动，攻击薄弱点，迫使他们分散兵力。记住，我们的优势不是火力，而是灵活性和后勤支持。”
“时间表呢？”有人问。
“佯攻从3月1日开始。主力3月15日出发。预计4月初抵达莫希。如果一切顺利，雨季开始前（4月中旬）我们可以取得决定性进展。”
散会后，斯马茨独自留在会议室。夜幕降临，煤油灯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他再次审视地图，想象着即将展开的战役。
这不是他第一次在非洲作战。布尔战争期间，他领导游击队与英军周旋两年，深知游击战的优劣。现在，角色反转，他要用游击战的方法对付游击战大师。
“莱托-福尔贝克，”他低声自语，“让我们看看谁更了解非洲。”
第七章：最后准备
1915年2月25日，塔韦塔前线基地。
距离边境仅十英里的塔韦塔基地已经建成一个功能齐全的军事城镇。帐篷整齐排列，仓库堆满物资，医院设备完善，甚至有一个小型机场供侦察机使用。
斯马茨亲自视察前线。他走过训练场，士兵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实战演练；他检查仓库，确保物资分类清晰、数量充足；他访问医院，与医护人员讨论疾病预防措施。
在第1机动纵队指挥部，他召见了纵队长官范德韦特上校和主要军官。
“士兵们状态如何？”斯马茨问。
“士气高涨，将军。”范德韦特回答，“新训练方法很有效，士兵们对丛林不再恐惧，反而有些期待。他们想证明坦噶的失败已经成为过去。”
“医疗准备？”
医疗官报告：“每个士兵都完成了疟疾预防疗程。我们储备了足够三个月的奎宁。野战医院可以处理200名伤员，并设有隔离病房。”
“情报支持？”
迈纳茨哈根派来的情报官展示最新的边境地图：“我们已经派侦察队越过边境，确认了行军路线。德军在边境只有少量巡逻队，主要兵力集中在沿海。”
斯马茨点头：“记住，速度是关键。一旦越过边境，必须快速移动，不给德军反应时间。”
2月28日，斯马茨召开了战前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所有机动纵队指挥官、后勤主管、情报官员、医疗总监齐聚一堂。
“先生们，”斯马茨的声音平静而坚定，“明天，佯攻开始。两周后，我们从这里出发。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行动，更是对新军队、新战术、新理念的考验。”
他环视房间里的每一张面孔，这些来自英国、南非、印度、东非的军官们，如今是一个团队。
“我们有三项优势：第一，出其不意。德军预料我们攻击沿海，我们偏要攻击内陆。第二，准备充分。过去三个月的重组，使我们成为第一支真正适应东非战场的英联邦军队。第三，当地支持。我们尊重非洲人民，赢得了他们的帮助。”
他停顿片刻：“但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胜利。胜利需要纪律、勇气和智慧。我要你们记住：尊重敌人，保护平民，坚持荣誉。我们不仅要赢得战争，还要赢得和平。”
会议结束后，斯马茨独自走向基地外的山坡。从这里可以望见德属东非的群山，在夕阳下呈现深紫色。那里有未知的危险，也有决定性的机会。
他想起了伦敦战争办公室的那次会议，基奇纳勋爵的期望，丘吉尔的质疑，还有自己的承诺。六个月重组，一年内击败莱托-福尔贝克。时间已经过半，真正的考验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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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处，士兵们在唱着一首斯瓦希里语行军歌。歌词大意是：“我们走过丛林，我们越过山河，为了和平的日子。”这是斯马茨鼓励创作的歌曲之一，旨在建立部队的集体认同。
“将军，”副官轻声走来，“最后一班补给列车到了。布里顿准将报告，所有物资就位。”
斯马茨点头：“告诉部队，按计划行动。愿上帝保佑我们所有人。”
夜幕完全降临，塔韦塔基地灯火通明，却异常安静。士兵们早早休息，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储备体力。军官们最后一次检查计划，确保每个细节无误。
在东非的星空下，一支全新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他们吸取了坦噶的惨痛教训，经历了三个月的彻底改革，现在要证明这种改革的价值。
斯马茨回到指挥部，在日记上写下：“1915年2月28日，塔韦塔。准备完成。明天开始佯攻，两周后主力出击。我们的计划大胆而冒险，但战争本就是冒险的事业。上帝保佑，愿我们的准备足够充分，愿士兵们的勇气足够坚定，愿和平早日降临这片土地。”
他合上日记，吹灭煤油灯。窗外，银河横跨天际，千万颗星星静静闪烁，对即将到来的人类争斗漠不关心。但在塔韦塔基地，每个人都明白，这场重组后的第一次反击，将决定东非战争的走向，也将检验殖民战争是否可以有新的打法。
坦噶的耻辱必须洗刷，但不是通过盲目的复仇，而是通过更智慧的战争方式。这正是斯马茨重组计划的终极目标：不仅赢得战役，更要改变战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