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春天来得迟，却带着一股破土而出的、不容忽视的力量。残雪尚未化尽，黑土地已在向阳处露出深沉的底色，杨树柳枝鼓起坚硬的芽苞。这座城市，刚刚送走漫长战争的阴霾，又即将迎来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建设热潮。
当李云龙和赵刚率领的考察团专列缓缓驶入沈阳站时，月台上已经聚集了东北党政军及主要工业企业的负责人。没有鲜花锣鼓，气氛庄重而热切。每个人都清楚，这两位刚刚被授予中将军衔、肩负中央重托的“封疆大吏”带回来的，将不仅仅是几箱考察资料和满脑子的见闻，更可能是一把决定东北未来几十年命运的“钥匙”。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一场决定东北工业重建与发展走向的、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在东北局（此时东北行政区划已调整，成立了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礼堂连夜召开。与会者除了考察团成员，还包括东北各省市（当时包括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等省及热河省部分地区）的主要领导、各大厂矿企业的负责人、相关技术专家代表，济济一堂，气氛肃穆。
赵刚作为考察团长，首先做了全面汇报。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实、清晰的语言，结合大量亲手绘制的草图、拍摄的照片（部分允许）和详细的数据对比，系统介绍了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重工业、能源、交通、城市规划、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成就、特点、经验与不足。
“……同志们，我们看到了差距，巨大的、令人震撼的差距。”赵刚的声音在安静的礼堂里回荡，“苏联的乌拉尔，钢铁年产量以千万吨计，一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产量，就远超我们全国的钢铁产量。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发电能力，是我们现有全部电站的数十倍。这是几十年工业化积累的结果，是集中全国力量、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
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种高度集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的模式，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失衡、农业轻工业滞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环境压力巨大等问题。东欧兄弟国家，如波兰的诺瓦胡塔、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在规划理念、产城结合、注重效益和民生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他们规模较小，更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在某些精密制造领域达到了很高水平。”
他放下讲稿，目光扫过全场：“中央派我们出去看，不是让我们回来照抄照搬，更不是让我们望洋兴叹、灰心丧气！是要我们‘开眼看世界’，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是什么样子！然后，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结合我们东北的实际，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接着，赵刚提出了考察团初步形成的、关于东北工业重建与发展的六大核心思路：
1 规划先行，体系布局：改变过去零敲碎打、头痛医头的做法，立即着手制定覆盖东北全境的、中长期结合的工业发展规划。重点规划以鞍山、本溪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抚顺、阜新、鸡西、鹤岗为中心的煤炭能源基地，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为中心的机械制造与装备工业基地，以吉林、大连为中心的化学工业基地，并配套建设相应的电力、交通网络。规划要注重各基地间的协作配套，形成有机整体。
2 改造与新建并举，大中小结合：对日伪遗留和苏联援建的老厂矿，不是简单恢复，而是要结合新技术、新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挖掘潜力，提高效率。同时，在关键领域和空白领域，规划建设一批新的、具有先进水平的骨干企业（“156项”苏联援建项目已在对接中）。重视地方中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利用它们投资少、见效快、灵活的特点，生产人民生活急需的日用品，并为大工业配套，吸收就业。
3 夯实基础，突破瓶颈：将能源（电力、煤炭）、交通（铁路、公路、港口） 和基础原材料（钢铁、有色、化工原料）作为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没有充足的能源和畅通的交通，一切工业都是空谈；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机械制造就是无米之炊。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改变基础薄弱的局面。
4 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争取和利用好苏联及其他可能的技术援助，积极引进关键设备和技术资料，加快消化吸收。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培育自己的科研和技术力量，建立和完善从高等工科院校、专业科研院所到企业技术科室的完整体系。鼓励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哪怕是最微小的改进。
5 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协调：吸取诺瓦胡塔等地的经验教训，在新工业区规划和老工业城市改造中，提前考虑生活配套设施，合理布局住宅、商业、文教、医疗、绿化用地，努力改善工人和市民的生活条件，避免“重生产、轻生活”的弊端。但必须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追求高标准。
6 注重效益，勤俭建国：国家底子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贪大求洋。项目建设要精心设计，严格核算，讲求投资回报。企业管理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积累。
赵刚的汇报条理清晰，既有世界眼光，又紧扣国情实际，既有宏伟目标，又有具体路径，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和深切的认同。许多老工业干部和技术专家眼睛发亮，感到方向明确了，心里有底了。
轮到李云龙发言时，气氛为之一变。他没有讲稿，站起身，走到台前，双手叉腰，目光炯炯地扫视全场，那股战场上带来的、混不吝的劲头又上来了。
“赵政委讲得很好，很全面，那是‘阳春白雪’。”李云龙开口，声音洪亮，“我李云龙是个‘下里巴人’，就补充几句‘土话’。”
会场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第一句，”李云龙竖起一根手指，“别被‘老大哥’吓趴下！ 苏联的东西是好，大，气派！可那是不是就是唯一的路？我看未必！咱们中国人不笨，当年能造出赵州桥、都江堰，现在就不能造出自己的机器？他们那套，有的能学，有的学了也白学——咱们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油，也没那么大的地方让他们折腾！咱们得学他们的‘神’，就是那股子搞工业的狠劲和认真劲，不能光描他们的‘形’！”
“第二句，”他竖起第二根手指，“别看不起‘土办法’！咱们现在要啥没啥，一穷二白。搞建设，不能光等着洋设备、洋图纸。当年在晋西北，没枪没炮，咱们自己造土地雷、榆木炮，不一样打鬼子？现在搞工业，也一样！能用土机床先干起来，就别让精密机床闲着；能用手工锻打出合格的零件，就别等自动生产线；能靠工人师傅的经验和技术革新解决难题，就别动不动就喊‘进口’！当然，该引进的要引进，但‘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才是咱们的法宝！”
“第三句，”第三根手指竖起，语气更加斩钉截铁，“谁搞官僚主义、磨洋工、浪费国家财产，就是咱们建设的敌人！ 打仗的时候，贻误战机要军法从事！搞建设，耽误了工期，浪费了材料，影响了质量，一样要追究责任！我李云龙把话撂这儿：从今天起，各个厂矿、工地，都要立起‘军令状’！任务、时间、质量、成本，清清楚楚！完不成，主官给我说清楚！搞好了，该表彰表彰，该重奖重奖！咱们不搞平均主义，就要论功行赏！”
他顿了顿，声音放缓，却更加深沉：“同志们，咱们很多人，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打仗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国家强起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子孙后代不再受我们受过的罪吗？现在，仗打完了，该咱们建设了。这场‘建设仗’，一点不比真刀真枪轻松！它考验的，是咱们的智慧，是咱们的耐力，是咱们能不能像当年相信我们能打赢战争一样，相信我们能建设好这个国家！我李云龙，在这里跟大家立个誓：只要我还能动弹一天，就跟大家一起，在这东北的黑土地上，犁出一条通向工业化、通向富强的新路来！犁不好，我第一个卷铺盖滚蛋！”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李云龙的话，粗粝，直接，甚至有些“蛮横”，却像一剂强心针，又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个人的心上。它驱散了可能因巨大差距而产生的畏难情绪，点燃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斗志，也明确了严格管理、注重实效的导向。
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工业建设从“应急恢复”和“被动接收”主动规划、系统重建、自主发展的新时期。一个以赵刚的“系统规划”和李云龙的“战斗作风”相结合的领导核心，开始强力驱动东北这架庞大的、有些锈蚀的工业机器，向着一个明确而艰巨的目标，缓缓启动，并逐渐加速。
作为规划的“重中之重”，鞍山钢铁公司（鞍钢）的恢复与扩建，成了检验新思路的第一块试金石，也牵动着最高层的目光。
鞍钢的历史堪称一部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缩影和屈辱史。日据时期，日本人为掠夺资源而建设，留下了相当规模但布局混乱、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烂摊子。解放后经过几年艰苦恢复，生铁、钢、钢材的产量虽然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但距离国家建设的需求，尤其是面对即将开始的“一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许多是苏联援建的，需要大量钢材）的胃口，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设备老化严重，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品种单一。
赵刚和李云龙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就扎在了鞍山。他们不是来听汇报、看报表的，而是直接住进了厂区招待所，白天深入各个分厂、车间、矿山、工地，晚上召集技术人员、老工人、管理干部开座谈会，常常熬到深夜。
看到的景象喜忧参半。喜的是，工人们热情高涨，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技术革新的火花不时迸发。忧的是，困难堆积如山：高炉炉衬寿命短，休风率高；平炉冶炼时间长，能耗高，钢水质量波动大；轧钢机陈旧，精度差，成材率低；矿山剥离欠账多，矿石品位下降；运输能力紧张，厂内铁路拥堵成了常态；更不用说严重缺乏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
苏联专家小组已经进驻，开始帮助进行初步的技术改造设计（主要是针对几座主要高炉和平炉），但进展缓慢。苏方提供的图纸和设备清单，价格高昂，交货周期长，而且有些关键部件和技术参数语焉不详。苏方专家习惯于苏联那套高标准、大投入的模式，对鞍钢现有的条件和中方提出的“少花钱、多办事、快见效”的要求，常常感到不解甚至不满。
一次协调会上，一位年轻的、来自莫斯科钢铁学院的苏方专家指着中方提出的、利用废旧材料改造一台老式轧钢机传动系统的方案，用略带傲慢的语气说：“同志，这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按照我们的设计，应该新建一台现代化的连轧机。这种修补补，无法保证产品质量，也无法达到规模经济。”
主持会议的鞍钢总工程师面露难色。新建连轧机当然是好事，可钱从哪来？时间等得起吗？现有的生产任务怎么办？
坐在一旁的李云龙“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盯着那位苏联专家：“专家同志，你说的新机器好，我们知道！可新机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现在要的是，在拿到新机器之前，怎么让老机器多出活、出好活！你们苏联当年搞建设，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连轧机吧？是不是也得从土办法干起？我们的工人师傅提出这个改造方案，是根据几十年经验想出来的，能提高效率三成，用的都是厂里现有的废料！这怎么叫浪费？这叫智慧！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他转身对总工程师和在场的中方人员说：“就按工人师傅的方案，大胆试！出了问题我负责！苏联专家的新方案，咱们也要，但要结合咱们的实际，算细账，分步走。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更不能因为等胖子，就把眼前能吃的饭给扔了！”
赵刚则用更和缓但同样坚定的语气对苏方专家说：“专家同志，我们非常感谢贵国的无私援助和先进技术。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紧迫需求。我们希望将贵国的先进技术，与我国工人群众的技术革新智慧结合起来，走一条投资少、见效快、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改道路。这可能需要我们双方都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我相信，这不仅能解决鞍钢的当前困难，也能为其他兄弟国家的工业建设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李云龙的“蛮劲”和赵刚的“原则性灵活”，结合起来，产生了奇效。一方面，他们顶住压力，支持了工人群众提出的多项“小改小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进，如改进高炉上料系统、平炉蓄热室格子砖、轧钢机导卫装置等，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显着提高了设备作业率和产品质量，稳住了生产基本盘，赢得了工人们的衷心拥护和更高的工作热情。
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放弃引进先进技术。赵刚亲自带队，与苏方专家组反复谈判、磋商，将原定的一些“一步到位”的大项目，拆解成若干个“分步实施”的阶段性项目。优先引进最关键、国内完全无法解决的技术和设备（如大型高炉的鼓风机、平炉的余热锅炉、初轧机的主电机等），对于国内能部分解决或可以通过改造解决的，则坚持立足自身。同时，他们强硬要求苏方提供更详细的技术资料，并派遣更多中方技术人员参与联合设计，变“交钥匙”为“教技术”。
为了筹集资金，李云龙使出了浑身解数。他跑沈阳，跑北京，向老首长、老战友“化缘”，陈述鞍钢对全国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发动全厂职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从回收一颗螺丝钉、节约一度电做起，硬是抠出了部分技改资金；他甚至打起了那些在战争期间缴获的、堆积在仓库里的日伪和美式废旧设备的主意，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拆解、测绘、修复和改造利用，有些零件经过加工后，竟然用在了关键设备的维修上，解了燃眉之急。
最艰难的是人才。鞍钢极度缺乏既有理论又懂实践的技术骨干。赵刚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从全国各大高校紧急抽调毕业生（特别是冶金、机械、电气专业的）到鞍钢实习和工作；二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夜校、培训班、技术讲座，请苏联专家、老工程师、高水平技工授课，迅速提高在职人员的技术水平；三是大胆提拔和使用在实践中有突出贡献的工人和技术员，不论资历，唯才是举；四是派人到国内其他钢铁企业（如太原、重庆）学习取经。
“我们要在鞍钢，不仅炼出国家急需的钢铁，更要‘炼’出一支过硬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钢铁技术大军！”赵刚在党委会上如是说。
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到1954年底，鞍钢的面貌发生了显着变化。几座主要高炉经过技术改造，利用系数提高，生铁产量稳步增长；平炉通过改进操作和采用部分新技术，钢产量和质量均有提升；初轧厂经过改造，轧制能力增强；厂内运输经过整顿，拥堵有所缓解。更重要的是，全厂上下形成了一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技术革新、争创一流”的浓厚风气。工人群众中涌现出一大批技术革新能手和劳动模范。
当第一炉采用新工艺冶炼的优质平炉钢水顺利浇铸，当改造后的初轧机轧制出尺寸精度更好的钢坯时，许多老工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钢铁工业自立自强的曙光。
鞍钢的经验，被赵刚和李云龙总结为“群众性技术革新与重点技术引进相结合”、“大处着眼规划与小处着手实干相结合”的“鞍钢路子”，迅速在东北其他重工业企业中推广。沈阳的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的锅炉厂、齐齐哈尔的机床厂……都开始结合自身实际，探索自己的技术改造和发展之路。
与此同时，对接国家“一五”计划、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位于东北的部分，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哈尔滨锅炉厂（扩建）、沈阳第一机床厂（改建）等，也在紧张的前期勘察、设计和筹备中。这些项目代表了更高的技术水平，赵刚和李云龙亲自抓协调，确保土地征用、人员调配、配套建设等工作顺利进行，为这些“共和国长子”的顺利诞生扫清障碍。
鞍钢炉火的重燃与升级，如同一个强有力的心跳，带动了整个东北重工业肌体的复苏与强化。然而，这只是庞大系统工程的一个开端。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其他“瓶颈”领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等待着“铁犁”去奋力破开。
工业的血液是电力，骨骼是交通。没有充足稳定的电力供应，机器就是废铁；没有畅通高效的运输网络，原料进不来，产品出不去，一切规划都是纸上谈兵。赵刚和李云龙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将能源和交通建设摆在了与重工业同等甚至更为优先的位置。
电力之战首先在松花江上打响。丰满水电站，这座始建于日伪时期、号称“亚洲第一”的大型水电站，在战争末期遭到严重破坏，机组瘫痪，大坝隐患重重。恢复和扩建丰满水电站，成为解决东北中部电力紧张局面的关键。
任务交给了以作风顽强着称的水电工程部队。但这不再是简单的修复。根据新的规划，丰满电站不仅要恢复发电，还要进行大规模扩建，增加装机容量，提高调峰能力，以满足长春、吉林、哈尔滨等新兴工业城市急剧增长的用电需求，并为未来的“北满”工业布局提供动力支撑。
李云龙亲自跑到丰满工地督战。他看到的是极其艰苦的条件：春季开江，江面上还漂着冰排，寒风刺骨；施工场地狭窄，大型机械缺乏；技术资料残缺不全，苏联专家（主要来自水电设计院）提供的扩建方案与原有结构结合存在诸多难题；更麻烦的是，旧大坝的隐患需要处理，施工不能影响下游安全，难度倍增。
“这比打一场攻坚战还费劲！”李云龙裹着军大衣，站在临时指挥部的木板房里，看着外面忙碌的工地和奔腾的江水，对工程指挥部负责人说，“但是，再难也得拿下来！长春的汽车厂等着电，哈尔滨的工厂等着电，没有电，咱们的机器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他给工程部队下了死命令：科学组织，土法上马，确保安全，限期发电。缺乏大型起重设备，工人们就用“蚂蚁搬家”的方式，肩扛手抬，配合简易的桅杆吊和卷扬机，将成千上万吨的钢筋、水泥、模板运上大坝；水下作业危险，就组织党员、团员成立突击队，轮番下水探查、清淤、修补；技术难题攻关，就集中全工地的技术员和老工人，开“诸葛亮会”，结合苏联专家的建议，提出一个又一个因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赵刚则坐镇沈阳，协调从全国调集急需的水泥、钢材、发电设备（部分需要从苏联进口），并安排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到工地实习、参与技术工作，既解决了人手问题，又培养了人才。
工地上，昼夜不停，人歇机器不歇。嘹亮的劳动号子、机械的轰鸣、开山炸石的炮声，与松花江的涛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改天换地的壮歌。李云龙常常在工地一待就是几天，和工人们一起吃住，哪里最危险、最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他的身影和那句“跟我上”的口头禅，成了工地上一面无形的旗帜。
与此同时，在辽东半岛，为了保障大连、鞍山、本溪等工业基地的用电，阜新、抚顺等老煤矿的改扩建和新建坑口电站也在加紧进行。提高煤炭产量，改善煤质，建设高效电站，同样是硬骨头。矿工们在数百米深的地下，与瓦斯、透水、顶板塌方等危险作斗争，一锹一镐地为工业炉膛挖掘“乌金”。电站建设者们则在荒野上竖起塔架，铺设管道，安装机组。
经过近一年半的奋战，丰满水电站第一期扩建工程的两台大容量机组比原计划提前一个月安装调试完毕，成功并网发电。强大的电流通过新架设的高压线路，源源不断地输向急需电力的工厂和城市。灯火通明的车间里，机器欢快地轰鸣起来。与此同时，阜新、抚顺等地的新建电站也陆续投产，东北电网的骨架初步强健起来。
“光明之战”初告捷，“铁龙”延伸的战役同样艰巨。
东北的铁路网，日伪时期主要为掠夺资源而建，布局不合理，标准不统一，设备老旧，运力早已饱和。随着工业建设的全面铺开，运输压力与日俱增。煤炭、矿石、钢铁、木材、粮食、机器设备……无数的物资需要在东北内部及与关内之间快速流转。
“交通是命脉，命脉不通，全身瘫痪！”赵刚在交通建设专题会议上强调，“必须下大力气，对现有铁路进行技术改造，提高通过能力，同时规划建设新的铁路干线，打通关键通道。”
首要任务是提高哈大（哈尔滨-大连）、滨洲（哈尔滨-满洲里）、滨绥（哈尔滨-绥芬河）等既有主要干线的运输能力。这涉及更换重型钢轨、加固桥梁、增设会让站、升级信号系统、增加机车车辆等一系列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不能长时间中断运输。
铁道兵部队和铁路工程局被动员起来。他们利用运输间隙，见缝插针地进行施工。无数个夜晚，当大多数旅客进入梦乡时，铁路线上却灯火通明，工人们喊着号子，更换枕木，拨道钉，架设信号机。为了减少对运输的影响，许多工程需要在极短的“天窗点”内完成，对组织和协调能力是极大考验。
李云龙对铁路建设格外上心，因为他深知后勤运输的痛。他多次视察关键路段，对施工负责人说：“别跟老子讲困难！当年往前线运物资，美国飞机盯着炸，咱们不也把路修通了？现在和平建设，条件好多了，要是还磨磨蹭蹭，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老百姓！”
除了改造旧线，新的铁路干线也在规划勘测中。其中，连接黑龙江北部林区、矿产区与南部工业城市的伊春-佳木斯-鹤岗线路，以及贯穿吉林东部山区、开发长白山资源的通化-白山线路，被列为重点。这些线路大多穿行于山林、沼泽、冻土带，地形复杂，气候恶劣，施工难度极大。
勘探队员们背着仪器，徒步穿越原始森林，测量、选线。筑路工人们则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搭起帐篷，用最原始的工具，开山劈岭，遇水架桥。粮食、蔬菜需要从很远的地方运来，冬季严寒更是严峻挑战。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患上了关节炎、胃病，但没有人退缩。
“这是一条‘争气路’！”一位老筑路工人在冰天雪地里对前来慰问的李云龙说，“咱们国家建设需要木材，需要矿，路不通，就运不出来！再苦再累，也得把它打通！”
哈大线等主要干线的技术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果，运输能力提升了约百分之二十。伊春-鹤岗线等新线建设也在艰难推进，部分路段开始铺轨。一条条钢铁动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决心，在白山黑水间顽强地延伸、交织，将沉睡的资源唤醒，将分散的工业基地连接，为东北乃至全国的工业化，输送着不可或缺的养分。
能源与交通，这两大基础领域的艰难突破，如同为东北工业巨人的复苏，注入了强劲的血液，接续了坚韧的筋骨。然而，要真正实现“造血”而非仅仅“输血”，还必须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体系，并妥善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复杂挑战与机遇。赵刚和李云龙的“铁犁”，在破开冻土的同时，也需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暗礁，把握风向。
在狠抓生产恢复和基本建设的同时，赵刚以战略家的眼光，高度重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和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的开展。他深知，没有一支庞大的、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队伍，没有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工业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高等教育与科研机构的布局被迅速提上日程。除了充分利用东北已有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等高校，加强工科建设，扩大招生规模外，赵刚还力主并亲自参与筹办一所高水平的、以服务国防和重工业为特色的综合性工程技术学院。
这一设想得到了中央的支持。经过紧张筹备，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在松花江畔正式成立。陈大将受命担任院长，但学校的专业设置、师资引进、设备采购、与地方工业的对接等方面，赵刚投入了大量心血。他亲自从苏联、东欧考察时建立的渠道，以及通过其他方式，为哈军工引进了不少急需的教材、仪器设备，甚至延请了一些外籍专家（主要是东欧国家的）前来短期讲学。哈军工设立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系，并特别强化了与东北重工业密切相关的机械、电子、化工、材料等基础工科专业，目标就是为国防现代化和工业化培养“又红又专”的高级技术人才。
“这所学校，要成为咱们东北、乃至全国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黄埔军校’！”赵刚在哈军工筹建会议上说，“从这里走出去的学生，不仅要懂理论，更要能解决实际问题，要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与此同时，针对广大在职职工和技术人员，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与合理化建议运动”在东北各厂矿企业全面展开。赵刚借鉴了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和他在东欧看到的注重工人参与质量管理的经验，但赋予了更鲜明的中国特色。
运动的核心是：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尊重他们的首创精神，鼓励他们对生产设备、工艺流程、操作方法、工具夹具等提出改进建议，哪怕是最微小的改进。企业成立“技术革新委员会”或“合理化建议办公室”，负责征集、评审、实施和奖励工人的建议。对于有价值的建议，不仅给予精神表彰，还给予物质奖励，并将发明创造者的名字与改进成果联系在一起。
李云龙对这项运动举双手赞成，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大力推动。“别小看咱们工人师傅的脑筋！”他在一次厂长会议上嚷嚷，“他们天天摸机器，机器哪儿有毛病，怎么摆弄更顺手，他们最清楚！咱们当领导的，要把他们的智慧挖出来！谁提了好建议，立了功，就该戴大红花、上光荣榜、发奖金！要是哪个厂子对工人的好建议不理不睬，压制打击，我李云龙就去拆他的台！”
运动迅速激发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鞍钢，老工人孟泰带领他的班组，从废墟里捡回成千上万个旧零件，建起了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并在高炉检修中提出了多项合理化建议，大大节约了检修时间和费用。在沈阳重型机器厂，青年技工王崇伦创造了“万能工具胎”，使一台老式刨床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数倍，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在抚顺煤矿，工人们改进了采煤方法和通风系统，提高了安全性和产量。这样的事例，在东北各厂矿层出不穷。
这些技术革新，看似“小打小闹”，累积起来却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们提高了设备利用率，降低了原材料和能源消耗，改善了产品质量，保障了安全生产，更重要的是，极大地增强了工人的主人翁意识和创新自信，形成了一种“比学赶帮超”的生动局面。
赵刚及时总结推广这些先进经验和模范人物，组织报告团巡回演讲，出版技术革新成果汇编，将群众性的智慧火花，汇聚成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力量。他明确提出：“我们的工业化，不能只靠少数专家和引进的技术，必须建立在最广大工人阶级积极参与和技术创新的坚实基础之上。”
为了系统性地提升技术水平，赵刚还推动建立了厂办科研所（室）、行业技术情报中心、地区性技术交流站等机构，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作。他特别指示，要加强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公开技术文献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工作，哪怕一时看不懂、用不上，也要先积累起来。
“技术追赶，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人民战争。”赵刚在笔记中写道，“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国家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和个人的创造性结合起来，才能逐步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最终实现超越。”
“哈军工”的创建和“技术革新运动”的蓬勃开展，如同在东北工业沃土中播下了科学与创新的种子，尽管眼前可能只是点点星火，却昭示着未来自主创新能力崛起的希望。然而，工业建设并非闭门造车，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特别是与苏联、美国关系的微妙调整，时刻影响着东北建设的进程与策略。赵刚和李云龙必须在这复杂的棋局中，谨慎落子，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