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松花江畔的工业脉搏却已感受到来自北方的阵阵寒意。赵刚坐在东北局那间可以望见烟囱林的办公室里，指尖反复摩挲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绝密简报，眉头锁成了一道深壑。简报来自驻苏商务处，用词克制，却字字惊心：苏方正式通知，原定第二季度交付的第二批米格-17发动机高温合金坯料“因生产线调整”推迟至少六个月；同时，关于大型水轮机主轴锻造技术的专题培训，“鉴于专家日程安排”无限期后延。
窗外的阳光有些刺眼，却照不暖室内的凝重。李云龙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早春的凉风，他瞥了一眼赵刚手中的文件，哼了一声，抓起桌上的凉茶灌了一大口：“又是这套！拖、卡、要！他娘的，这‘老大哥’是铁了心要给咱们念紧箍咒了！”
赵刚将简报轻轻放下，摘下眼镜擦拭着：“不奇怪。赫鲁晓夫要在国际上搞‘缓和’，对内要调整斯大林时代的重担，对我们……自然是既想拉住，又怕我们翅膀太硬。核心的、军用的、能让我们快速追上他们的东西，捂得更紧了。”
“那咱们就干瞪眼？”李云龙烦躁地在屋里踱步，“重工业这边，咱们自己攻关，拼了老命也能顶一阵。可资金呢？外汇呢？买特种钢、精密轴承、重型机床，哪一样不要真金白银？苏联那边指望不上，还变着法想用我们的矿产和农产品换他们的‘援助’，这买卖越做越亏！”
赵刚重新戴上眼镜，目光投向墙上的巨幅东北地图，最终落在那个黄海之滨的半岛尖端——大连。一个酝酿已久、却在当前压力下显得愈发清晰和紧迫的思路，在他脑中浮现。
“老李，”赵刚的声音平静中带着一种决断，“苏联的路，在重工业上给我们设了障，逼得我们更要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是闭关锁国。外汇和技术，我们不能只盯着北边这一棵树。”
李云龙停下脚步：“你是说……南边？上海那个‘窗口’？”
“不止是窗口。”赵刚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大连，“上海是政治试探的桥头堡，敏感，步子不能太大。大连不同，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深水良港，历史上就有一定的轻纺和食品加工基础，离日本、韩国、乃至潜在的更远市场，海运便利。更重要的是，它远离中苏边境，在这里做一些‘经济探索’，政治上的风险相对可控。”
李云龙眼睛一亮：“你是想在大连，搞点能赚钱的买卖？换外汇？”
“对。”赵刚点头，“但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土特产出口。那点外汇，杯水车薪。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特别是服装、鞋帽、玩具这类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
“服装？玩具？”李云龙愣住了，这跟他熟悉的钢铁洪流、机器轰鸣相去甚远，“这……这能赚几个钱？而且，跟谁做？美国佬？”
“正是美国，或者说，通过香港，间接跟美国及其盟国做。”赵刚解释道，“我研究了近几年的国际经贸动态。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他们的一些中低端日用消费品制造业，正在向外转移。香港的许多华商，比如霍家，已经在做转口贸易和简单的来料加工。我们有最宝贵的东西——充足、守纪律、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如果我们能在大连建立起符合要求的加工基地，提供税收、土地、基建方面的优惠，吸引香港和国际上的订单，我们出人力、出厂房，他们出原料、出样式、包销路，赚取加工费。这看起来每件利润微薄，但数量上去，外汇收入非常可观，而且能快速带动就业，培养产业工人。”
李云龙摸着下巴，琢磨着：“这听着……有点像当年咱们根据地给老百姓做军鞋，老百姓出布，咱们出人工？不过规模大了，还得跟洋人打交道……靠谱吗？美国佬能答应把活儿给咱们？”
“单从政治上看，很难。但如果包装成纯粹的、由香港公司主导的‘商业行为’，并且我们承诺产品最终不进入美国军用或敏感领域，只是普通的日用消费品，就有可能。”赵刚分析道，“美国人现在也需要向世界展示‘开放’和‘和平竞争’的姿态。更重要的是，这对他们也有利——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品成本，缓和了通胀压力。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有国际商业信誉的合作伙伴来牵线搭桥，并且把最初的项目做得漂亮，建立信任。”
李云龙想起了霍英东，那个在香港帮他们弄到药品和“破烂”设备的爱国商人。“霍先生？他能做这个？”
“霍先生的主业是航运和地产，对纺织服装未必精通。但他在香港商界人脉广，信誉好。我们可以请他帮忙物色合适的、有经验且可靠的纺织服装贸易商或制造商，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准备起来。”赵刚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薄薄的、字迹娟秀的报告，“这是大连轻工业局一位年轻副局长，程佩珊同志，最近提交的一份关于利用大连港口优势发展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虽然还很初步，但思路和我们不谋而合。她是建国初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去苏联列宁格勒轻工学院进修过，对国际市场和轻工技术都有了解，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打算派她先去南方，到广州、上海，特别是靠近香港的地方，实地考察一下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怎么运作的。”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程佩珊……女同志？”李云龙有些迟疑。
“女同志怎么了？”赵刚正色道，“苏映雪同志在前线救死扶伤，一样是巾帼英雄。经济建设，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对外部世界的敏感。程佩珊同志的专业背景和视野，很适合打开这个新局面。当然，光有她不够，还需要一个作风强硬、能镇住场面、协调各方资源的人去大连坐镇，把想法落地。”
李云龙明白了，咧嘴一笑：“绕了半天，还是想把老子支到大连去？行！反正重工业这边，大的架子搭起来了，具体攻关有老林、老钱他们盯着。我去大连会会那帮香港老板和潜在的美国客户！不就是做衣服鞋子嘛，老子当年还帮婆娘纳过鞋底呢！”
赵刚也笑了：“不是让你去纳鞋底。你的任务，是给程佩珊同志，给整个大连的轻工业出口加工试点，保驾护航，扫清一切体制内外的障碍。要快，要灵活，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我们需要尽快看到第一笔外汇，也需要用这个成功的案例，去说服中央，去堵住那些可能质疑‘与资本主义做生意’的人的嘴。”
“明白！”李云龙一拍大腿，“那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大连！先把摊子支起来！那个程佩珊同志，什么时候能到位？”
“我已经通知她了，明天就来报到。你们先碰个头，制定一个详细的南下考察和前期准备方案。记住，”赵刚语气转为严肃，“此事高度保密，对外只称‘大连地方工业发展调研’。与霍先生及潜在外商的接触，必须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并且所有谈判，最终协议必须符合‘商业归商业’的原则，确保我方利益和政治安全。”
程佩珊比李云龙想象中还要年轻，约莫三十出头，齐耳短发，穿着合体的灰色列宁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气质文雅干练，但眼神清澈坚定，言谈间逻辑清晰，对国际纺织业动态和数据信手拈来。
在东北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李云龙、赵刚和她进行了首次会面。
“李组长，赵政委，”程佩珊的声音清晰平稳，“接到任务后，我初步梳理了情况。目前国际上，成衣制造确实在向东亚转移。日本承接了大部分中高端订单，但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正在争夺中低端市场。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力成本极低；第二，政治稳定，工人组织度高，能保证交货期和基本质量；第三，大连港条件优越，海运成本有竞争力。劣势在于：我们完全缺乏现代成衣制造的经验、技术、管理标准和国际市场信誉，几乎没有一家工厂能完全达到欧美买家的基本验厂标准（如厂房安全、消防、基本劳动条件等）。”
李云龙听得认真：“程副局长，你就直说，要干成这事儿，最要紧的是哪几步？”
程佩珊显然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第一步，也是当前最急迫的，是‘眼睛向外’和‘练好内功’并行。我请求立刻带队南下，以学习‘沿海地区发展地方工业经验’为名，实地考察广州、佛山、汕头，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靠近香港的一些公社和生产队，他们已经在承接香港小商人的简单‘发外加工’，比如缝制手帕、编织藤器、组装塑料花。我们要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接单、怎么组织生产、怎么进行最简单的质量控制、怎么结算的。同时，在大连，必须立刻选定一两家基础相对较好的纺织厂或服装社，按照初步了解的国际要求，进行生产环境和管理的初步改造，哪怕只是粉刷墙面、清理消防通道、划分生产区域、建立简单的计件和质检制度。这需要投入，但这是敲门砖。”
李云龙听得频频点头，这女同志思路清楚，胆大心细。赵刚更是目露赞许：“佩珊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南下考察，我批准，由你带队，配两名懂业务、机灵的干部。大连这边的试点厂改造和特殊政策研究，立即启动，李组长坐镇协调。与霍先生的联系，我来安排，用最安全的渠道。”
他顿了顿，补充道：“记住，我们这一步，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更深层的目的是：第一，探索在计划经济框架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可行路径；第二，通过‘干中学’，快速培养我们自己的轻工业技术工人、管理人才和外贸人才；第三，为将来可能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积累商业信誉和外汇储备。首战必胜，必须做出样板！”
程佩珊郑重地点头，眼中燃起斗志。
程佩珊的南下考察，更像是一场紧张而高效的“地下取经”。她们以“东北地方工业考察团”的普通身份，在广东省轻工业厅同志的陪同下，走访了多个有来料加工业务的社队企业和街道小厂。
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公社缝纫社，程佩珊看到了最原始的模式：几十台老旧的家用缝纫机挤在通风不良的平房里，女工们按照香港商人提供的纸样和布料，缝制简单的棉布衬衫。香港老板每隔一段时间来收一次货，按件支付工钱，原料和销路完全由港商掌握。条件简陋，质量不稳定，但确实能赚到一些加工费，更重要的是，让程佩珊直观地看到了订单如何转化生产指令、如何进行最原始的计件管理和质量抽查。
在佛山一家稍大些的服装加工厂，她见到了香港派来的“师傅”——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师傅，负责指导裁剪和关键工序，带来了更规范的工序卡和质量标准卡。工厂的管理者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划分裁剪、缝制、熨烫、包装等不同区域。程佩珊仔细询问了老师傅关于针距、线头、尺寸公差、包装方式等具体细节，并索要了一些空白表格的样本。
通过当地干部的私下引荐，她们甚至接触到了一两位常往来粤港的“中间人”。从他们口中，程佩珊了解到更多香港成衣业的运作模式：大的洋行或品牌商下订单给香港的贸易公司或制衣厂，后者再将部分工序或低端产品发包到内地。价格压得很低，但对交货期和最低质量要求很严格。中间人暗示，如果内地有可靠的、规模更大的、条件更好的厂子，他们很乐意牵线，因为香港的人工和地价也越来越贵。
“关键是信用和可控。”一位中间人抽着烟，坦诚地说，“老板们最怕的是货不对板，或者工期一拖再拖，耽误了船期，要赔大钱的。内地这边……以前打交道少，规矩不太一样，所以一开始都很小心，订单量小，条件苛刻。”
程佩珊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成了一份详尽的考察报告，通过保密渠道发回沈阳。报告不仅描述了现状，更尖锐地指出：这种原始的、完全受制于人的加工模式，利润极薄，技术提升缓慢，且容易因港商转移订单而陷入困境。大连的试点，绝不能停留在这种层次，必须从一开始就瞄准更高的起点——争取直接与有信誉的香港中型制衣厂或专业贸易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引入相对先进的管理和部分关键技术，生产有一定复杂度和质量要求的成衣（如夹克、裤子、连衣裙），逐步建立自己的生产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能力，最终目标是形成能够独立接单、具备一定开发能力的出口基地。
就在程佩珊在南方“取经”的同时，李云龙在大连掀起了另一场风暴。他选定了大连纺织厂的一个旧车间作为首个试点，这个决定遭到了厂里一些老资历干部的强烈反对。
“李组长，那是我们最好的织布车间之一！改成做衣服？那是裁缝铺子的活儿！我们是大厂，要为国家生产重要的棉布！”老厂长梗着脖子。
李云龙眼睛一瞪：“重要？现在仓库里积压的棉布卖不出去，发不出工资，就不重要了？裁缝铺子的活儿？我告诉你，就是这裁缝铺子的活儿，做好了，能换来外汇，能买回咱们急需的机器零件！这是政治任务！你干不了，就让能干的来！”
他以铁腕手段，强行腾空车间，按照程佩珊传回的最基本要求，组织人手进行改造：粉刷墙壁，清理所有杂物，划分出清晰的原料区、裁剪区、缝制流水线、检验区、包装区；检修电路，配备消防器材；拆除老旧的不合规设备，清点可用的缝纫机。同时，他从全市范围抽调了几名有裁剪经验的老师傅和一批年轻、手巧、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女工，组建了第一支试点队伍，由他亲自进行“战前动员”。
“姐妹们，同志们！”李云龙站在还有些凌乱的车间里，对着几十张或好奇、或忐忑、或不服气的面孔，大声说道，“别看现在这里乱，将来，这里就是咱们国家赚取外汇、学习本事的一个‘特区’！你们手里缝的不是普通的衣服，是通往世界的‘门票’！可能一开始很难，规矩多，要求高，但咱们中国人，什么时候怕过难？当年咱们能在冰天雪地里跟美国鬼子拼命，现在就能在缝纫机前，把衣服做得漂漂亮亮，让外国人挑不出毛病！这是为国争光的新战场！有没有信心？”
简单的口号，朴素的道理，加上李云龙那股不容置疑的劲头，让工人们渐渐安定下来，甚至生出了一丝跃跃欲试的使命感。
改造车间的同时，李云龙更以“特事特办”的名义，推动大连市相关部门，在赵刚的遥控指导和程佩珊报告的建议基础上，草拟出了《大连市开展日用消费品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草案。草案的核心就是“放权、让利、简化、监管”：给予试点企业直接与委托方（通过指定外贸公司代理）签订合同的权利；允许加工费收入的外汇，扣除必要成本后，按较高比例留给地方和企业支配；对用于加工复出口的进口面料、辅料，凭合同暂免关税，由海关监管；简化工商、税务登记手续。同时，草案也规定了严格的质量责任、合同履约、外汇管理和审计监督条款。
这份草案被迅速上报东北局和中央有关部门。争议在所难免。有人质疑这是“向资本主义低头”、“冲击国内计划生产”、“可能带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但在赵刚的极力斡旋和阐述其战略意义（换取外汇支持重工业、锻炼队伍、探索路径）后，更高层出于对打破外汇困局和开辟新渠道的现实需要，最终给予了原则性批准，同意在大连进行“有限的、可控的试点”。
赵刚通过绝密渠道与霍英东取得了联系。这一次，他没有直接提出要求，而是以老朋友的口吻，探讨了当前国际纺织业转移的趋势，以及内地，特别是大连，在发展出口加工方面可能具备的潜力和初步的准备情况，并委婉地询问霍先生，在他的商业伙伴中，是否有对拓展内地生产基感兴趣、且信誉良好的成衣商。
霍东是何等精明的人物，立刻领会了赵刚的深意。他并未直接回复，而是派出了他最信任的侄子、也是霍家新生代中对国际贸易最为熟悉的霍启明，以“考察大连投资环境”为名，悄然北上。
霍启明不到三十岁，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西装革履，言谈举止带着浓厚的西方商业精英色彩，但眼神锐利，行事谨慎。他首先私下会见了程佩珊（她已考察归来），两人用英语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深入交谈。程佩珊向他展示了大连试点的规划、车间改造的进展、政策草案的要点，并坦诚地分析了优势和面临的挑战（尤其是缺乏经验和国际认可）。她的专业、务实和坦诚，给霍启明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后，李云龙以东北局领导的身份，“非正式”地接见了霍启明。李云龙的风格截然不同，没有太多商业术语，而是着重强调了大连政府的决心、工人的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精神，以及试点所享有的特殊政策支持。“霍先生，我们这边，地方给你们准备好，政策给你们开绿灯，工人给你们组织好。你们那边，把订单、样子、规矩带过来，教会我们的人。赚了钱，按谈好的分。我们图的是长远，是学本事，是交朋友！”
霍启明感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力量：程佩珊代表的专业规划与执行潜力，李云龙代表的强力推动与政治保障。他返回香港后，向霍东做了详细汇报。霍英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牵这个线。他亲自出面，联系了与他有多年合作关系的香港“大昌”制衣公司的老板郑裕昌。
郑裕昌是典型的香港工业家，白手起家，从一个小裁缝铺发展到拥有几百名工人的中型制衣厂，主要承接欧洲和中东的中低档订单，对成本敏感，也深受香港地价和人工上涨之苦。他对内地充满好奇，但也疑虑重重。在霍东的担保和霍启明的详细说明下，郑裕昌最终同意，拿出一批男士棉布工装裤的订单进行尝试。订单数量不大，五千条，款式简单，质量要求明确（提供了详细的工艺单和几件样品），面料和辅料（包括特定型号的棉布、拉链、扣子、洗标）全部由“大昌”从香港提供，运到大连。大连方面负责裁剪、缝制、熨烫、包装，按每条裤子固定的加工费结算。交货期严格限定在六十天内。
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洋订单”，就这样，通过香港的桥梁，飘过了罗湖桥，飞越山海，落在了大连那间刚刚改造完毕、还有些空旷的试点车间里。
车间里，气氛紧张而肃穆。程佩珊亲自担任项目总负责，将工艺单翻译成中文，分解成一道道工序，贴在每个工位上方。李云龙从全市请来的裁剪老师傅，带着几个悟性高的年轻人，对照样品和规格，小心翼翼地开裁第一床面料。女工们每人负责一两道工序，在程佩珊和“大昌”派来的一位跟单老师傅（姓陈，一位经验丰富但沉默寡言的香港老师傅）的指导下，学习使用新的工业缝纫机，掌握规定的针距、线迹、止口宽度。陈师傅话不多，但要求极严，尺子、剪刀在他手里如同手术器械，不合格的线头、歪斜的缝线、尺寸的毫厘之差，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返工、拆线是家常便饭。
李云龙几乎每天都要到车间转一圈，他不插手具体生产，只是看，偶尔问两句。看到陈师傅的严格，他私下对程佩珊说：“这个陈师傅，是个宝！他的手艺和规矩，就是咱们要学的真经！告诉工人们，别怕挨说，挨骂，把他肚子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最初的几天，进度缓慢，废品率不低。工人们从织布到做衣服，跨度很大，紧张，不适应。但没有人抱怨。计件工资的激励（虽然最初标准不高）是直接的，更重要的是，一种“为国家挣外汇、学技术”的朴素荣誉感在悄然滋生。程佩珊组织技术骨干，每天下班后开会，总结当天问题，研究改进方法。陈师傅虽然严厉，但看到内地工人学习认真、吃苦耐劳，态度也逐渐缓和，开始更细致地讲解一些窍门。
半个月后，流水线开始顺畅起来，工人们逐渐熟练，返工率明显下降。裁剪的利用率在老师傅的精确计算下不断提高，节省了宝贵的外汇面料。包装组的姑娘们，学会了按照要求折叠、装袋、贴标，码放整齐。
第五十天，第一批五百条经过严格检验的工装裤，被打包装箱，通过大连港，运往香港。霍启明亲自在香港码头接货，并安排“大昌”的质检人员立即开箱检验。
三天后，一封电报发到了大连试点办公室，内容简短：“首批货验收合格，符合要求。请按计划继续发运。郑。”
电报在车间里被宣读时，先是一片寂静，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许多女工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不仅仅意味着订单的成功，更意味着他们这群曾经的纺织女工或家庭妇女，真的能够做出符合国际市场要求的产品！
李云龙拿着电报，对程佩珊和车间主任说：“好！开门红！但这只是个开始。告诉所有人，不能松劲！后面的货，要一批比一批好！另外，跟霍先生和郑老板联系，看看他们对这一批货还有什么改进意见，问问他们，下一单，能不能谈点更有技术含量、利润也更好一点的款式？”
五千条工装裤，在第六十天全部保质保量交付。结算的加工费虽然不算丰厚，但却是大连，乃至东北，通过新型加工贸易赚取的第一笔“干净”的外汇。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条从香港到内地的、可复制的业务链条，锻炼了一支初步掌握现代成衣生产流程的队伍，也增强了香港商人对内地合作能力的信心。
冰封的外贸河面上，被这第一根“针”，小心翼翼地刺破了一个小小的孔洞。清澈的活水，开始悄然渗入。而手握针线的人们知道，更复杂的纹样、更广阔的市场、以及用这“针线活”换回“重器”的战略构想，才刚刚在他们的蓝图里，勾勒出最初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