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五千条工装裤的合格交付，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大连、在东北局、甚至在更上层的某些关注经济工作的领导圈子里，漾开了层层涟漪。
大连试点车间的女工们领到了第一笔“超额计件奖金”，虽然数额不大，但那种劳动成果被量化、被认可、并与实际收入挂钩的新奇感受，混合着“为国家挣到外汇”的自豪，让整个车间的精气神为之一振。工间休息时，谈论的不再仅仅是家长里短，多了“针距标准”、“锁边技巧”、“怎样熨烫裤线更挺括”等技术性话题。陈师傅依旧寡言，但嘴角偶尔会牵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弧度，他开始主动纠正一些潜在的不良操作习惯，甚至私下里向程佩珊建议，可以选拔几个悟性高的年轻人，尝试学习简单的纸样放码和排料优化。
程佩珊将这些积极变化详细记录，并敏锐地意识到：仅仅满足于来料加工、赚取微薄加工费，固然能解燃眉之急，但绝非长远之计。她连夜撰写了一份补充报告，题为《关于提升大连出口加工业务层级的几点初步建议》，核心观点是：在巩固现有简单订单的同时，必须主动谋求“升级”——从纯粹的oe（代工生产）向od（原始设计制造）过渡，哪怕是最初步的。具体路径包括：1 请求“大昌”或通过霍家引荐，提供一些更复杂款式（如夹克、连衣裙）的订单，并在合作中逐步学习其设计理念和面辅料搭配；2 选派有潜力的技术骨干，随香港来的跟单师傅学习更深入的工艺技术，甚至争取短期赴港培训的机会（这在当时近乎天方夜谭，但她认为应该作为目标提出）；3 开始留意和收集国际流行面料样本、服装款式图片（通过香港渠道），建立一个小小的资料库，培养初步的时尚感知。
这份报告连同首单成功的简报，被李云龙以“特急件”报送沈阳。赵刚仔细阅后，沉思良久。程佩珊的眼光是前瞻的，但步子迈得太大，在当前的政治气候和极度匮乏的外汇、国际交流渠道下，实施难度极高。然而，这种“不安于现状、主动求变”的精神，正是他所欣赏和需要的。他提笔在报告上批示：“思路可取，方向正确。当前重点仍在‘巩固基础、扩大规模、建立信誉’。升级之事，可分步探索，积极创造条件。与港商接触中，可委婉试探其意向，但切勿操之过急，反失根本。”批示既给予了肯定，又划定了现实的边界。
与此同时，首单成功的消息，也通过非正式渠道，在北方那个庞大的邻国的一些部门里，引起了微妙的关注。苏联驻大连领事馆的商务官员，例行公事地向大连市外经贸部门询问了这个“新开展的地方工业出口项目”的情况。得到的是标准而模糊的答复：“地方为搞活经济、解决就业进行的一些探索，规模很小，产品是普通的日用消费品。”苏联人没有深究，但一份简短的报告还是被送往莫斯科，归档在有关“中国地方经济动态”的卷宗里。此刻的莫斯科，正忙于处理匈牙利事件的后遗症以及筹备那场将震惊世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对远东盟友这点“小打小闹”的轻工业尝试，并未投入太多精力。然而，种子已经埋下。
更大的暗流，来自内部。大连试点获得的特殊政策、外汇留成优惠以及李云龙“特事特办”的强势作风，不可避免地触动了一些部门和个人的既有利益与观念。计划部门的官员质疑试点打乱了本地区的原料调配计划；国营百货公司的经理抱怨试点产品（尽管全部出口）冲击了他们对轻工产品的定价和管理权威；甚至试点工厂内部，也有老工人私下嘀咕：“咱们是国营大厂，现在天天给资本家做裤子，算怎么回事？这计件工资，不是鼓励‘物质刺激’吗？”
这些声音虽然尚未形成强大的反对浪潮，但丝丝缕缕的阻力，已经让程佩珊在协调各方关系时倍感吃力。她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解释、沟通、甚至妥协。例如，试点车间需要的照明设备更新、蒸汽熨斗添置，本可从留成外汇中支出，但物资部门要求必须走计划申请渠道，耗时漫长。最后还是李云龙一拍桌子，从东北局支援重工业的物资里“临时调剂”了一批，才解了燃眉之急。
“老李，这么下去不是办法。”一次协调会后，程佩珊略显疲惫地对李云龙说，“每走一步，都有看不见的绳子绊着。光靠‘特事特办’，能解决一时，解决不了根本。我们需要一套更系统、更权威的保障机制。”
李云龙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烟雾在他紧锁的眉宇间缭绕：“老子也知道！可这机制，不是咱们说立就能立的。赵政委在沈阳，也在为这个事跟各方面掰扯。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得拿出更硬气的成绩！一笔单子五千条裤子，说服力还不够。要是能有几个大单，连续做成功，赚回看得见、摸得着的外汇，把就业带起来，让那些说闲话的人看看实际好处！”
机会，比预想的来得稍快一些。香港，“大昌”制衣公司。
老板郑裕昌仔细检查着从大连发回的最后一箱工装裤，又对比了之前几批的检验报告，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质量稳定，交货准时，甚至因为内地极低的损耗率和人工成本，这批裤子的综合加工成本，比他在香港本地生产降低了近三成，比发包到东南亚一些地方也更具稳定性和可控性（至少目前看来）。更重要的是，通过霍英东的渠道，他隐约感觉到这个大连试点背后，有中国内地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这意味着潜在的规模扩张可能性和长期合作的稳定性。
“阿明，”郑裕昌对前来听取反馈的霍启明说，“大连这批活儿，做得不错。陈师傅那边也说，那边的工人肯学，听话，管理的人（指程佩珊）懂行，管事的人（指李云龙）有魄力。是个可以继续落单的地方。”
霍启明微笑点头：“郑生满意就好。不知下一单，有什么考虑？”
郑裕昌走到窗前，俯瞰着香港拥挤的街道和远处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沉吟道：“工装裤利润太薄，跑量而已。好有一张欧洲客人的单子，男士灯芯绒夹克，数量两万件，款式比裤子复杂些，有里衬、拉链、多个口袋，对做工要求也高一些。本来想放在自己在九龙塘的厂子做，但那边订单排满了，人工也贵。如果大连那边能接，我可以把这张单转过去。”
霍启明心知这是扩大合作的重要一步：“灯芯绒夹克？工艺和面料要求肯定更高。大连那边技术储备可能……”
“所以，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持。”郑裕昌转过身，“派两个熟手师傅过去，带一段时间。面料和主要辅料（特种拉链、衬里布）我从香港提供，一些普通纽扣、缝纫线，如果他们内地能解决合格品，也可以就地采购，降低成本。价格嘛，比工装裤当然要好一些，但你也知道，欧洲客人压价也厉害。关键是他们要保证质量和交期。”
“另外，”郑裕昌压低了声音，“通过这次合作，我也想探探路。如果大连这边真的可靠，我考虑……逐步把一些中低档、工序相对固定的产品线转移过去。香港这边，集中精力做高端、快反的订单。这需要他们那边有更大的产能和更系统的管理。”
霍启明将郑裕昌的意向迅速反馈给大连和沈阳。赵刚和李云龙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的升级台阶。两万件夹克，不仅订单量是之前的四倍，利润空间更大，更重要的是，其工艺复杂性将迫使大连试点快速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并可能建立起更紧密的港商依赖关系。
程佩珊立即组织技术骨干，仔细研究郑裕昌提供的夹克样品和工艺单。除了常规缝纫，还涉及粘衬、绗线、口袋成型、拉链安装、里外勾合等多个新工序，对熨烫定型的要求也极高。现有的设备（主要是普通平缝机）和工人技能，面临严峻挑战。
“接！必须接！”李云龙斩钉截铁，“不就是复杂点嘛？当年打鬼子，飞机大炮没见过，不也学会了？设备不够，想办法添置！人不会，就学！陈师傅，还有郑老板派来的新师傅，就是咱们的老师！程副局长，你立刻制定详细的应对方案，需要什么设备、培训怎么搞、产线怎么调整，列出来！我去搞设备，搞不来就借，就租！”
一场围绕两万件灯芯绒夹克的“攻坚备战”，在大连试点车间紧急展开。程佩珊的方案包括：1 紧急从上海纺织机械厂订购十台工业用锁边机和两台简易粘合机（动用宝贵的外汇留成和赵刚特批的额度）；2 改造车间布局，设立专门的粘衬区、绗线工位和整烫台；3 从全大连服装行业抽调十名有经验的裁缝和技术较好的女工，与原有骨干混合，组建“夹克生产突击队”，由陈师傅和即将到来的香港新师傅进行强化培训；4 制定比工装裤时期详细得多的《工序作业指导书》和《质量检验标准》，悬挂于每个工位。
设备采购和人员调集，再次遇到阻力。上海那边的设备交货期无法保证，本地其他服装社不愿放走技术骨干。李云龙再次展现出他的“蛮横”与灵活：他一个电话打到上海老战友那里，“请求支援”，硬是让上海方面优先排产；同时，他以东北局工作组的名义，给那些不放人的单位负责人“做工作”，半是命令半是协商，总算把人凑齐。
就在大连方面紧锣密鼓准备时，霍启明带来了郑裕昌的另一项提议，或者说，一个试探：“郑生的意思是，这次夹克订单，他想尝试一种新的结算方式。面料、主要辅料还是他提供，但加工费，他想用一部分港币现金、一部分用国内紧缺的轻工业设备或二手设备抵付。比如，他可以通过渠道，弄到一些日本产的比较新的高速平缝机、裁床，甚至小型的布料预缩机。这些设备折价算入加工费，运到大连，归试点厂所有。这样，他节省了部分现金支出，我们也快速提升了装备水平。当然，具体抵付比例和设备清单、作价，需要详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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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议，让赵刚和李云龙都眼前一亮。这正暗合了他们“以轻工换技术、换设备”的深层战略！虽然这次换来的是轻工设备自身，但无疑是向目标迈进了一步——通过出口加工，不仅赚取外汇，还能直接换取产业升级所需的硬件。
“答应他！”赵刚在电话里对李云龙说，“但谈判要细致。设备必须是能用的、比较先进的，作价要合理，不能让他们用破烂糊弄我们。可以让程佩珊同志根据生产急需，先提出一个我们希望获得的设备清单，作为谈判基础。同时，外汇现金部分的比例，也要保证我们必要的流动资金。”
一场围绕设备抵付的跨境商业谈判，在程佩珊、李云龙（幕后指挥）与霍启明、郑裕昌之间，通过信件、电报和霍启明的再次北上，悄然展开。谈判是艰难的，双方在设备新旧程度、品牌型号、作价标准、运输责任等方面反复拉锯。程佩珊展现了她在专业上的坚韧，对设备参数和市场行情做了大量功课，据理力争。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加工费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以港币结算，百分之六十用以抵付设备。设备清单包括十五台日本“juki”高速平缝机、一台德国“kannegiesser”蒸汽熨烫台（二手但状况良好）、一台台湾产简易裁床以及一批专用压脚和刀具。郑裕昌负责将设备运至香港，由霍家的船运公司承运至大连港，大连方面负责清关和境内运输。
协议签订时，郑裕昌对霍启明感叹：“内地这位程小姐，不简单。以后跟她打交道，讨不到太多便宜。”霍启明则笑道：“郑生，有这样的合作伙伴，生意才能做得长久、踏实。”
设备尚未到位，首批灯芯绒面料和辅料已经运抵大连港。夹克生产攻坚战，在条件仍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打响了。
陈师傅和郑裕昌派来的两位新师傅（一位姓何，专攻裁剪与粘衬；一位姓梁，精通夹克成型与整烫）成了车间的技术核心。培训从最基础的灯芯绒面料特性讲起——它的倒顺毛方向对裁剪和外观的影响极大。何师傅拿着面料，在日光灯下反复演示如何辨别毛向，如何排料才能最大限度节约面料并保证成衣毛向一致。这给习惯了棉布不分方向的工人们上了深刻的一课。
粘衬工序是全新的挑战。简易粘合机温度控制不稳定，压力不均匀，刚开始废了不少衬布和面料。梁师傅带着工人反复试验，记录不同温度、压力、时间的组合效果，最终摸索出一套适合现有设备参数的“土办法”，虽然效率不如先进设备，但基本保证了粘合牢度。
缝制过程更是难关重重。夹克的多个口袋要求位置精准、线迹美观；拉链安装要平顺、隐形；里衬与面布的勾合要均匀、不拧劲。流水线上，任何一个环节的微小失误，都会导致后道工序的困难甚至成品不合格。程佩珊将质量检验点前移，在关键工序后设立中间检验站，由技术较好的工人担任质检员，及时发现并返工问题，避免流入下道工序造成更大浪费。
工人们压力巨大。新机器尚未到位，老机器干新活儿，格外吃力。加班加点成为常态，但计件工资的激励和一种“不能给国家丢脸、不能让人看轻”的集体荣誉感支撑着她们。许多女工下了班，还聚在一起交流技巧，用碎布头练习难做的部位。陈、何、梁三位师傅也被工人们的劲头感动，传授技艺更加毫无保留。
李云龙几乎住在了厂里。他不懂技术，但他懂得鼓动士气，解决后勤问题。他让食堂想尽办法改善加班伙食，联系医院给工人们安排简单的体检，甚至亲自出面调解了一位女工因加班太多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支撑，让工人们感到“上面有领导重视，天塌不下来”。
第一批五百件夹克下线，经过三位香港师傅和程佩珊的严格检验，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七十，远未达到合同要求的百分之九十五。问题主要集中在拉链不平、口袋歪斜、绗线不均匀。车间的气氛一度有些低落。
“哭什么？丧气什么？”李云龙在车间大会上吼道，“才第一批！发现问题就是好事！找到问题，解决问题，下次就能做好！三位师傅，程副局长，你们带着骨干，把这些问题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搞清楚毛病出在哪儿，是手艺不行，还是机器不灵，还是工序安排不合理？搞清楚了，就改！缺什么，咱们补什么！”
程佩珊带领技术小组，对不合格品进行了逐一“解剖”，分类归纳问题原因。他们发现，拉链问题主要是安装方法不统一、固定不到位；口袋问题与裁剪精度和缝制时定位不准有关；绗线问题则是因为工人不熟悉新工序，手势不稳。针对性地，他们制定了更细致的作业指导，增加了辅助定位工具（如画粉模板），并安排香港师傅对问题集中工位进行“一对一”强化辅导。
第二批、第三批……合格率缓慢而坚定地攀升。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二，百分之八十八……当第五批夹克合格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三时，车间里爆发出压抑已久的欢呼。三位香港师傅紧绷的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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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生产逐渐步入正轨时，那批用加工费抵付的设备，历经周折，终于运抵大连港。开箱验货的那一刻，程佩珊和工人们围在崭新的、泛着金属光泽的“juki”高速平缝机前，如同看着最珍贵的宝物。这些机器，速度更快，稳定性更高，能完成更复杂的线迹。那台德国蒸汽熨烫台，更是让负责整烫的工人欣喜若狂——它喷出的蒸汽均匀有力，温度可调，极大地提升了熨烫效率和效果。
新设备的安装调试，又带来新一轮的学习热潮。程佩珊请何师傅和梁师傅，结合新设备，重新优化了部分工序。生产效率明显提升，产品质量也更加稳定。到第十批夹克生产时，合格率已经稳定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超过了合同要求。
两万件夹克，在合同规定的九十天内，全部保质保量交付。当最后箱货物装船离港，大连试点车间完成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蜕变。他们不仅成功啃下了技术更复杂的订单，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套虽然原始但行之有效的、适应外向型加工生产的管理体系和质量控制流程，并且获得了一批宝贵的先进设备，提升了硬件实力。
结算之日，郑裕昌如约支付了港币部分，而那批抵付的设备，则实实在在地落户大连，成为试点车间乃至未来可能扩大的出口加工基地的宝贵资产。程佩珊在总结报告中写道：“……此次合作，我方所得远超加工费本身。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输入、生产标准的建立、关键设备的获得，其长远价值数倍于即期现金收益。建议以此为基础，与‘大昌’公司探讨建立更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并尝试接触其他香港厂商，逐步将大连打造为北方重要的日用消费品出口加工基地。”
大连试点的成功，特别是其通过加工贸易“反向”获取设备的方式，让赵刚的思路更加开阔。他站在东北地图前，目光从大连港的标记，缓缓移向辽阔的内陆，移向黑龙江、吉林那些正在为船舶、动力机械、重型机床缺乏关键技术和设备而发愁的骨干企业。
“轻工换重工……”赵刚喃喃自语。直接与苏联进行这种交换，目前毫无可能。苏联对华技术封锁正日趋严密。但是，如果大连生产的优质轻工产品，能够进入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民用消费市场呢？苏联轻工业长期薄弱，日用品短缺是老大难问题。如果能用服装、鞋帽、玩具等消费品，从苏联换取我们急需的、不那么敏感的工业原材料（如特种钢材、有色金属）、或者二手的、但仍比国内先进的通用型工业设备（如机床、电机），甚至是一些相对过时但对我们仍有价值的技术资料，是否可行？
这无疑是一步险棋，更是一步需要极高技巧和时机的棋。中苏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任何涉及两国间非计划内、非传统商品的贸易行为，都可能被莫斯科视为“钻空子”甚至“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协作”。但另一方面，苏联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品需求和官僚体系的低效，或许会留下缝隙。
赵刚决定进行极其谨慎的试探。他指示大连方面，在严格保密的前提下，通过程佩珊和霍启明的渠道（不直接涉及霍家，而是利用香港作为信息中转站），收集苏联及东欧国家民用消费品市场的需求信息、进口渠道、价格水平，特别是非官方渠道或边境贸易的情况。同时，他让李云龙开始秘密调研，东北地区哪些重工业厂矿，最急需哪些类型的、可能通过“非正式”渠道从苏联获取的设备或技术，并评估其风险。
另一方面，大连试点的成功范例和赚取的外汇实绩，也引起了更高层经济决策者的注意。一份经过润色、突出“创汇成绩”和“探索意义”、淡化敏感细节的内部简报，被送到了国务院分管外贸的领导案头。领导批示：“地方积极性可嘉，探索精神值得鼓励。可在严格控制、加强管理的前提下，总结经验，适当扩大试点范围。” 这是一个谨慎但积极的信号，意味着大连模式有可能被有限度地认可，并可能在其他有条件沿海城市进行类似尝试。
李云龙拿着这份批示的抄件，兴奋地找到程佩珊：“看到没？上面点头了！咱们这条路，走对了！接下来，咱们得大干一场！老郑那边（指郑裕昌），得让他下更多的单，介绍更多的客户！咱们还得把厂子扩大，再弄几条生产线！”
程佩珊同样感到振奋，但她保持了冷静：“李组长，扩大规模是必然的。但我们不能只依赖‘大昌’一家。我们需要拓展客户群，分散风险。另外，质量控制和管理能力必须跟上规模的扩张，否则一旦出现大规模质量问题，信誉崩塌，前功尽弃。我建议，立即着手两件事：第一，利用现有设备和经验，尝试承接一些其他香港贸易公司的‘试单’，哪怕数量很小，目的在于建立新的联系；第二，筹备成立一个‘出口加工业务培训中心’，系统培训新工人和管理人员，将我们摸索出的这套标准和管理方法固化下来，复制出去。”
“好！就按你说的办！”李云龙大手一挥，“培训中心这个主意好！咱们不能光自己会，还得教会更多人！这事你来抓！我去搞地皮，搞编制！”
大连港畔，灯火通明的试点车间里，缝纫机的嗡嗡声汇聚成工业化的低沉乐章。车间外，渤海湾的潮水不知疲倦地拍打着堤岸。这“针尖上的舞步”，看似轻盈细微，却正在撬动沉重的历史门扉。南风带来的，不仅仅是订单和机器，更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和国际视野的萌芽。而北望的目光，则开始审视那看似铁板一块的阵营内部，是否存在可供利用的缝隙与需求。
冰层下的暗流，正在加速涌动。下一针，将刺向何处？绣出的，又将是什么样的图案？程佩珊在深夜的办公室里，整理着苏联轻工市场的信息碎片，心中隐隐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构想轮廓。而远在沈阳的赵刚，则在油灯下，对着东北工业布局图，用红蓝铅笔勾勒着“轻工产品输出”与“重工设备技术输入”之间，那些尚且模糊的、需要精心设计的交换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