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平壤国际文化馆内，一场规模不大却备受瞩目的“朝鲜轻工业技术革新成果展”悄然揭幕。这是朝方首次系统展示与中方合作以来的建设成就，也隐含着向国内保守势力和外部观察者（尤其是苏联）展示“自力更生与友好合作并行”成果的意味。
展台中央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平壤第二被服厂生产的系列产品：从笔挺的军官呢大衣、缩水率极低的冬季常服，到款式新颖（按当时标准）的民用夹克、衬衫，甚至还有几套借鉴欧洲样式改进的连衣裙。每件产品旁都附有详细的技术说明卡，重点标注了采用“中朝联合攻关工艺”解决的诸如缩水、变形、色牢度等关键指标。另一侧，咸兴橡胶厂的新型耐油密封件和清津厂改进后的矿山传送带样品，也吸引了不少专业参观者的目光。
朝方轻工业省副相亲自陪同各国使节和专家参观。当来到服装展区时，他特意拿起一件做工精良的男式夹克，向在场的苏联驻朝鲜经济顾问伊万诺夫介绍：“伊万诺夫同志，这是我们应用了中国同志协助制定的新工艺标准生产的产品，在耐用性和外观上都有显着提升，已经成功出口到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伊万诺夫接过夹克，仔细检视缝线、拉链和内衬，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锐利。他听出了副相声调中的自豪，也看到了周围其他东欧国家外交官和技术人员眼中的赞赏与好奇。这种赞赏，显然不是针对苏联援助的传统模式。他放下夹克，用一贯严肃的语气说：“做工确实有改进。不过，社会主义工业的优势，更应体现在重型机械和尖端技术上。轻工业的繁荣，不能以牺牲重工业投入为代价。”
这话既是说给朝方听，也像是一句飘向在场中国参展人员（程佩珊作为技术顾问在列）的告诫。程佩珊站在稍远处，面带微笑，仿佛没听见，心中却了然：苏联人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并非来自军事或政治，而是来自一种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质量”和“效率”的示范效应。这“蒸汽”，已经让冰层上的人感到了温度。
展览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不仅东欧国家表现出浓厚的采购兴趣，连苏联远东地区贸易公司的代表，也私下向朝方询问某些产品的价格和供货可能。朝方上下信心大增，对中方的依赖和信任进一步加深。
展览结束当晚，程佩珊接到了朴成浩紧急转来的一个消息：苏联远东某边境贸易公司的一名代表，通过朝方中间人，非常隐晦地表示，他们对展览上那种厚呢大衣和工装夹克“很感兴趣”，询问是否有“小批量、非正式渠道”供货的可能性，并暗示可以用“某些地区富余的工业原材料或老旧设备”进行交换，前提是“不通过官方贸易账户，不留下正式记录”。
这简直是“北风计划”在朝鲜的翻版，但披上了朝方中间人的外衣，显得更“间接”了一些。程佩珊立刻意识到，平壤项目产生的“蒸汽”，不仅吸引了东欧，竟然也通过朝方的渠道，主动引来了苏联内部的需求！她不敢怠慢，连夜将情况加密报告沈阳。
当平壤的“蒸汽”开始升腾时，大连的“本营”里，一场围绕“二手设备”的攻坚战正进入白热化。
李云龙从霍启明转来的、源自“安德烈”渠道的那些西欧二手印染设备信息中，结合程佩珊从平壤传回的东欧技术资料，敏锐地锁定了两个目标：一台据说状态尚可的德国产二手平网印花机，和一台英国产旧式简纱染色机。这两样设备，对于提升大连试点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和质量档次，具有关键意义。单纯依靠香港的来料加工，面料花色受制于人，利润大头被拿走。如果自己能掌握印染环节，哪怕只是初级水平，主动权将大大增加。
获取渠道成了难题。通过霍启明的正规商业渠道询价，对方要么报价虚高，要么对设备真实状态语焉不详，且运输、保险、售后一片空白。李云龙想起了赵刚“慎用暗哨”的指示，但眼下正规渠道走不通，而那台德国印花机的信息又太过诱人。
他决定冒一次险，但把风险控制在最低。他让霍启明通过费尔南多先生那条线，以“东南亚某华商”的名义，向“安德烈”方面传递一个极其模糊的意向：“对之前提供的印花机信息有兴趣，但需确认设备现存地点、可查验性及最终离岸价格。可用硬通货（美元）或等值紧俏消费品结算。”
这一次，“安德烈”的回应快得惊人，且直接了许多。回复不再是匿名信，而是一封从奥地利维也纳寄出的商业信函，落款是一家听起来很正经的“欧洲工业设备调剂公司”。信中提供了那台印花机在西德一家已关闭的纺织厂仓库里的具体地址和照片更多、更清晰，声称拥有合法处置文件，可以安排买方代表（需具备工程师资质）前往查验，价格面议，但强调“只接受瑞士银行现金或黄金交易，不涉及易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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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一下子把交易层级和风险都抬高了。直接派人去西德？用现金或黄金？这远远超出了李云龙甚至赵刚最初的设想和风险承受能力。
“他娘的，这是要玩真的，还是个大坑？”李云龙拿着霍启明转来的信件副本，在办公室里踱步。设备是真的，机会也是真的，但风险高得吓人。派人出去，政治审查、身份掩护、资金安全、交易过程中的意外……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是灾难。
他再次请示赵刚。赵刚的回复经过反复权衡：“设备确实关键。但此渠道风险极高，不可作为主要依赖。可采取‘借船出海’策略。” 他指示：一、绝不从国内直接派人，可尝试通过霍家在欧洲的商业伙伴或可信的第三方（如奥地利那家公司本身，如果查证属实）代为查验，我方支付查验费用并获取详细报告。二、同时，通过香港其他正规贸易公司，同步寻找同类二手设备的其他来源，货比三家，分散风险。三、筹备资金，但要确保来源和转移路径绝对安全，且必须设备确认无误、运抵香港或某个安全第三方港口后方可支付大部分款项。
就在大连方面为这台德国印花机绞尽脑汁时，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设备来源出现了——波兰。
程佩珊在平壤与一位来参观展览的波兰轻工业部门官员建立了良好关系。闲谈中，对方抱怨波兰纺织厂正在淘汰一批五十年代初从西欧引进的旧设备，包括一些走锭细纱机和旧式剑杆织机，状态尚可，但能耗高、自动化程度低，波兰希望用它们换取一些急需的日用消费品，比如……高质量的服装和床上用品。他半开玩笑地对程佩珊说：“如果中国同志有兴趣，我们可以用这些‘老家伙’换你们的‘新衣服’，各取所需。”
说者或许无心，听者有意。程佩珊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比“安德烈”那条暗线更安全、更直接的设备获取渠道！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种易货贸易属于“兄弟国家间的经济互助”，政治风险小，且有正式渠道可循。她立刻将这个信息报回。
赵刚接到消息，精神大振。这正中下怀！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轻工品，去换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淘汰的、但对我们而言仍属先进的二手设备，既符合“明桥”策略，又能实实在在提升基础工业能力。他立刻指示：由程佩珊牵线，通过正式外交和外贸渠道，与波兰方面接触，探讨以“服装、纺织品等轻工产品易货波兰二手纺织设备”的具体方案。大连试点要做好接收和消化这批设备的准备。同时，德国印花机的线索也不放弃，但要严格按照“借船出海”、多重验证的方案谨慎推进。
设备引进还在博弈中，大连试点内部的“海鸥计划”却捷报频传。
在成功仿制“海鸥一号”扣夹后，“技术革新小组”在谭师傅带领下，将目标瞄准了更复杂的高速平缝机核心零件——旋梭和挑线杆组件。他们没有精密机床，就用土办法：手工研磨、靠模加工、自制简易检测台。从沈阳一家研究所请来的退休工程师，带来了基础的金属热处理知识。经过近百次失败，他们最终用优质合金钢锻造、经过特殊热处理的“海鸥二号”旋梭，在测试中达到了进口原装件八成五的寿命和稳定性！虽然产量极低，成本甚至高于进口，但其象征意义和积累的技术经验无法估量。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消化那台台湾钉扣机技术时，一位年轻技术员提出一个大胆想法：既然我们能仿制扣夹，能不能把它的自动送扣原理，用到其他工序上？比如，自动送裤钩？小组立刻试验，利用废旧零件和简易气动装置（从工厂报废设备上拆的），竟然捣鼓出一台土得掉渣但确实能用的“半自动裤钩钉扣机”，效率比手工提高了三倍！
李云龙乐得合不拢嘴，把这两样成果连同之前的产品样品，打包寄给了正在香港的霍启明，嘱咐他：“给老郑（郑裕昌）看看，也给其他潜在客户瞧瞧！告诉他们，咱们大连不仅能按样生产，还能自己琢磨改进设备、提高质量！问问他们，有没有更复杂、利润更高的订单，比如需要特殊工艺的时装？”
“海鸥”的翅膀虽然稚嫩，但已经开始扇动。霍启明将样品和资料展示给“大昌”的郑裕昌和“联发”的吴老板，两人都十分惊讶。郑裕昌尤其对那个土制裤钩机感兴趣，他正为一款出口到英国的男裤订单中手工钉裤钩效率低、质量不稳而发愁。“如果这个机器真能稳定工作，我可以把这款裤子的订单全部放到大连，单价可以提高百分之五。”他当场表态。
然而，订单增长的喜悦很快被产能不足的焦虑冲淡。大连试点现有的四条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新的订单，尤其是波兰易货贸易可能带来的大批量服装需求，如同悬在头顶的盛宴，却因“碗”不够大而无法承接。
扩建生产线，需要更多设备、更多厂房、更多熟练工人。设备可以指望波兰的二手货和可能的德国印花机，但厂房和工人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李云龙打报告要求扩建厂区、增招工人，却遇到了计划体制的刚性约束：土地指标、建筑用料、招工名额，都卡在市的计划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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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他娘的是这一套！”李云龙急得嘴上起泡。他跑到市里据理力争：“咱们这是出口创汇项目，是中央点了头的！现在有订单，有市场，能为国家赚更多外汇，凭什么卡着不让扩？” 市里的领导也很为难：“李组长，不是不支持。可计划是死的，全市的基建指标、用工计划都是年初定好的，你们突然要大规模扩建，其他项目怎么办？工人从哪来？总不能把别的国营厂工人调给你吧？”
僵局之中，赵刚从沈阳发来指示，提供了一条迂回思路：“可否考虑，利用现有试点工厂的技术和管理输出，联合市内其他经营困难的集体所有制服装社或街道工厂，进行‘技术联营’或‘订单分包’？由试点厂统一接单、提供技术标准和关键工序指导，联营厂负责部分加工，利润按约定分成。这样既能快速扩大产能，又能带动地方小厂改造升级，或许能绕过一些计划审批障碍。”
李云龙眼前一亮：“对啊！老子怎么没想到！不能光自己长肉，得带着兄弟们一起干！”他立刻行动，在市轻工业局的支持下，筛选出两家设备尚可但管理混乱、订单不足的区属服装厂，提出“技术管理承包，订单利润共享”的方案。试点厂派出管理骨干和技术小组进驻，帮助改造生产线、培训工人、建立质控体系，然后将其纳入“大昌”和“联发”订单的生产协作网络。
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植入了市场化协作和准契约关系的萌芽，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两家小厂的原有领导有的抵触，有的则看到救命稻草般积极配合。李云龙再次展现他的铁腕和灵活性，软硬兼施，最终将这两家厂初步整合进来，短期内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的产能。虽然管理难度大增，质量风险上升，但毕竟解了燃眉之急，也为未来的产业整合摸索了经验。
秋天，沈阳。赵刚的案头摆着三份沉甸甸的报告。
第一份是程佩珊发来的《关于与波方初步接触轻工产品易货二手纺织设备情况的报告》。报告称，波方态度积极，已初步提供了一份可供交换的二手设备清单（包括细纱机、织布机、并条机等共三十余台），并希望中方提供详细的服装、纺织品货单和报价。程佩珊建议，以此为契机，不仅为大连，也为东北其他纺织基地争取设备，并提议将易货贸易扩展至其他东欧国家。
第二份是霍启明转来的、经过第三方查验的《德国产二手平网印花机技术状态评估报告》。报告显示，设备机械部分保养尚可，但电气系统老化严重，需大量更换，且缺少关键配件。卖家坚持高价，且交易条件苛刻。报告结论是：技术价值存在，但性价比不高，修复使用风险大，建议谨慎。
第三份是李云龙的《大连试点产能扩张与“海鸥计划”进展汇报》，详细描述了整合区属小厂扩大产能的尝试、自主零件研发的突破以及面临的新管理挑战和原料（尤其是优质棉布和化纤）供应紧张问题。
赵刚点起一支烟，站在巨大的东北工业地图前，目光如炬。三条线的进展，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正在形成的“轻工业升级循环”雏形：
波兰（东欧）的二手设备（明线易货） → 提升大连等地的纺织印染基础能力 → 生产出质量更高、品种更丰富的服装纺织品 → 一部分用于继续换取波兰等国的设备和技术（巩固明线），一部分通过香港渠道出口赚取外汇（支撑本营），一部分可能用于满足苏联远东地区的非正式需求（暗线试探或通过朝方中转） → 赚取的外汇和积累的技术，又可用于引进更关键的设备（如谨慎评估后的德国印花机，或通过其他渠道）和研发自主技术（“海鸥计划”进一步提升产能和质量……
这个循环，虽然脆弱，环节众多，且充满风险，但它毕竟转起来了！它打破了单纯依赖重工业投入或苏联援助的单一模式，将轻工业出口、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和国际易货贸易串联了起来，形成了一个内生的、具有一定自我强化能力的发展逻辑。
“但是，循环还太小，太慢。”赵刚自语。波兰的二手设备数量有限，且是别国淘汰的；香港的订单利润被层层盘剥；自主研发刚刚起步；苏联的暗线风险莫测。要让它真正成为一股破冰的力量，必须让这个循环加速、扩大。
他做出几项关键决策：
第一，全力推进与波兰的易货贸易。指示外贸部、轻工业部和东北局组成联合谈判小组，程佩珊作为技术顾问加入，尽快与波方敲定首轮易货协议。原则是：尽可能换回我们最急需的、能形成关键产能的设备，并建立长期易货联系。同时，指示李云龙，在大连规划专门的“东欧设备技术改造区”，集中力量消化吸收这批二手设备，务必让其尽快形成生产力。
第二，对德国印花机，果断放弃。赵刚在霍启明的报告上批示：“风险与收益严重失衡。终止接触。设备引进，重点转向东欧易货及通过香港正规渠道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其他来源。” 不能让一条不确定的暗线，占用过多资源和承担过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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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支持大连的产能整合模式，但要求规范管理。他同意李云龙“技术联营”的做法，但要求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输出合同、质量监管办法和利润分配机制，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把试点好不容易建立的信誉搞砸。同时，指示东北局协调物资部门，对试点及其联营厂所需的优质原材料，给予一定的计划外调剂支持。
第四，也是最隐秘的一步：他给程佩珊发出一份绝密补充指示：“在与波方及东欧其他国家接触中，可有意识地、不经意地透露，中方对某些特定领域的技术资料（如新型纺织机械原理、化纤生产工艺简述等）也很感兴趣，可作为易货贸易的‘甜头’或补充。同时，密切关注朝方渠道是否还有类似苏联远东的非正式需求信息。” 他要让平壤这座“明桥”，不仅输送设备，也尝试输送更软性的技术知识，并为潜在的、更复杂的多边交易铺路。
窗外，秋意已深。赵刚知道，真正的冬天尚未到来，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可能随时让这脆弱的循环戛然而止。但此刻，冰层之下，那台以二手设备为引擎、以针线为燃料的机器，已经发出了低沉的、不容忽视的轰鸣。它产生的“蒸汽”，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于此，无论是友是敌。
下一步，就是如何让这“蒸汽”，不仅能示人以温度，更能转化为推动巨轮前行的实在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