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港的专用码头上，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波兰格但斯克的货轮“波罗的海号”缓缓靠岸，船舱里装载的，是那份来之不易的易货协议中首批抵达的“铁马”——十五台五十年代初产自英国的二手“普拉特”细纱机和八台波兰仿制的并条机。这些设备被油布包裹，经过长途海运，表面锈迹与灰尘混杂，但在李云龙和赶来接收的技术人员眼中，却闪烁着希望的光芒。
码头上举行了简单的接收仪式，市里和轻工局的领导都来了，讲了些“中波友谊”、“经济合作”的场面话。李云龙的心思却早已飞到了设备本身。仪式一结束，他立刻指挥着从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紧急抽调的二十多名老技工和几名大学刚毕业的年轻技术员，配合港口起重设备，小心翼翼地将这些笨重的“铁马”卸船、装车。
设备没有直接运往还在图纸上的“东欧设备技术改造区”（那块地皮刚完成平整，厂房连地基都没打），而是临时安置在试点工厂腾出的最大仓库和毗邻的一片空地上。这是李云龙的权宜之计，他等不及新厂房建好，“让机器早点转起来，哪怕先转一台，也是胜利！”
然而，消化这些“铁马”的难度，远超预期。首先是技术资料的缺失与错位。随设备来的只有几本破旧的波兰文操作手册和简单的总装图，关键的电气原理图、机械零件图、调试参数表要么缺失，要么是模糊的复印件，且标注混乱，英制、公制单位混杂。波兰方面指派的两位调试工程师要一个月后才能到，语言不通（只会波兰语和少量俄语），沟通全靠比划和蹩脚的翻译。
其次是设备状态参差不齐。开箱检查发现，有的细纱机车头箱齿轮磨损严重，有的并条机的罗拉有明显的弯曲变形，显然是使用过度或维护不善。更麻烦的是电气部分：老旧的英国产电机绝缘老化，控制线路杂乱，有些甚至被波兰人用本地元件粗糙地改装过，留下了安全隐患。
“这他娘的哪是设备，这是一堆需要大修的破烂！”一位从大连纺织厂请来的老师傅，围着拆开的一台细纱机摇头叹气。
李云龙脸色铁青，但他知道现在不是抱怨的时候。“破烂也得给老子修好！谭师傅呢？把‘技术革新小组’的人都叫来！还有，去沈阳、去上海，给我请人！请最好的纺织机械专家、电工师傅！花多少钱都行！”
一场与“波兰铁马”的攻坚战打响了。仓库变成了临时车间和“野战医院”。谭师傅带着他的“海鸥”团队，发挥土法上马的特长，测绘零件、加工替换件、修复磨损部位。从上海请来的退休纺织机械工程师，戴着老花镜，对着残缺的图纸和实物，一点点反推结构原理，重新绘制草图。年轻的技术员们则被分派去清理、除锈、核对零件，每天弄得满身油污。
最大的挑战是电气系统。国内熟悉这种老旧英制设备电路的人凤毛麟角。李云龙急得嘴上又起了一圈泡，最后通过赵刚的关系，从哈尔滨一家有苏联援建背景的电机厂，“借”来了一位号称“电路活字典”的姜工。姜工五十多岁，脾气古怪，但技术精湛。他来了之后，对着那堆乱麻似的线路研究了三天，不说话，只抽烟。第四天早上，他扔给李云龙一张手绘的、极其简陋的主电路框图：“照这个，把线全拆了，按我画的重新布。原件能用的用，不能用的，找国产的替代，参数我告诉你。”
拆线、重新布线、测试……仓库里灯火彻夜不熄，空气里弥漫着机油、焊锡和香烟的味道。工人们三班倒，李云龙几乎住在了现场，眼睛熬得通红。程佩珊从平壤发来一些东欧纺织设备维护资料的摘要，多少提供了一点参考，但杯水车薪。
就在这边与“铁马”搏斗时，霍启明从香港传来关于莫斯科“影子订单”的进展：对方对大连寄去的防寒服样品表示“高度满意”，尤其赞赏其工艺细节和保暖性能。对方通过一个设在维也纳的贸易公司转达，愿意提供一份更详尽的、可供交换的设备清单，并提议下一阶段在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初步商务洽谈”，讨论首批五千套防寒服的具体交换细节。对方强调，洽谈将以“纯粹的民间商业活动”形式进行，建议中方派出“具有决策权的商业代表”。
机遇似乎触手可及，但风险也陡然升级。从香港跳到维也纳，从通信试探跳到面对面谈判，这步子迈得太大了。李云龙不敢做主，再次急报沈阳。
平壤，清津橡胶厂那间简陋的实验室里，程佩珊、朴成浩和几位朝方技术员正围着一台临时搭起的试验台，屏息凝神。试验台上，是他们依据捷克硫化机电路原理、结合有限资料推测的西德继电器功能要求，自行设计组装的一套“土制温控装置”。核心是用几个性能较好的苏联产时间继电器和温度传感器组合，通过一个自制的逻辑控制板（其实是手工焊接的一堆晶体管和电阻电容）来模拟那个敏感西德继电器的部分精准控制功能。
这是“玻璃走廊”构想的一次具体实践。没有现成图纸，没有进口元件，只有对原理的揣摩和对现有条件的极致利用。试验已经失败了十几次，不是温度波动太大，就是控制逻辑紊乱。
“再试一次。”程佩珊声音平静，但握着记录本的手心微微出汗。朴成浩深吸一口气，合上了电闸。试验台上的指示灯闪烁，加热元件开始工作，温度传感器指针缓缓上升……接近设定值，减速……在设定值附近轻微波动了几下，竟然基本稳定住了！
“成功了？！”一位年轻朝方技术员忍不住低呼。
朴成浩紧紧盯着仪表盘，过了足足五分钟，温度始终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波动。“初步……初步看，是成功了！稳定性还需要长时间测试，但原理上可行！”他激动地看向程佩珊。
程佩珊也松了口气，露出欣慰的笑容。这不仅仅意味着清津厂的改造可以绕过那个敏感元件继续进行，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消化原理、自主替代”这条路的可行性。她和朴成浩等人将这次试验的详细过程、电路图、元件选型、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整理成了一份厚厚的技术报告，命名为“tc-1型温度控制系统”。这份报告，就是“玻璃走廊”铺下的第一块实实在在的砖。
然而，这块砖刚铺下，就引来了不速之客的审视。苏联专家伊万诺夫不知从哪里听说了清津厂的“技术革新”，再次“顺路”前来视察。他仔细查看了那套土制温控装置，翻阅了那份技术报告（朝文版），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但问出的问题却一针见血：
“程同志，朴同志，你们这种……自创的系统，稳定性、可靠性经过长期生产验证了吗？它的维护成本，比直接进口一个成熟元件，是高还是低？你们有没有计算过，为了达到接近进口元件的性能，你们额外投入的研发时间和物资成本，是否经济？”
他的问题，直指“玻璃走廊”模式在现阶段的核心弱点——效率和经济性。程佩珊坦然回答：“伊万诺夫同志，您的问题很关键。目前这只是一个实验性装置，稳定性和经济性确实需要时间验证。但我们认为，有些能力，是不能单纯用短期经济成本来衡量的。掌握了原理，拥有了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就是无价的。它让我们在未来面对各种技术限制时，能有更多的选择，而不是只能被动等待或受制于人。”
伊万诺夫不置可否，只是淡淡地说：“社会主义经济，讲究的是有计划、按比例、高效率。自力更生是好的，但也要注意资源的集中使用，避免重复劳动和无效投资。”临走前，他看似无意地对陪同的朝方官员提了一句：“莫斯科方面，最近似乎在关注远东地区一些非计划的物资流动和技术交流现象。”
这句话，像一颗冰冷的石子投入程佩珊心湖。她立刻意识到，伊万诺夫此行，或许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质疑，更可能是一种警告。莫斯科的“影子订单”和大连的活动，可能已经引起了苏联更高层的某种注意。她将伊万诺夫的话和自己的判断，迅速密报沈阳。
赵刚的案头，李云龙关于维也纳谈判的请示和程佩珊关于伊万诺夫警告的报告几乎同时到达。压力从两个方向同时袭来。
一边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诱惑：维也纳谈判如果成功，可能直接打通一条用轻工品换取更先进东欧工业设备的“快车道”，比波兰易货的层级可能更高。但风险也极大：人员出境的安全、谈判代表的身份掩护、交易本身的合法性与隐蔽性、以及可能面临的克格勃监控或政治陷阱。
另一边是来自苏联官方的隐约压力：伊万诺夫的警告，很可能代表了莫斯科某些部门对中朝技术合作以及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另辟蹊径”行为的不满和警惕。这意味着，之前相对顺畅的平壤“明桥”和波兰易货，未来也可能面临更多的阻力和审查。
“必须做出选择了。”赵刚对自己说。全线冒进不可取，但全面收缩也会让好不容易打开的局面付诸东流。他需要精准地判断，哪条线的风险相对可控，价值更大。
他反复推演。平壤的“玻璃走廊”和波兰易货，属于“明线”，有正式协议和兄弟国家关系背书，虽然也有阻力，但相对规范，且有程佩珊这样得力的人在具体操盘，风险可控，应继续巩固甚至扩大。莫斯科的“影子订单”和维也纳通道，属于“暗线”或“灰线”，诱惑大但风险极高，且直接触及苏联敏感的神经，不宜作为当前主攻方向，但也不能完全放弃，可以作为一支奇兵，在绝对安全的条件下进行极其有限的试探。
他做出如下决策：
第一，关于维也纳谈判：同意派出代表，但身份必须绝对隐蔽，决策权有限。他指示霍启明，以香港“信天翁贸易”或新注册的某离岸公司名义，聘请一位可靠的、有东欧贸易经验的第三方人士（如奥地利或瑞士籍商人）作为明面上的“中方代表”前往维也纳，与对方接触。真正的决策者和技术专家（从东北局外贸部门挑选，需精通俄语和纺织技术）将以“随行顾问”或“翻译”的身份秘密同行，不直接出面谈判，只负责观察、判断和幕后指挥。谈判底线是：首次交易规模严格控制在五千套防寒服以内，换取的设备必须是我方急需且清单明确的，交割地点必须选在第三国（如瑞士或芬兰）的保税仓库，由我方人员查验无误后方可完成最终交换。整个过程，大连试点和国内任何机构不得直接露面。
第二，关于伊万诺夫的警告：指示程佩珊，在朝方工作中，保持低调务实，继续以“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为核心，避免张扬“自主创新”或“替代进口”的提法。对清津厂的土制温控系统，可称其为“针对现有条件的适应性技术改造试验”。同时，加强与朝方务实派官员和技术人员的私下沟通，巩固关系，确保项目不因外部压力而停滞。
第三，加速波兰设备的消化吸收：这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赵刚亲自协调，从沈阳、上海增派更多技术力量支援大连，并特批一笔紧急经费，用于采购急需的备件和检测仪器。他要求李云龙，必须在波兰工程师抵达前，至少让三分之一的设备实现“能够运转”，并拿出详细的修复、改造和国产化替代方案。
第四，启动对东欧其他国家的接触：既然波兰的路子走通了，何不试试其他东欧国家？他指示外贸部门，通过正式渠道，向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民主德国等国试探，提出类似的“轻工产品易货二手工业设备或技术咨询”的建议。他要将“明线”的网络进一步扩大，形成多个输入源，降低对单一渠道的依赖。
赵刚的指令迅速下达。大连码头，“波兰铁马”的攻坚战在获得增援后，进度明显加快。一台经过大修的细纱机，在更换了谭师傅团队自制的齿轮、调整了姜工重新布设的电路后，终于发出了低沉而稳定的轰鸣，吐出了第一缕虽然粗细不甚均匀、但毕竟成形的纱线！这一刻，仓库里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许多老师傅激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这边初见曙光时，大连港又迎来了另一位特殊的客人——一艘悬挂丹麦旗、从汉堡驶来的小型货轮。船上装载的不是波兰那种大型设备，而是十几个标注着“机床配件”的木箱。收货人，是香港“信天翁贸易”公司委托大连一家新成立的“华欧机械技术服务部”（一个挂靠在市科协下的空壳机构）代收的。
木箱里装的，正是霍启明通过“安德烈”渠道最初试探、后来因风险过高而被赵刚叫停的那批瑞典skf轴承中的五套。它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原来，在赵刚决定暂停与“安德烈”的实物交易后，霍启明并未完全切断联系。他通过费尔南多先生，以“商业环境变化，现金交易风险过高”为由，婉拒了之前的交易提议。但“安德烈”方面似乎不愿放弃，过了段时间，主动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他们可以将少量轴承样品，通过“可靠的欧洲合作伙伴”，以“机床维修配件”的名义，发往大连指定的收货点，中方无需预先支付现金或货物，只需在收到并确认后，将等值的、易于变现的“中国特产”（如茶叶、丝绸）发往他们在东南亚的某个地址即可。这相当于把一次性的高风险交易，拆解成了“样品验货”和“后续结算”两个相对独立的低风险环节。
霍启明请示赵刚后，赵刚认为这个方案风险可控，且能验证对方货品真伪和渠道能力，便同意了。于是，这批轴承“样品”绕了一大圈，终于以这种极其迂回的方式，抵达了大连。
李云龙接到这批神秘的“配件”，在姜工等技术人员协助下，进行了严格的检测。结果令人振奋：确实是正品skf轴承，型号匹配，精度极高，虽然库存时间较长，但保存完好，性能优异。这证明了“安德烈”渠道在获取特定西方工业品方面，确实有其门路。
李云龙按照指示，将等值的特级龙井茶和杭纺丝绸，通过霍启明安排的渠道发往了指定地点。一次极小规模、但意义重大的“暗线”实物验证，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它没有带来急需的大型设备，但却提供了一个宝贵的信息：在铁幕的另一边，确实存在着可供利用的、非正式的物资流通网络。
与此同时，“海鸥计划”也传来了好消息。在消化波兰细纱机和钻研进口缝纫机的过程中，谭师傅团队对纺织机械传动原理的理解大大加深。他们不再满足于仿制单个零件，开始尝试设计一台简易的、适用于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土制半自动绕线机”，用来解决试点车间更换面料时人工绕线效率低、张力不匀的问题。图纸是手绘的，材料是东拼西凑的，但它代表了“海鸥”从模仿走向创造的又一步。
冰层下的网络，在谨慎的扩张中，节点在增加，连接在巩固。来自波兰的“铁马”开始喘息着启动，来自维也纳的“暗线”试探即将展开，来自平壤的“玻璃砖”正在铺设，而大连本土的“海鸥”，也在奋力振翅。每一条线都脆弱，都充满未知，但它们的并存与互动，正在编织一张越来越难以被轻易扼杀的生存与发展之网。赵刚知道，下一场考验，很可能就来自即将开幕的维也纳“商业洽谈”，那将是对这套网络韧性和智慧的一次直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