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畔的维也纳，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与旧帝国的余韵。在市中心一家不起眼但安保严密的私人俱乐部包厢里，一场特殊的“商务洽谈”正在进行。
长桌一侧，坐着自称“奥洛夫”的苏联“民用物资调剂部”代表，一位四十多岁、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穿着剪裁合体西装的男子。他举止优雅，谈吐间带着莫斯科知识分子特有的那种略带傲慢的精准，但眼神深处却有一种鹰隼般的审视。陪同他的是一位沉默寡言、更像是保镖或助手的壮汉。
另一侧，是霍启明通过复杂关系聘请的奥地利籍商人汉斯·伯格，以及他的“技术顾问”兼翻译——一位化名“陈默”的中年男子。陈默真实身份是东北局外贸部门的一名资深俄语干部，曾在莫斯科留学，对苏联体制和工业有深入了解。他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略显保守的西装，举止谨慎，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只是倾听和记录，只在汉斯·伯格需要时，才用流利的俄语进行补充或提问。
气氛看似友好，实则暗藏机锋。奥洛夫开门见山，再次盛赞了大连的防寒服样品，表示“莫斯科的一些特殊作业部门”对此有“稳定且增长的需求”。他提供了一份比之前详实得多的设备清单，不仅包括之前提到的卡车底盘、发电机，还新增了几台民主德国产的精密平面磨床和一批捷克斯洛伐克产的工业自动化仪表。这些显然是比纺织机械更“硬核”、技术含量更高的东西。
“伯格先生，陈先生，”奥洛夫用银质小勺搅动着咖啡，语气轻松得像在谈论天气，“我们非常欣赏贵方（指‘信天翁贸易’）的生产能力和严谨态度。我们认为，这种基于互补需求的商业合作，对双方都有利。首批五千套，我们可以用清单上任选等值设备进行交换。如果合作愉快，后续订单可以非常可观，每年数万套也不是不可能。”
一切都显得过于“正规”和“优厚”了。陈默心中的疑虑越来越重。苏联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何时变得如此“市场化”和“灵活”？尤其对方对西方公证流程的熟悉，不像典型的苏联官僚作风。更让他警惕的是，奥洛夫在交谈中，似乎不经意地多次将话题引向“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恢复情况”、“轻工业与重工业如何协调发展”以及“对苏联援助技术的消化吸收”等方向上，虽然是以“探讨合作伙伴潜力”为名，但问题之深入，超出了普通贸易代表的范畴。
“奥洛夫先生，”伯格与对方就第一批交换设备的具体型号和折算比例讨价还价时，陈默首次主动开口，声音平缓，“您提供的设备清单技术含量很高，我们很感兴趣。不过，我们也有些顾虑。这些设备，尤其是精密机床和仪表，其来源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附带必要的技术文件，比如操作手册、电路图、维修指南，这对我们后续的使用和维护至关重要。不知贵方在这方面，能提供哪些保证？”
奥洛夫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光芒，他身体微微前倾：“陈先生是懂行的人。技术文件……确实是个关键问题。有些设备年代久远，原始文件可能遗失。不过，我们可以尽力搜集，甚至……可以安排我们的技术人员，提供一些非正式的操作培训或技术要点说明。当然，这需要建立在更深厚的互信和更长期的合作基础上。”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补充道，“毕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往往不只是机器本身，还有让它运转起来的知识，不是吗？”
这话几乎是在明示：他们手里不仅有设备，还有与之相关的“技术知识”可以交换，前提是中方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和“合作深度”。这诱惑更大了，但陷阱也可能更深。
第一轮会谈在约定一周后提供设备照片和更具体的交换草案后结束。回到下榻的酒店，陈默立刻通过预定渠道，将详细会谈记录和自己的分析判断，加密发回国内。他的结论是：奥洛夫绝非普通贸易官员，极可能带有情报搜集任务；对方提供的交换条件异常优厚，意在放长线钓大鱼；其真实目的可能不仅是获取消费品，更在于摸清我方工业发展现状、技术需求和对外渠道。建议：极度谨慎，可进行极小规模试探性交易以观后效，但绝不可深入，尤其要警惕对方以“技术培训”为名的渗透。
当维也纳暗流涌动时，大连的仓库里，已是另一番景象。在各方支援和工人们夜以继日的奋战下，首批运抵的波兰设备中，已有五台细纱机和三台并条机完成了初步修复和调试，能够断续续地运转起来。虽然纺出的纱线还不够均匀，机器的轰鸣声中也夹杂着不少杂音，但毕竟，这些沉寂多年的“铁马”，在异国的土地上重新开始了喘息。
波兰指派的两位工程师终于抵达。一位是老成持重的机械专家科瓦尔斯基，一位是年轻些的电气工程师诺瓦克。语言障碍依然存在，但有了之前姜工等人的基础，加上实物比划和简单的图纸，沟通顺畅了许多。科瓦尔斯基对谭师傅团队自制的替换件赞不绝口：“了不起！没有原图纸，能做出这样的齿轮！虽然精度差一点，但思路是对的！”诺瓦克则对姜工重新梳理的电路既惊讶又佩服：“你们把英国的老电路和苏联的元件结合起来了？这个改造很……大胆，但看起来有效。”
中外技术人员围着机器，拆解、测量、讨论、试验。中国技术人员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波兰工程师带来的、虽然有限但更系统的设备原理知识；波兰工程师也惊讶于中国同行在极端条件下的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土办法”。一种基于共同攻克技术难题的、朴素的职业友谊在油污和汗水中萌芽。
李云龙看到机器转起来，稍微松了口气，但他知道，这仅仅是开始。要让这些设备稳定生产出合格的纱线，形成真正的产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重要的是，纺出的纱线用来做什么？现有的试点车间以成衣为主，对纱线的需求有限且要求不高。如果这些“铁马”不能生产出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它们就只是昂贵的摆设。
他想到了程佩珊。她不是在平壤搞服装吗？也许可以尝试用这些初步恢复的波兰设备，生产一些特定规格的纱线，供平壤的服装厂使用，既检验设备能力，又形成内部协作。他立刻将这个想法通过保密渠道与程佩珊沟通。
与此同时，“海鸥计划”有了突破性进展。在吸收了波兰细纱机部分传动原理后，谭师傅团队设计的“土制半自动绕线机”原型机终于组装完成。它看起来简陋无比，主体框架是用角铁焊的，传动用的是废旧自行车链条和齿轮，动力是一台拆下来的小电机，控制系统更是几组手动开关和限位器。但就是这台“丑小鸭”，在测试中，成功地将纱筒上的纱线以基本均匀的张力缠绕到梭芯上，效率是纯手工的三倍，而且故障率……居然不太高！
“成功了！咱们的‘海鸥三号’！”车间里再次欢腾。李云龙看着那台哐当作响但确实在工作的机器，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这不再是简单的仿制，而是基于理解后的创造，尽管它还非常原始。
他立刻下令：“改进！给我可劲儿改进！把噪音降下来，把稳定性提上去！然后，小批量做几台，放到车间里试用！看看能不能把咱们钉扣、绕线这些辅助工序的效率都提起来！”他知道，这种不起眼的小改进累积起来，对整体生产效率和成本控制的意义，可能不亚于引进一台大设备。
平壤，伊万诺夫专家的“关切”并未因程佩珊的低调而减少。相反，他似乎对清津厂那个“tc-1型温度控制系统”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他再次“顺路”来访，这次没有过多批评，反而提出了一个“建设性意见”。
“程同志，朴同志，”伊万诺夫指着那套土制装置说，“你们的创新精神值得肯定。不过，单打独斗效率太低。我们苏联，在自动化控制领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工程实践。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向莫斯科申请，派遣一两名这个领域的年轻专家，来与你们进行短期的‘技术交流’，帮助你们完善这个系统，使其更可靠、更符合现代工业标准。当然，这完全出于同志式的帮助，不附带任何条件。”
这个提议，让程佩珊和朴成浩都愣住了。苏联专家主动提出技术帮助？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程佩珊立刻警醒：这真的是“同志式帮助”吗？还是另一种形式的监控和渗透？让苏联专家深入参与这套基于自主摸索的系统，核心技术思路岂不是完全暴露？而且，一旦苏联专家介入，这套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还能由中朝双方自主决定吗？
她迅速权衡利弊，然后微笑着回答：“非常感谢伊万诺夫同志的好意！这体现了苏联老大哥无私的国际主义精神。不过，目前这个系统还非常粗糙，处于试验阶段，恐怕会浪费苏联专家的宝贵时间。我们想先自己再多做一些基础性试验，把问题暴露得更充分一些，等有了更明确的技术难点，再向苏联专家请教，可能效果会更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委婉但坚定地拒绝了。伊万诺夫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当然，尊重你们的安排。随时欢迎你们提出需求。”他离开时，似乎无意中提到，他近期可能要去北京出差，与中国轻工业部的同行“交流经验”。
程佩珊将伊万诺夫的提议和他的北京之行计划一并密报沈阳。她判断，苏联方面的压力正在以更“柔和”、更隐蔽的方式渗透，目标可能不仅限于朝鲜项目，也开始指向中国国内。
另一方面，朴成浩在程佩珊的鼓励下，开始将“玻璃走廊”的理念向其他朝方技术人员传播。他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技术原理研究小组”，利用资料室有限的资源，开始系统性地搜集、翻译和讨论那些外文技术资料中的基本原理和设计思路，而不只是寻找现成答案。程佩珊则将大连方面在消化波兰设备、进行“海鸥”研发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有选择地提供给他们，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习题”。一种超越具体项目、着眼于能力培养的隐性合作，在平壤悄然深化。
赵刚几乎同时收到了陈默从维也纳发回的警示报告、李云龙关于波兰设备初步运转和“海鸥三号”成功的汇报，以及程佩珊关于伊万诺夫新动向的报告。三条线上的信息，勾勒出一幅清晰而严峻的图景：外部诱惑与压力同步升级，内部能力在挣扎中生长，但整体网络仍极度脆弱。
维也纳的奥洛夫，无疑是克格勃或类似机构的触角，其目标直指中国工业核心情报和技术需求。波兰设备虽已启动，但远未形成可靠产能，且严重依赖外部技术支援。“海鸥”的进展鼓舞人心，但毕竟是小打小闹。平壤的“玻璃走廊”面临被苏联“技术援助”名义渗透的风险。
赵刚意识到，必须立刻构筑更坚固的“防火墙”，并调整策略重心。
他首先对维也纳线做出最终裁决：终止与奥洛夫的任何深入接触。伯格，在下一轮会谈中，以“公司董事会鉴于当前国际商业风险，决定暂缓此类大宗易货业务”为由，婉拒奥洛夫的提议。但可以表示，对少数几样清单上“非敏感通用设备”仍有兴趣，建议通过“小额、单次、钱货两讫”的常规贸易方式进行，彻底剥离“技术交换”和“长期合作”的诱饵。这既能不完全断绝联系（保留一个观察窗口），又将风险控制在最低。
其次，他指示程佩珊：对伊万诺夫的技术援助提议，坚决而礼貌地拖延。同时，要加强对朝方技术小组的引导，将研究重点更多放在基础原理和“为什么”上，减少对具体“怎么做”（尤其是涉及敏感技术路径）的讨论。在朝方内部，要更紧密地团结朴成浩等务实派，确保“玻璃走廊”的主动权。
第三，全力保障大连的“消化吸收”和“海鸥计划”。赵刚协调各方资源，为大连增派更多技术骨干，并特批进口一批关键的检测仪器和特种钢材。他要求李云龙，必须尽快拿出波兰设备的完整修复、国产化替代和操作规程方案，并尝试用这些设备生产出第一批达到出口标准的专用纱线，与平壤项目对接，形成内部小循环。对于“海鸥三号”等自研设备，要求尽快完成稳定性测试，并开始规划小型生产线，争取实现小批量生产，用于试点车间和联营厂的改造。
“现在，不是扩张的时候，是深挖洞、广积粮、筑牢墙的时候。”赵刚在给各线的密令中写道，“维也纳的诱惑是毒药，平壤的压力是试探，唯有大连的实干，才是我们真正的根基。把波兰设备吃透，把‘海鸥’的翅膀练硬，把我们的产品质量做到无可挑剔。只有这样，当外面的风浪更大时，我们才有站稳脚跟的本钱，也才有继续向外看的底气。”
他站在窗前，望着沈阳冬日灰蒙蒙的天空。他知道，短暂的“蜜月期”或许已经结束，更复杂的博弈和更隐蔽的封锁即将到来。但他也相信，经过这一年的艰难开拓，冰层之下，那几条细细的暖流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开始相互滋养，开始孕育抵御严寒的生命力。真正的破晓，或许还要经历更漫长的黑夜，但扎根于冻土之下的根系，正在黑暗中悄然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