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北大荒，天气说变就变。前一秒还是烈日晴空，下一秒便可能乌云压顶。丁伟最担心的秋涝，以一种迅猛而暴烈的方式，提前到来了。
八月中旬，连续三天的瓢泼大雨，将刚刚挺过干旱的田野再次泡进了水里。原本就脆弱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沟满壕平，浑浊的泥水漫过田埂，肆意流淌。低洼地块的大豆田，植株下半截浸在泥水里，叶片迅速黄化；一些坡地上的麦田，则因水土流失严重，露出了浅表的根系。风雨交加中，已经开始灌浆的小麦出现了倒伏。
农建一师师部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团的告急声几乎要将屋顶掀翻。
“师长！我们团三营的四百亩大豆田全淹了！水排不出去！”
“师长！五连的麦子倒了一大片！风太大了！”
“首长！通往七团的道路被冲断了，运粮车过不去！”
丁伟脸色铁青，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如瀑布般的雨幕和天地间一片混沌。他拳头攥紧，骨节发白。抗旱的艰辛尚未完全消退，涝灾又接踵而至。这就是大自然给拓荒者的下马威，毫不留情。
“慌什么！天还没塌！”他猛地转身，声音压过了风雨声和嘈杂的报告声，“孙振标！传我命令：第一，所有团营连干部，立即到一线组织排涝！能挖沟挖沟，能疏通疏通，想尽一切办法把明水排出去！第二，组织突击队，抢救倒伏的庄稼，能扶的扶，扶不起来的做好标记，准备人工收割！第三，后勤部门立即检查仓库和临时住房，严防漏雨和倒塌，确保人员、种子、口粮安全！第四，通讯班保持线路畅通，各团每两小时汇报一次情况！”
命令带着铁与火的意志传达下去。顷刻间，成千上万的战士和支边青年，穿着简陋的雨具，甚至很多人就直接淋在雨里，扛着铁锹、镐头，冲进了风雨交加的田野。他们挖开堵塞的沟渠，加高田埂，用脸盆、水桶往外舀水。在倒伏的麦田里，人们小心翼翼地将沾满泥浆的麦秆一簇簇扶起，用草绳或秸秆勉强捆扎固定。
丁伟也戴上斗笠，披上雨布，冲进了离师部最近的一片受灾麦田。泥浆没过脚踝，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他和战士们一起，深一脚浅一脚地扶起倒伏的麦子，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
“快！这边！把这条沟再挖深点！”他哑着嗓子指挥，亲自挥动铁锹。冰冷的雨水和沉重的劳作，让他旧伤的部位隐隐作痛，但他浑然不觉。
孟教授带着技术组的人也赶到了现场，他们仔细观察水淹情况和作物受损程度，提出一些技术性建议，比如对淹水时间过长、肯定无救的地块，果断放弃排水，留待日后补种或翻耕；对倒伏但穗头未沾泥的，优先抢救。
这场与秋雨的搏斗持续了整整两天一夜。雨势稍歇时，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满身泥泞。损失已经造成：初步统计，受淹面积超过五万亩，其中近万亩绝收；倒伏面积三万余亩，减产已成定局。丰收的希望，被这场突如其来的秋雨浇灭了大半。
疲惫和沮丧的情绪开始在垦区蔓延。辛劳了近半年，眼看果实即将到手，却被一场大雨夺走，这种打击是沉重的。
就在这个士气低迷的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雨停后的第三天，负责在黑龙江边一个新建了望点执勤的战士，在江边浅滩发现了一个用油布和绳索捆绑得严严实实的木箱。箱子不大，但很沉重，上面没有任何标识。战士警觉地将情况逐级上报。
箱子被小心地运到师部。丁伟、孙振标、以及保卫科的同志在场，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没有信件，只有几样东西：十几本纸张已经泛黄的农业技术书籍（主要是俄文和日文，关于土壤学、作物栽培、植物保护），几卷用油纸包裹的农作物种子（附有简单的拉丁文标签，似乎是某些小麦、玉米的品种），几件小巧的金属农具样品如改良的镰刀头、嫁接刀，以及一小包用玻璃瓶装着的、标签模糊的白色粉末（后来经孟教授初步判断，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无机盐肥料或土壤调理剂）。
东西都很旧，像是珍藏多年的物品。它们的出现方式，充满了神秘和风险。
“对岸过来的？”孙振标低声问，神色严峻。
丁伟拿起一本俄文土壤学书籍，翻开发黄的扉页，上面有用钢笔写的一行娟秀的俄文名字和日期，大约是三十年代的。他沉默良久。这些东西，显然不是官方渠道来的，更可能是某个或某些对岸的、或许曾是农业专家或相关人士，以一种极为隐蔽和冒险的方式传递过来的。是示好？是试探？还是别的什么？
“全部封存，登记造册。”丁伟最终下令，声音平静但不容置疑，“书籍和种子，交给孟教授，只做技术参考和研究，严格保密，不得外传，更不得扩大知晓范围。农具样品和那包粉末，也交给技术组分析。此事仅限于在场人员知道，严禁扩散。保卫科写一份详细报告，密封后直送沈阳赵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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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心情复杂。这些“礼物”本身的技术价值或许有限，但其背后可能蕴含的信息和风险，却难以估量。在严峻的自然灾害打击下，这来自国境线另一侧的微弱而危险的“知识火种”，让丁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在这里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与天地的战斗。
几乎在北大荒遭遇秋涝的同时，大连也迎来了一个关键节点。
霍启明从香港发回紧急电报：中间商威廉·张表示，其背后的“伙伴”对大连方面提供的未来六个月轻工品供货预估表示“基本满意”，但对于推动下一步更实质性的设备交易（包括那套小型混合肥料生产线），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却极其敏感的要求——希望派遣一名“独立技术顾问”，以考察“生产环境与质量控制体系”的名义，对大连的主要出口产品生产厂进行为期三至五天的非公开访问。
“对方强调，这是商业合作中建立深度互信、评估长期供货稳定性的‘常规步骤’。”霍启明在电报中分析，“但毫无疑问，其真实目的远超质量控制。他们想亲眼看看我们的工业底子，评估我们的技术吸收能力和真实需求水平，甚至可能窥探其他关联产业。风险极大。”
李云龙接到赵刚转来的电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像一头焦躁的困兽。“他娘的！想看老子的家底？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是不是特务还两说！”
赵刚的指示紧随而至：“此要求极为敏感，但断然拒绝可能使之前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并坐实对方对我方技术落后的猜测。原则：可同意有限度的、严格受控的考察。考察范围限定于大连第一轻工业品出口加工总厂的服装、罐头生产车间，以及相关的质检部门。船舶、机械、化工等重工业领域一律严禁接触。考察过程由我方人员全程陪同，对话内容需经我方翻译，并提前划定禁谈话题。可考虑在考察中，适当展示我方在‘消化吸收’方面的努力（如对引进缝纫机头的使用改进），以增强对方对我方执行能力的信心。”
李云龙骂骂咧咧，但知道这是眼下唯一的选择。“行！看就看！老子把最好的车间收拾出来，让他们看看咱们工人是怎么干活的！想套别的，门都没有！”他立刻召集老周和保卫部门，开始制定严密的接待与监控方案，准备打一场“展示与保密”并行的特殊战斗。
与此同时，大连造船厂那边，一个久攻不克的技术难题，在“探索者号”后续船只的建造中凸显出来——船体焊接质量。
随着船舶吨位和结构复杂性的初步提升，对焊接技术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现有的焊工大多靠经验，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规范的工艺文件。船体一些关键部位（如龙骨与肋板的连接处、艏柱等）的焊缝，在超声波探伤（仅有的一台简易设备）检测下，合格率不稳定，存在气孔、夹渣、未焊透等缺陷。哈工大于学舟团队虽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将理论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现场工艺，需要大量的实践和数据积累。
“焊接是造船的‘缝纫活’，这活干不好，船就是‘纸糊的’！”船厂的老厂长急得嘴角起泡。他们已经组织了几次技术攻关，但收效甚微。焊条质量、焊前清理、焊接参数（电流、电压、速度）、焊工技能……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李云龙听到汇报，把抽了一半的烟狠狠掐灭：“不就是把铁‘粘’牢实吗？找能人！把全市，不，全省能焊的高手都给我请来！开现场会！摆擂台！谁焊得好，老子重奖！再把哈工大的教授请来，跟老师傅一起琢磨，定出个规矩来！焊一条试板，检验一条，数据记下来！我就不信，咱们连个焊条都玩不转！”
一场围绕焊接技术的“毫米战争”在大连造船厂再次打响。技术室彻夜灯火通明，老师傅和大学生们围着图纸和试板争论、试验；车间里，焊花闪烁，不同的参数组合被尝试、记录、比较。缓慢而痛苦地，一些初步的焊接工艺规范开始成形，关键岗位焊工的技能在强制性的培训和考核中一点点提升。但距离稳定攻克这个瓶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瓶颈，也隐隐制约着未来更大型、更复杂船舶的建造蓝图，包括对美设备引进中可能涉及的“船用柴油机”等技术消化。
八月下旬，一个由计委、外贸部、农林办公室联合派出的中央工作组抵达沈阳。工作组的到来，既是对东北局特别是赵刚主导的“以轻促重、以外补内”工作思路的重视和考察，也意味着更严格的审视和更高的期待。
组长是计委一位姓徐的副局长，作风严谨，不苟言笑。工作组听取了赵刚的全面汇报，审阅了大量文件和数据，并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轻工品出口的利润率和换汇成本究竟如何？与美方渠道接触的政治风险是否可控？北大荒开发投入巨大而收成未卜，是否值得？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在工业技术改造与农业基础建设之间如何平衡？
赵刚压力倍增。他明白，工作组的疑问代表了中央层面一部分务实派的担忧。他必须用更扎实的论据和更清晰的路线图来说服他们。
他拿出了“组合拳”：首先，展示了大连总厂不断优化的生产报表和出口结算单，用实实在在的美元数字和稳步下降的次品率，证明轻工业出口的经济效益和提升路径。其次，汇报了与美方接触的极端谨慎原则和多层防火墙设置，强调所有接触均以具体商业项目为牵引，并始终伴有对东欧等其他渠道的同步推进，以分散风险和争取主动。接着，他请工作组观看了从北大荒带回的作物样品和灾情照片，以及孟教授团队初步整理的土壤与气候数据，坦承农业开发的艰巨性和自然风险，但更着重阐述了其对国家粮食安全、工业原料保障乃至边疆巩固的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最关键的是，赵刚提交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 《关于请求将东北“水利与化肥”攻坚项目列入国家明年重点建设计划的建议》。这份建议书整合了丁伟的详细需求、李云龙提供的工农对接样品与“小化肥”试验数据、以及对外谈判中获得的设备技术信息片段。它不再仅仅是东北局的地方诉求，而是一份逻辑严密、数据支撑、内外联动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构想。
“徐组长，各位领导，”赵刚恳切地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表面上是水灾、是虫害、是焊接不过关，但根子是基础不牢。农业的基础是水利和化肥，工业的基础是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这两方面，靠我们自身短期内难以突破，必须借助外部力量，但引入外部力量，又需要我们有交换的资本和消化吸收的能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轻工业出口积累资本、锻炼队伍、建立信誉，同时以农业的庞大潜在需求和现实困难，作为吸引和谈判的筹码。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我们请求国家支持的，不是简单的拨款，而是政策聚焦和资源倾斜，帮助我们打通这个循环中最关键的‘梗阻’——水利建设启动资金，以及化肥设备引进的‘敲门砖’。”
工作组成员们陷入了长时间的讨论和质询。赵刚的回答谨慎而务实，既不回避困难，也不夸大前景。
工作组在沈阳停留了一周，还突击视察了大连的出口车间和造船厂，甚至通过保密线路与远在密山的丁伟进行了简短通话。离开前，徐组长私下对赵刚说：“赵刚同志，你们的工作，思路是开阔的，实践是扎实的，困难也是真实而巨大的。报告和情况，我们会如实向中央反映。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国家处处都需要钱，需要物资，决策需要权衡。你们这条路的成败，不仅在于你们自己的奋斗，也在于时与势。”
赵刚听出了话中的分量。他知道，工作组的报告，将直接影响中央对东北模式的态度，以及后续资源的分配。他送走工作组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但目光依然坚定。他铺开地图，再次审视着东北的河山。水利的蓝图、化肥厂的选址、船舶的航线、贸易的通道……这些线条在他脑海中交织、碰撞。他提起笔，开始起草给李云龙和丁伟的密电，传达工作组的指示精神，并部署下一阶段更具体、也更具考验的行动。
九月初，北大荒的天空暂时放晴，但空气中已弥漫着早秋的凉意。受灾的田野里，战士们在进行最后的抢救和晚熟作物的管理。对岸“礼物”带来的微妙波澜，被严格控制在极小范围内，孟教授和技术组在保密状态下，对那些书籍和种子开始了谨慎的研究。
沈阳，赵刚在等待中央回音的同时，指示计划部门开始着手进行“水利与化肥”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哪怕只是最初步的框架和数据测算。同时，他通过保密渠道，给霍启明发去新的指示：在接待“技术顾问”考察期间，可在“不经意间”透露，中方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系统性规划”，并正为此寻求“综合性解决方案”，以继续铺垫对大型化肥设备的潜在兴趣。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对于这三条战线上的开拓者而言，这个秋天充满变数，更像是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宁静。自然界的风雨已经考验了他们，而来自技术、外交、资源分配乃至更高层面战略抉择的“风雨”，似乎正在天际聚集，酝酿着更大的冲击。
丁伟在视察水毁田地时，捡起一穗被泥水泡过、籽粒干瘪的麦穗，紧紧握在手中。李云龙在船厂看着焊花闪烁，眉头紧锁，思考着如何应对那双即将到来的、审视的“眼睛”。赵刚在办公室的灯光下，反复修改着给中央的补充说明材料，试图将黑土地上的渴求、车间里的难题、谈判桌前的博弈，编织成一张更有说服力的网。
他们都知道，下一步的抉择与行动，将决定这条充满荆棘的新路，是能夯实基础、拓宽前行，还是可能遭遇更大的挫折与转向。遥远的太平洋彼岸，资本与政治的利益计算也在悄然进行。而在北京，关于国家建设重点与资源投向的讨论，正进入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