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支钢笔笔帽上那著细小的碎钻，它躺在她摊开的、保养得宜的手心里，是那么精致，那么昂贵，与我文具盒里那支用得快要捏不住的、缠着透明胶带的旧钢笔，隔着无法逾越的鸿沟。
那是初二上学期，一个闷得让人心口发慌的下午。
空气里漂浮着粉笔灰和青春期特有的、躁动不安的荷尔蒙气息。
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尽量把自己缩得更小一些，目光落在摊开的物理书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窗外天空是灰蒙蒙的，像一块脏了的抹布。
课间操的铃声刺耳地响起。
人群像潮水般涌出教室。
我捂著隐隐作痛的小腹，低声向生活委员请了假。
严重的痛经让我额头渗出冷汗，我只好趴在冰凉的课桌上，希望能缓过这阵折磨。
教室里空了下来，只剩下我和满室的寂静。我喜欢这种寂静，它让我感到安全，不必承受那些或明或暗的打量。
我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那个孤僻的孤儿”、“捡破烂家的”。
习惯了，真的。
只要我成绩足够好，考上好的高中，就能离开这里。
嘈杂声再次涌入时，我知道课间操结束了。但随之而来的，不是往常的喧闹，而是一种异常的、带着震惊和愤怒的骚动。
源头是林薇的位置。
“我的钢笔呢？！”她的声音拔得很高，带着一丝哭腔，成功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我课间操前明明放在笔袋里的！那是我爸从国外带回来的限量版！”
她漂亮的脸上满是惊慌和委屈，眼眶迅速红了起来，像受了天大的欺负。
立刻，她身边围拢了平时那几个跟她形影不离的女生，七嘴八舌地安慰著，同时用锐利的目光扫视周围。
“谁那么缺德啊？偷东西？”
“快找找，是不是掉地上了？”
“大家都看看自己的书包和抽屉！”
教室里乱成一团。
有人积极地帮忙寻找，有人下意识地捂紧自己的口袋，更多的人，则带着一种看戏的兴奋，交头接耳。
我的心莫名地开始往下沉。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冰冷的藤蔓，悄悄缠了上来。
班主任很快被请来了。
她是个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女人，姓刘，表情总是很严肃，眼神锐利得像能剥开人的皮肤。
她听了林薇带着哭音的陈述，眉头紧紧锁在一起。
“谁拿了林薇同学的钢笔，现在主动交出来，承认错误，我可以考虑从轻处理。”刘老师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目光像探照灯一样在教室里扫过，“如果被查出来，记过处分都是轻的！”
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
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的声音，咚咚咚，像一面破鼓。
就在这时，一个细弱却清晰的声音，像一根针，刺破了这寂静。
是坐在林薇旁边的，那个总是怯生生的女生，王蕊。她手指的方向，不偏不倚，正对着我。
“老师课间操的时候好像，好像就只有周粥一个人在教室”
轰——
仿佛一道惊雷在头顶炸开。
我全身的血液似乎瞬间凝固，又猛地冲向头顶。
所有的目光，怀疑的、鄙夷的、惊讶的、看热闹的，像无数支淬了毒的利箭，从四面八方射向我。
我僵在座位上，脸色一定苍白得可怕。
我想张嘴，想大声说“不是我”，可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巨大的恐慌攫住了我，我只能徒劳地、用力地摇头，眼泪不受控制地涌上眼眶，视线迅速模糊。
“周粥，”刘老师的声音冷得像冰，目光聚焦在我身上，带着审视和已然成形的怀疑，“是不是你拿的？”
那目光像烙铁，烫得我几乎要跳起来。
“不不是我”我终于挤出了声音，细弱，颤抖，带着哭腔，连我自己都觉得毫无说服力。
“不是你？那为什么偏偏你一个人在教室的时候笔就不见了？”林薇身边另一个高个女生，李莉，尖声质问道，语气里的理所当然，仿佛已经给我定了罪。
“我我没有我肚子疼，一直趴着”我语无伦次地辩解，求助般地望向刘老师，希望她能看在我以往还算乖巧、成绩优异的份上，相信我一次。
但她的眼神里，那点微弱的可能动摇了。
天平的两端，一边是家境优越、活泼开朗、深受喜爱的班长林薇，另一边是沉默寡言、家境贫寒、像个透明人一样的我。
答案，似乎不言而喻。
“周粥，你站起来。”刘老师命令道，声音里没有任何温度。
我像一具提线木偶，僵硬地站了起来。
全班的目光聚焦在我身上，那些眼神，像是实质的重量，压得我直不起腰。
羞耻和屈辱感像潮水般淹没了我。
“林薇，李莉，你们去检查一下她的书包和课桌。”刘老师对她们示意。
不不要
我在心里无声地呐喊。
看着林薇和李莉走向我的座位，脸上带着一种执行正义般的表情，当众翻检我那洗得发白、边角已经磨损的旧书包，和我整理得一丝不苟的课桌抽屉。
书包里，只有几本包了书皮的课本，一个铁皮铅笔盒，里面是几支最普通的铅笔和那支旧钢笔，还有一个塑料袋，装着早上没吃完，准备留到中午吃的半个馒头。
抽屉里，除了整齐的练习本和试卷，空空如也。
没有找到钢笔。
我心底悄然升起一丝微弱的、可怜的希望。也许，只是误会？
也许笔掉在别的地方了？
然而，命运似乎铁了心要玩弄我。
李莉在检查我椅子下方时，突然夸张地叫了起来：“在这里！老师！在这里！”
她像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罪证，兴奋地从我椅子腿后面一个极其隐蔽的、连我自己都从未注意过的缝隙里，掏出了那支闪闪发光的、该死的限量版钢笔！
“果然是你！周粥！”林薇一把夺过钢笔，声音因为愤怒和沉冤得雪而颤抖，她指着我的鼻子，眼圈红得厉害，“你为什么要偷我的笔！亏我之前还觉得你学习努力，挺不容易的！”
“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我崩溃了，积攒的所有恐惧和委屈在这一刻爆发，眼泪汹涌而出，模糊了眼前一张张或冷漠或厌恶的脸，“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在那里！我真的没有拿！我发誓！我发誓啊！”
我的哭喊和辩解，在“铁证”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如此可笑。没有人会相信一个小偷的誓言。
刘老师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彻底的失望和冰冷，那眼神像一把刀子，扎得我体无完肤。
“周粥，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孩子。人穷不能志短！贫穷不是你偷窃的理由！跟我去办公室！”
她不由分说，拉着我的胳膊就往教室外拽。
我徒劳地挣扎着，哭喊著“不是我”，回头望去，只看到教室里一张张模糊的脸，那些脸上，有鄙夷，有厌恶，有幸灾乐祸，唯独没有一丝一毫的相信。
办公室里的训诫，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只记得刘老师苦口婆心又疾言厉色的“教育”，记得其他老师投来的异样目光，记得自己像个破布娃娃一样，只会机械地流泪和重复“不是我”。
最后，我被要求写一份深刻的检讨，并在全班面前向林薇道歉。
我没有写检讨，也没有道歉。
因为我没做。但我的沉默和倔强，在所有人看来，只是死不悔改。
从那天起，我成了初二（三）班公开的“罪人”。
“小偷”的标签，像一道丑陋滚烫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彻底被孤立了。
原本就稀薄的空气，现在彻底凝固成了冰。
没有人再和我说话，哪怕是最简单的借一块橡皮。
我走过去，人群会自动散开，像躲避瘟疫。我的课桌上，开始出现用白色涂改液写下的“小偷”、“穷鬼”、“不要脸”。
走在走廊上，能清晰地听到身后传来的嗤笑声和毫不避讳的议论。
“就是她，偷林薇的钢笔。”
“看着挺老实的，没想到手这么不干净。”
“孤儿嘛，没人教，难免的。”
我去食堂打饭，排在我前面的人会突然加快速度，或者排在我后面的人会刻意与我拉开很远的距离，仿佛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
我的作业本会莫名其妙地消失，或者被撕掉几页，上面画著难看的乌龟。
值日的时候，和我一组的人会找各种借口离开，把所有活儿留给我，然后向老师报告我值日不认真。
我试图反抗过。
我找到刘老师，流着泪再次申诉我的清白。但她只是不耐烦地挥挥手：“周粥，事情已经过去了，笔也找回来了，林薇同学也大度地没有追究。你要做的是好好反省，用行动证明自己已经改过自新，而不是一直纠缠不清！”
“用行动证明自己”？我该如何证明一件我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的心，在一次次无声的呐喊和求助无门后，渐渐冷了。
我变得越来越沉默。
像一只受惊的蜗牛，用尽全力把自己缩进坚硬的壳里。
我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走路永远盯着自己的脚尖。
学校里任何一点突然的响动，同学间无意的大笑，甚至老师一个不经意的眼神，都会让我心惊肉跳，浑身冰凉。
我害怕人群，害怕那些窃窃私语和毫不掩饰的恶意。我甚至开始害怕阳光，觉得那光亮会照出我身上那莫须有的“污点”，无所遁形。
我不明白。
我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只是想靠学习改变命运，为什么就要承受这样的无妄之灾？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相信我？
那个真正偷了笔，又因为害怕而将它塞到我椅子下栽赃的人，到底是谁？
是王蕊？
是李莉？
还是某个看不惯我，或者单纯想找乐子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在那个氛围里，找出真凶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罪人”来承担所有人的愤怒、鄙夷和那点可怜的道德优越感。
而我，周粥，这个无父无母、没有依靠、沉默寡言的孤儿，成了最合适、最没有风险的目标。
那段日子，记忆里的天空永远是铅灰色的，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每天上学，都像一步一步走向刑场。放学铃声，则是我短暂逃离地狱的号角。
我唯一的救赎，是书本，是试卷上那个鲜红的、无人能够质疑的分数。
只有在那时候，当我沉浸在题海中，或者看到成绩单上自己名列前茅的名字时，我才能感受到一丝微弱的、自己还活着的价值感，才能暂时忘记那些如影随形的目光和窃语。
这件事，像一根深深扎进我心房的毒刺，稍一触碰，就痛彻心扉。
它让我过早地见识了人心的险恶与群体的冷漠。
它让我学会了更加彻底地隐藏自己，像保护最脆弱的软肉一样，把自己紧紧包裹起来。
它让我不敢再轻易相信任何看似善意的接近，也对被冤枉和群体排斥产生了近乎本能的、创伤性的恐惧。
直到初中毕业，我终于离开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地方。
那股针对我的、公开的恶意风潮，才随着我的离开而逐渐平息。
但我知道，伤痕已经留下，无法磨灭。
那个初二沉闷下午，那个在众人目光下瑟瑟发抖、百口莫辩的，背着“小偷”污名的瘦小身影，永远地定格在了时光里。
她是我内心深处，一道不敢触碰的、冰冷而疼痛的伤疤。是我青春里，最沉默，也最肮脏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