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协助杨科长工作可不是简单地坐在办公室里，下乡走访成了家常便饭。
这段时间，除了接待了一位跟我一样退伍等待安置的战友外，其馀时间基本都在乡下走访退伍老兵。他们有的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有的是新四军。当时条件不好，大家的生活都比较困难。
一天上午，当我走访到一个生产队时，遇到了特殊情况。
一名老乡，大家都叫他老牛爷。
他指着一个邋里邋塌，一看就知道精神失常的人，给我讲述：“真可怜呢！转业回来，那个黑心的婆娘就把他的安家费全骗走了，然后人就疯了，听说他以前跟着陈老总打过仗的。”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我问。
“现在他见着女人就发了疯似的追赶，就以为是那个骗他钱的女人，吓得生产队的女人都不敢出门。”老牛爷告诉我，“大家现在都叫他‘疯子’，真名都给忘了。”
我知道这个情况不简单，立即返回民政科向杨科长汇报。
杨科长当即拍板，叫我去火速把“疯子”带到科里来。于是，我匆匆地吃了点午饭，骑着自行车再次飞速下乡。
跟“疯子”一接触，发现他对男人没有什么恶意。
老牛爷就诓他说：“这是县里来的同志，带你去县里拿安家费。”
他就晃晃悠悠的站了起来。
老牛爷又对我说：“路上他会走丢的，我弄根绳子栓住他，你牵着他跟着你的车子走。”
为了防止他打人，老牛爷栓住了他的双手，我有些于心不忍。这也是实在无奈的办法，于是我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牵着绳子，他就跟在我后面走，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听不懂的话。从乡下到县政府将近二十公里，我们就这么慢慢吞吞像蜗牛一样地走着。运气还不错，一路上居然没有碰到一个女人。一直到傍晚时分我们才到县政府，杨科长已经等得焦急万分。
一进大门，“疯子”就忽然趴在了地上，嘴里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他们把我骗了，他们把我骗了。”
我们看着他，心中十分怜悯。杨科长就叫人赶快去下碗面条给他吃。
那个人拿着筷子，并不知道吃面，只是一个劲儿地用筷子卷动面条，嘴里反复念叨：“圈圈套套，圈圈套套，他们用圈套套我。”
杨科长对我说：“坏了，彻底没救了！”
说罢，他立即拨通了精神病院的电话，叫他们立即派车来县政府接人。
很快车就来了，上车倒没有费事，我们也一同前往。
进了精神病院的大门，小护士来接，刚一开口说话，那个人就忽然发了疯一样地直扑了过去。好在旁边的医生司空见惯，立即用电棍麻了一下他，人马上安静了。
临走时，杨科长再三地关照医生对他好些。医生叫我们放心。
一路上，我们唏嘘不已。
杨科长对我说：“小陆呀，民政工作不容易，你要有思想准备哦！稀奇古怪的事情多着呢。”
我说：“科长，你放心，我不怕。”
经过这件事之后，杨科长准备正式把我留在县民政科工作，我也很开心。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愿。几天后，我的材料被劳动局退了回来，因为我的文化水平太低，在县机关工作至少需要初中毕业。
杨科长跟我说：“要不，安排你去县广播站工作吧，做采播。”
“采播是什么？”我一头雾水，“我不会的。”
“你七八十岁了吗？”杨科长有些生气了，“不会的东西多着呢？边干边学。”
我们一共七个退伍军人，六个负责外线工作，我一个人负责内线工作。就当我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这天上午一个人胳肢窝里夹着一堆材料来找杨科长了。
这个人走后，杨科长非常生气地，把材料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说：“被别人骑在头上生活，这他妈憋屈。”原来那个人是来退还我们七个人的材料的，市里要优先安排城市户口的七个人去广播站，我这七个农村户口的只好暂缓安置了。
我知道工作暂时没法落实，也不能天天跟着杨科长蹭饭吧，就说：“科长，工作暂时无法落实，我想先去上海看看我妈。”
“好的！你也正好出去散散心。”杨科长很能理解我的心情，“你留个地址给我，一有消息，我就给你写信。”
我到上海只呆了三天，就收到了杨科长的来信，信的内容只有八个字“见信速回，安排工作”。
母亲高兴地当场就哭了。
回来的第二天，杨科长就给我开了介绍信，叫我去县供销社报到。
一到县供销社，两名女同志就给我安排考试，考试的方式是“打算盘”，其中有一道题目是有兔毛120斤，每斤8毛钱，共多少钱？我一会儿就算出来了。她们看我不仅会打“全算盘”，帐也算得正确，很高兴。其中一名年纪稍长的女同志对我说：“你被录取了！”另一名年轻些的问我：“你想去哪个供销社呀？”
我说：“服从组织分配。”
她们研究一下，那位年长些的对我说：“那就分配你去杭集供销社吧！”
“好的！”我立马起身准备出发。
那名年轻些的女同志“噗呲”一口笑了，问我：“你认识那里吗？”
我茫然的摇摇头说：“不认识！”
“那你打算怎么去呀？”她问。
我这才恍然大悟，赶快向她们问路。她们详细地跟我说了一下路线。
出了县供销社的大门，一阵微风吹过，我感觉到神清气爽。
我的行李很简单，一个背包一个小皮箱。
坐的汽车其实不能叫汽车，因为它是烧木炭的，当时还没有汽油。大约开了一半的路程，刚过了一座大桥，汽车熄火了。驾驶员下来修车，满头大汗地忙活了好一会儿，总算发动起来了，可是汽车并不直接开到杭集，我落车的地方距离杭集还有大约二十里地。
我反正也不着急赶路了，就慢悠悠地走。不一会儿，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搭着个二轮车在我身边停了下来。
他问我：“我送你去杭集，五块钱？”
我自顾自地走，没理他。他就跟着我，问：“行不行？”
我说：“不坐。”
“两块钱，坐不坐？”他依旧不死心地跟着我。
我说：“我年轻，能跑，不坐。”
其实我是真坐不起，钱不够花的。他就嘴巴里面嘟嘟囔囔地走了，我猜估计是在嫌弃我小气。
没过五分钟，后面出现了一辆卡车，我大喜，立即站在马路中间，张开双手拦截。
卡车停了下来，司机伸出头来一看，我俩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老战友！”
原来开车的正是我在民政科接待过的退伍军人，他问过：“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回答：“我去杭集供销社报到。”
“太好啦！我正好去给杭集供销社送煤炭。”他说。
一路上，我们聊得很开心。
就这样，我成为了杭集供销社的一名正式工，每个月有20元的工资，我的生活终于有了保障。
安定好之后，我就给指导员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了我的情况。很快我就收到了回信，是两封信。一封是指导员的，另一封是宋淑芬的。宋淑芬的来信很特别，里面只有一张她的照片，后面写着赠我留念的字。照片上她穿着军装，英姿飒爽，显然她提干了。我的内心很矛盾，想给她回信，纠结了很久。
最终，我没有给她回信！因为，我们相距得实在是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