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体外循环是心外科中最精细的技术之一。因为患儿体重轻、血容量少、器官发育不成熟，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不可逆的损伤。
江屿选择的是股动静脉插管——由于主动脉骑跨，升主动脉插管风险太高。在超声实时引导下，8fr的动脉插管经右侧股动脉逆行置入，尖端停在降主动脉起始部；14fr的静脉引流管经右侧股静脉置入，尖端位于右心房中部。
“管路连接完成，检查有无气泡。”
江时安仔细检查了体外循环管路——动脉端、静脉端、心内吸引、 cardioplegia（心脏停跳液）管路、超滤管路。每一个接头都拧紧，每一段渠道都确认无气泡。
“无气泡，可以转机。”
体外循环技师激活机器。血液从静脉引流管被引出，经过氧合器进行气体交换（添加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再通过动脉插管泵回体内。这个过程完全替代了心脏和肺的功能，让外科医生可以在静止、无血的手术野中进行精细操作。
但体外循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血液与人工材料接触会激活凝血系统和炎症反应；非生理性的血流可能损伤血管内皮；血液稀释可能影响氧输送。所以时间必须精确控制。
换算成安平的体重，流量是210l/。这个流量要保证全身器官的灌注，同时又要避免过高的剪切力损伤血液成分。
体外循环创建后，江屿开始处理那些侧支血管。这是手术的第一个关键点。
“游离侧支血管。”。它们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表面布满纤细的神经和淋巴管。
江屿的操作精细得如同微雕艺术家。他用debakey镊轻轻提起血管外膜，用potts剪一点一点地分离粘连。放大镜下，每根纤维都清淅可见，每一次剪切都精准到毫米级。
“注意这根，”江时安指着一根侧支，“它发出一个小分支供应支气管，要保留。”
如果不保留这个分支，术后可能导致支气管缺血、坏死、吻合口瘘。这是从失败病例中吸取的教训——前世有一例患者，就是因为损伤了支气管动脉，术后出现支气管胸膜瘘，最终死于感染。
江屿点头，小心地游离出那个分支，用一根5-0丝线做标记。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巡回护士及时擦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室里只有器械传递的轻微声响，吸引器的嘶嘶声，还有监护仪规律的滴答声。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着江屿那双稳定的手在跳动的心脏旁舞蹈。
一个小时后，三根侧支血管全部游离完毕，总长度约4厘米，足够进行单源化吻合。
体外循环机开始降温，血液温度缓慢下降，带动全身体温下降。这是深低温停循环的前提——通过降低代谢率，延长器官耐受缺血的时间。
“停循环准备。”江屿说，“记录时间：7时55分。”
深低温停循环是新生儿心脏手术中的极端手段。代谢率降至正常的20以下，可以暂停体外循环15-20分钟，让外科医生在没有血流的干扰下进行最精细的操作。
但这是与时间的残酷赛跑。每过一分钟，脑细胞都在不可逆地损伤；每过一分钟，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停循环开始。”
体外循环机停止转动，动脉插管钳闭，静脉引流管开放，让血液回流到储血罐。安平的心脏慢慢停止跳动，全身血液循环暂停。
计时器开始跳动：00:00，00:01，00:02……
江屿立刻开始操作。他的动作比之前更快，但依然精准：
首先，将三根侧支血管在远程切断，近端用7-0 prolene缝线连续缝合关闭。这个操作要在降主动脉侧壁上完成，不能损伤主动脉壁，也不能残留死腔导致血栓形成。
接着，把三根血管的远程修剪成斜面，然后用8-0 prolene缝线将它们缝合在一起，形成一根直径约5的“单源化血管”。这个吻合口必须光滑、无狭窄、无漏血，因为术后它将承担全部肺血流。
然后是最关键的一步：将单源化血管与左肺动脉端侧吻合。左肺动脉直径只有4，管壁薄如蝉翼，缝合时需要格外轻柔。江屿用了间断缝合技术——先缝四针定点，再在每两点之间加针，总共12针。。
“单源化完成。”江屿汇报，“时间？”
“停循环第14分钟。”
还有时间。江屿快速检查吻合口：无扭曲，无狭窄，针眼无渗血。他用罂粟硷溶液喷洒在血管表面，防止痉孪。
“恢复循环。”
体外循环机重新激活，温血缓缓灌注。当血流通过新建的血管通路时，所有人都紧盯着压力监测屏幕：
肺动脉压力从术前的12hg逐渐上升……15……18……21……
在24hg处稳定下来。
“压力可控。”江时安说，“没有出现肺动脉高压危象。”
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如果压力超过30hg，可能意味着肺血管床发育太差，无法承受新的血流，手术可能失败。但现在看来，肺血管床还有一定的储备能力。
江屿轻轻舒了口气。这只是第一步，但也是最危险的一步完成了。
单源化解决了肺血流的“质”的问题——把杂乱的侧支整理成一条规范的通路。但还需要解决“量”的问题——创建一条可控的分流，保证适当的肺血流量，既不过多导致肺水肿，也不过少导致缺氧。
这就是改良block-tasig分流术（简称改良bt分流）的作用。传统bt分流是在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之间创建连接，但新生儿锁骨下动脉太细，容易堵塞。改良版改用人工血管作为桥接。。这种材料生物兼容性好，不易形成血栓，但需要精密的吻合技术。
“人工血管预凝。”
护士用患儿自身的血液预凝人工血管内壁，减少术后渗血。然后江屿开始吻合：
近端吻合在无名动脉（头臂干）上。无名动脉直径约5，管壁较厚，相对容易操作。江屿用7-0 prolene缝线做连续缝合，12针完成。。这个位置的选择很有讲究——太近会影响肺动脉血流，太远则分流效率降低。江屿做了个端侧吻合，8针完成。
“分流开放。”
当血管钳松开，血流通过新建的分流渠道时，监护仪上的血氧饱和度开始变化：
“分流流量测量。”江屿说。
术中超声显示，通过分流的血流量约35l/，占心输出量的15左右。这是一个理想的数值。
江时安看着这些数据，微微点头。。
这些都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而是基于对病理生理的深刻理解、对长期预后的周全考虑、以及对新生儿个体差异的尊重。
这个28岁的医生，有着45岁专家的经验和智慧，却又保留着年轻人对生命的敬畏和温度。江时安越来越确信，江屿身上有某种超乎常人的东西。
单源化和分流创建后，手术进入了相对常规的部分：室间隔缺损修补。
但“常规”不意味着简单。安平的室间隔缺损是膜周部大型缺损，直径约8，紧邻主动脉瓣和三尖瓣，后方就是房室传导束。损伤传导束会导致完全性房室传导阻滞，需要终身佩戴起搏器；损伤主动脉瓣会导致严重返流，可能需要二次手术。
江屿选择了自体心包补片修补——取患儿自身的一小块心包组织，经过戊二醛固定后，裁剪成合适的大小和型状，用来关闭缺损。。这个操作要小心避免损伤膈神经——控制膈肌运动的神经，一旦损伤会导致膈肌麻痹，影响呼吸。
补片修剪成椭圆形，略大于缺损。江屿用5-0 prolene缝线，从缺损的后下缘开始缝合——这里距离传导束最远，相对安全。他采用的是带垫片的间断褥式缝合，每一针都穿透补片和室间隔组织，打结时力度适中，既要保证闭合严密，又不能切割脆弱的心肌。
一针，两针，三针……总共16针，围成一圈。当最后一针打结完毕，缺损完全关闭。
“检查有无残馀分流。”
术中超声探头放在心脏表面，彩色多普勒显示：补片位置良好，无残馀分流。主动脉瓣和三尖瓣功能正常，无返流。
“传导系统监测。”
临时起搏导线缝在右心室表面，测试起搏功能良好。但更重要的是自主心律——当心脏复跳后，如果是窦性心律，说明传导束完好。
“准备复温，心脏复跳。”。这个速度必须严格控制，太快会产生微气泡，可能导致气体栓塞；太慢则延长体外循环时间，增加并发症风险。
温血灌注冠状动脉，心肌得到氧气和能量供应。几秒钟后，那颗停跳了124分钟的心脏，开始了第一下微弱的颤动。
然后第二下，第三下……颤动逐渐变得有力、规律。
这是最好的消息——传导束完好无损。
江屿看着那颗重新跳动的心脏，看着新建的血管通路随着心跳轻轻搏动，看着血氧饱和度稳定在78，突然感到一阵深沉的疲惫，以及一种更深的、近乎神圣的满足感。
这颗心脏，这个生命，在他的手中被重建，获得了新的可能。
后续的操作按部就班：撤离体外循环，鱼精蛋白中和肝素，彻底止血，放置引流管，关胸。
当最后一针皮肤缝合完毕时，墙上时钟指向中午12点47分。手术历时6小时19分钟。
“手术结束。”江屿说，声音有些沙哑。
团队里响起了一阵压抑的欢呼声，但很快安静下来——孩子还要送到监护室，术后24小时才是最危险的时期。
江屿和江时安一起护送患儿去监护室。路上，两人都没有说话，沉浸在各自的心绪中。
对江屿来说，这是重生后最重要的一台手术。不只是因为技术复杂，更是因为这是他理念的集中体现：不追求技术的极致完美，而是追求生命的完整可能；不把患者当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当作需要陪伴的旅程。
对江时安来说，这是一次震撼的教育。他看到了另一种手术哲学：不是“我能做什么”，而是“患者需要什么”；不是“技术允许什么”，而是“生命承受什么”。江屿在术中的每一个决策，都体现着对远期生活质量的考虑，对并发症的预防，对生命尊严的维护。
“江屿，”在监护室门口，江时安突然开口，“你今天做了一台……很温暖的手术。”
这个形容词很奇怪——手术是技术，是科学，是精准和冷静的代名词，怎么能用“温暖”来形容？
但江屿听懂了。他点点头：“因为手术的对象不是器官，是人。人有温度，手术也应该有温度。”
监护室里，安平已经接上了呼吸机和各种监测。护士们忙碌但有序地调整着参数：呼吸机支持从100逐渐降到60，强心药物根据血压微调，引流管保持通畅，体温维持正常。
江屿站在暖箱旁，看着这个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的小生命。她的脸色比术前红润了一些，但还很脆弱。监护仪上的数字跳动着，象一首关于生存的诗歌：
这些数字会波动，会有危机，但至少现在，她活下来了。
“江医生，”值班医生说，“您去休息吧，这里有我们。”
江屿摇摇头：“我再观察一会儿。”
他不是不信任同事，是需要亲眼看到孩子稳定下来。这是医生的责任，也是医生的执念——把一个生命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就要负责到底。
江时安也没有离开。他站在江屿身边，一起看着监护仪，看着那个小小的身体在呼吸机辅助下起伏。
“你知道吗，”江时安轻声说，“我做过很多比这更复杂的手术，用过更先进的技术，创造过更‘完美’的结果。但今天，看着你手术，我第一次觉得……医学不仅仅是技术。”
江屿转头看他。
“技术可以修复器官，”江时安继续说，“但只有人文的关怀，才能治愈生命。你让我看到了，一个医生可以既是科学家，也是人文学者；既是技术的执行者，也是情感的连接者。”
这话很重，从一个国际顶尖专家口中说出，更是重如千钧。
江屿沉默了片刻，说：“江教授，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医学发展了这么多年，治愈率提高了，但医患关系却越来越紧张？”
江时安愣了一下，摇摇头。
“因为我们在追求技术极致的过程中，渐渐忘记了医学的初心。”江屿看着监护室里忙碌的医护人员，看着那些维持生命的仪器，“医学的初心不是征服疾病，是陪伴生命；不是展示技术，是传递温暖；不是创造奇迹，是守护平凡。”
他顿了顿：“当一个患者躺在手术台上，他最需要的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医生全心的投入；不是100的成功保证，而是100的努力承诺；不是冷漠的精确，而是温暖的关怀。”
这些话，江屿想了两辈子才想明白。前世作为江时安，他登上了技术的高峰，却跌入了人性的低谷；今生作为江屿，他回到了原点，重新学习如何做一个医生——不只是会做手术的医生，是懂得生命的医生。
江时安长久地沉默。他45年的人生，30年的从医路，第一次有人如此直接、如此深刻地触动了他内心深处某个被遗忘的角落。
他想起了自己刚当医生时的誓言，想起了第一次救活患者时的激动，想起了那些逐渐被名利和成就掩盖的初心。
也许，是时候重新开始了。
窗外，正午的阳光璨烂。手术室的无影灯已经熄灭，但医学的光，人性的光，正在另一个地方——监护室里，继续照亮着一个重获新生的生命。
而两个江屿，站在光里，开始了各自的、也是共同的反思与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