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二十分，心脏外科监护室。
李安平被安置在最靠近护士站的1号床位——这是危重患儿的专属位置，确保有任何变化都能被第一时间发现。湿度控制在60，仿真子宫内的环境。但这个小生命已经离开了母体28天，经历了6小时19分钟的心脏重建手术，现在要靠自己的器官和现代医学的支持系统活下去。
监护仪屏幕被分割成八个局域：心电图、动脉血压、中心静脉压、血氧饱和度、呼吸波形、体温、脑氧饱和度、肺动脉压力。每个局域都在跳动着数字和曲线，象一首复杂的生命交响乐，而医护人员是指挥，要听出其中的不和谐音。
pao? 58hg（偏低）
pa? 46hg（偏高）
be -52（代谢性酸中毒）
这些数字构成了一幅术后早期的典型画面：体外循环后的全身炎症反应、组织灌注不足导致的乳酸堆积、呼吸机依赖造成的二氧化碳潴留。。
“调整呼吸机参数。”江屿的声音有些沙哑，但依然清淅，“增加peep到6，提高吸气压力到20，频率加到40。，慢推。”
护士迅速执行。这是术后管理的艺术——不是机械地纠正异常值，而是理解异常的根源，进行精准干预。提高呼气末正压可以改善氧合，但过高会降低静脉回心血量；增加通气频率可以降低二氧化碳，但过快可能导致内源性peep（auto-peep），同样影响循环。
江时安静静地站在一旁观察。作为国际专家，他当然能看懂这些处理，但他更关注的是江屿的决策过程——不是基于教科书，而是基于对这个特定患儿的病理生理状态的深刻理解。
多巴胺提升血压和心肌收缩力，米力农扩张外周血管、降低心脏后负荷，同时有正性肌力作用。两者联用是心衰治疔的经典组合，但剂量需要精细调整：多巴胺过多会导致心动过速和心律失常，米力农过量可能引起低血压。
药物调整后，监护仪上的数字开始变化：
“组织灌注还是不够。”江屿皱眉，“查体。”
他轻轻掀开暖箱的观察窗，手探进去。这是医生最原始的检查手段，但有时比任何仪器都伶敏：
腹部柔软，没有胀气——说明肠道灌注尚可；
四肢末端温暖，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2秒——提示外周循环基本正常；
但股动脉搏动微弱——这是一个危险信号。
“超声。”江屿说。
值班医生推来便携式超声机，探头放在孩子胸骨旁。屏幕上，那颗重建后的心脏在跳动，但右心室收缩明显减弱，射血分数估计只有35。压力显示为28/15hg，平均压21hg，虽然比术中的24hg略有下降，但仍然偏高。
“右心功能不全，肺动脉高压。”江屿做出判断，“激活一氧化氮吸入治疔，浓度从20pp开始。”
一氧化氮是选择性肺血管扩张剂，只作用于肺循环，不影响体循环血压。这是处理肺动脉高压的利器，但需要严密监测高铁血红蛋白水平——一氧化氮过量会导致高铁血红蛋白血症，影响氧运输。
设备很快接好，一氧化氮通过呼吸机管路进入肺部。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江屿盯着监护仪，大脑快速运转。乳酸升高的原因可能有三个：心输出量不足、组织氧提取障碍、或乳酸清除能力下降。目前看来，心功能在改善，氧合在改善，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微循环——那些看不见的毛细血管网，可能因为体外循环的炎症反应而痉孪、堵塞。。”他做出决定。
硝酸甘油是血管扩张剂，主要作用于静脉系统，降低心脏前负荷，同时能改善微循环。但剂量需要非常小心——新生儿对血管活性药物极其敏感，多一点可能导致血压崩溃。
尿量也开始增加——这是一个极好的信号，说明肾脏灌注改善。
下午两点四十七分，第一轮危机暂时渡过。
江屿靠在墙上，长长舒了口气。他的手术衣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不是热的，是紧张的。术后早期就象走钢丝，一边是低心排血量综合征，一边是肺动脉高压危象，中间是脆弱的平衡。
“你很擅长术后管理。”江时安突然说，“不是教科书式的管理，是真正的个体化管理。”
江屿转头看他：“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同样的诊断，同样的手术，术后的反应可能天差地别。管理不是按流程走，是时刻观察、思考、调整。”
“但你怎么知道该用硝酸甘油？很多医生在乳酸升高时第一反应是增加强心药。”
“因为强心药增加心肌氧耗，可能加重已经受损的心功能。而乳酸升高的根源往往是组织灌注不足，改善微循环有时比强心更重要。”江屿顿了顿，“这是从失败病例中学到的。”
他没有说具体是哪个失败病例，但江时安听懂了。医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创建在失败的基础上——每一个没救活的患者，都教会了医生一些东西，让后来的患者有机会活下去。
窗外，午后的阳光正盛，通过监护室的窗户洒进来，在地面上投出明亮的光斑。那些光斑随着时间缓慢移动，像生命本身一样，虽然脆弱，但顽强地前进。
同一时间，nicu家属等侯区。
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摆了十几张塑料椅子，墙上贴着“新生儿护理知识宣传栏”和“母乳喂养指导”。空气中有消毒水和焦虑混合的味道。
李建军和王秀英坐在最角落的位置。从早上六点送孩子进手术室到现在，他们已经在这里坐了超过七个小时。中间只去食堂匆匆吃了点东西，又立刻回来守着。
王秀英手里紧紧攥着那个护身符——和给江屿的那个是一对，她留了一个。红绳已经被手心的汗水浸湿，木珠上的纹路都模糊了。她嘴唇无声地翕动，在念佛，或者是在祈祷，又或者只是机械地重复某个能给她力量的词语。
李建军则一直盯着墙上的电子显示屏。屏幕上滚动显示着手术状态，但老三那一栏始终是“手术中”。每隔几分钟，他就会站起来走到门口，想通过门缝看看里面，又不敢真的推门进去打扰。
时间在这种等待中被拉得很长。每一分钟都象一个小时，每一个小时都象一整天。他们听到其他家属的谈话片段：“我家孩子今天可以出院了”“医生说再观察两天”“宝宝体重长了100克”……那些关于其他孩子的喜讯，反而让他们更加焦虑——别人的孩子都在好转，他们的老三还在生死在线挣扎。
下午一点半，一个护士走出来：“李安平的家属？”
两人几乎跳起来：“在！”
“手术结束了，很顺利。孩子现在在监护室，情况稳定，但还需要密切观察。江医生让你们先回去休息，有情况会第一时间通知。”
“我们能看看孩子吗？”王秀英的声音颤斗。
“暂时还不行。监护室要严格控制感染，而且孩子需要安静。等稳定些，会让你们隔着玻璃看的。”
两人点点头，但谁都没有离开的意思。护士理解地叹了口气，没再劝。
时间继续流逝。阳光从窗户的一侧移到另一侧，影子被拉长又缩短。其他家属来了又走，只有他们一直坐在那里，象两尊雕塑。
李建军的手机响了，是他母亲打来的。
“妈……嗯，手术做完了，医生说顺利……对，三个都做完了……老大老二都好，老三刚做完，在监护室……您别来了，路远，您身体也不好……我知道，我们会照顾好自己……钱的事您别操心，医生说有基金会帮忙……好，好，有消息我马上告诉您……”
挂掉电话，这个三十岁的汉子突然用手捂住脸，肩膀微微颤斗。不是哭出声的那种哭，是压抑的、从胸腔深处涌上来的哽咽。
王秀英抱住他，两人就这样在角落里，默默地、互相支撑着。
这就是患者家属的日常——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摆，在坚强和崩溃的边缘行走。医学治愈身体，但谁来治愈这些等待的心？
下午三点，江屿从监护室出来，看到的就是这一幕。
他走过去，在两人面前坐下。他的手术衣还没换，上面有血迹和汗渍，口罩挂在脖子上，脸上有深深的疲惫，但眼睛里有光。
“孩子挺过第一关了。”江屿说得很直接，“手术很成功，血管重建得很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右心功能不全和肺动脉高压，但我们在控制。”
王秀英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但这次是如释重负的眼泪：“谢谢您，江医生……谢谢……”
“先别谢。”江屿摇摇头，“术后24-72小时是最危险的时期。可能会出现低心排、心律失常、出血、感染……任何一项都可能致命。但至少现在，她活下来了，而且有希望越来越好。”
这种坦率反而让夫妻俩安心。他们见过太多医生用模糊的语言安抚家属，但江屿不——他告诉你实情，告诉你风险，也告诉你希望。这种诚实是一种尊重，尊重家属有权利知道真相，有力量承受真相。
“我们能做什么？”李建军问。
“照顾好自己。”江屿认真地说，“孩子需要你们，不只是今天，是未来的每一天。你们倒下了，孩子怎么办？所以现在，去吃饭，去休息，保存体力。这里有我们。”
他顿了顿：“而且，老大老二也需要你们。她们在康复，需要父母的爱和陪伴。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老三身上，忽略另外两个——她们也是你们的孩子，也需要被看见。”
这话说得很重，但很必要。在多子女家庭中，病重的孩子往往会占据所有的关注资源，而健康或病情较轻的孩子可能被无意中忽视，造成长远的心理影响。江屿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一个孩子救活了，但家庭关系出现了裂痕。
王秀英愣了一下，然后用力点头：“您说得对……我们今天还没去看老大老二……”
“现在就去。”江屿站起来，“老三这里，有任何变化我会立刻通知你们。相信我们，也相信孩子。”
夫妻俩互相搀扶着站起来，再次向江屿鞠躬，然后朝nicu走去。他们的脚步虽然沉重，但有了方向。
江屿看着他们的背影，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父亲早逝后，母亲也是这样，一个人扛起所有，从不把焦虑传递给他。她总说：“你是孩子，你的任务就是好好长大。其他的事，有妈妈。”
现在他理解了，那不只是坚强，是爱最深沉的表现——把风雨挡在自己身后，给孩子一片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