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六点十五分，上海陆家嘴金融区。
江时安站在时安医疗总部大厦63层的办公室窗前，俯瞰着这座刚刚苏醒的城市。黄浦江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东方初露的微光中显出冷峻的轮廓，陆家嘴的高楼群象一根根冰冷的金属巨柱刺向灰蓝色的天空。这里的景象与海城截然不同——那里有老旧的居民楼、斑驳的梧桐树、医院里带着消毒水气味的晨光；而这里只有钢铁、玻璃、资本和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效率。
他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咖啡因能帮助他保持清醒，但无法驱散心中那份深沉的割裂感。过去一周在海城的经历象一场梦，一场温暖、真实、带着人性温度的梦。而现在，他必须回到这个由数据和利润构成的世界，并且要在这个世界里，为他从海城带回来的理念争取生存空间。
办公桌上摊开着三份文档，每一份都代表着他即将在董事会上提出的变革：
第一份是《时安医疗战略转型白皮书——从商业帝国到公益平台》，厚达78页，详细论证了将公司利润的60投入基层医疗建设的可行性。包括数据模型、市场分析、财务预测、风险评估。这是沉星河带领团队连续工作72小时的成果。
第二份是《“燎原计划”升级方案——全国心血管疾病防治网络建设》，这是江屿提供的原始方案，加之时安医疗战略部的补充。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三年内培训10000名基层心血管医生，五年内复盖全国80的县级医院。
第三份最薄，只有12页，标题是《医学的回归——关于时安医疗企业文化的反思》。这是江时安自己写的，没有数据，没有图表，只有思考——关于医学本质的思考，关于医生责任的思考，关于商业与伦理平衡的思考。
他翻开第三份文档，看到自己写的一段话：
“过去三十年，时安医疗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也推动了医学技术进步。但我们是否在追求‘更大、更快、更贵’的过程中，背离了医学的初心？当我们的手术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十年的收入，当我们的新药定价让99的患者望而却步，当我们把医疗做成奢侈品而非必须品时，我们究竟是在服务生命，还是在服务资本？”
这段话写于从海城回来的飞机上，当时他看着舷窗外翻滚的云海，突然明白了江屿所说的“镜象”含义——江屿是他的镜象，映照出他曾经可能成为的样子；而他是这个时代的镜象，映照出医学在资本裹挟下的异化。
手机震动，是沉星河的信息：“江董，董事会成员已经陆续到达。按照您的吩咐，会议安排在八点准时开始。需要我提前给您准备讲稿要点吗？”
江时安回复：“不用，我自己讲。”
他不需要讲稿，因为他要讲的不是商业计划，是信仰告白；不是财务预测，是价值重估；不是战略调整，是道路转向。
七点三十分，江时安走进会议室旁的准备间。巨大的落地镜映出他的身影：定制西装，一丝不苟的领带，擦得锃亮的皮鞋，头发用发胶固定得纹丝不乱。这是“江时安教授”的标准形象，是医学界泰斗、商业巨子的标准装扮。但今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陌生——这个精致的壳子里，包裹着一个正在经历灵魂地震的人。
他想起在海城医院时，江屿那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想起那些基层医生沾着灰尘的皮鞋，想起患者家属粗糙的双手和恳切的眼神。那些才是医学真实的温度，而这里的一切，包括他自己这身行头，都象是医学的spy——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却离真正的拯救越来越远。
“江董，”沉星河推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几个大股东提前通了气，他们对转型方案……不太乐观。王董甚至说，如果今天通过这个方案，他会考虑撤资。”
王董，王振华，时安医疗第二大股东，典型的资本玩家，只看财务报表，不问社会价值。他的投资哲学很简单：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周期最短化。医疗对他来说只是另一个赚钱的行业，患者只是消费者，医生只是服务提供者。
“我知道了。”江时安整理了一下领带，“其他人呢？”
“李董和张董态度暧昧，他们既担心股价下跌，又不想公开反对您。赵女士倒是明确支持，她说医学应该有社会担当。”沉星河快速汇报，“但支持变革的不到三分之一，反对的超过一半，剩下的都在观望。”
这个比例在意料之中。江时安深吸一口气：“按计划进行。无论结果如何，今天必须把话说完。”
七点五十五分，江时安走进董事会会议室。这是一个超过200平米的房间，巨大的环形会议桌由整块胡桃木打造，墙上挂着时安医疗的发展历程照片——从30年前的小诊所，到现在的跨国医疗集团。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次扩张、一次并购、一次技术突破，也记录着江时安个人野心的膨胀。
十三位董事已经就座，男女比例七比六，年龄从四十多岁到七十多岁不等。他们中有医学专家，有投资家，有职业经理人，每个人背后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和理念。当江时安在主位坐下时，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期待、疑虑、审视、算计。
“各位董事，早上好。”江时安开口，声音平稳但有力，“今天会议只有一个议题：时安医疗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讨论具体方案前，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
他示意沉星河播放。投影幕布降下，画面出现——是海城医院心脏外科监护室。镜头掠过那些监护仪、呼吸机、输液泵，最后定格在一个8岁男孩的脸上。那是张小明，暴发性心肌炎患者，在eo支持下等待心肌恢复的男孩。
画面外是江屿的声音（江时安特意请苏晚晴帮忙剪辑的）：“这孩子叫张小明，13岁，暴发性心肌炎。eo每天费用两万，他的父母是普通工人，月收入加起来不到八千。如果没有救助基金，他们只能选择放弃。”
镜头切换到张小明父母身上。父亲粗糙的手紧握着病危通知书，母亲红肿的眼睛望着镜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医生说至少还要二十万……二十万啊，我们一辈子也攒不下这么多钱……”
视频只有三分钟，但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当画面暗下去时，江时安看到几位女性董事在擦眼角。
“这不是个案。”江时安站起来，走到幕布前，“根据国家卫健委数据，中国每年有超过200万心血管疾病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放弃或中断治疔。他们不是不需要治疔，是治不起。而与此同时，时安医疗去年的净利润是38亿，我们最贵的人工心脏售价320万，最新靶向药一个疗程80万。”
他停顿了一下，让这些数字在空气中沉淀。
“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我们做医疗，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利润，还是为了救治更多的生命？还是为了惠及那99的普通人？”
这个问题象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涟漪。
王振华第一个发言，语气不悦：“江董，我理解你的情怀。但我们是企业，不是慈善机构。股东投资是为了回报，不是做公益。利润投入基层医疗，股价至少会跌30，股东利益谁来保障？”
典型的资本逻辑。江时安早有准备：“王董，如果我们只看短期股价，确实会下跌。但如果我们看长期价值呢？中国有14亿人口，基层医疗市场是万亿级蓝海。我们现在布局，虽然前期投入大，但抢占的是未来三十年的赛道。”
他调出另一组数据：“这是麦肯锡的调研报告：到2035年，中国基层医疗市场规模将达到8万亿。而目前这个市场几乎没有头部玩家。如果我们转型成功，从高端医疗延伸到基层医疗，我们的市值不是跌30，是可能翻三倍。”
这个角度打动了部分董事。李董身体前倾：“江董，具体说说你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