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八点半，董事会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
江时安首先展示了《时安医疗战略转型白皮书》的内核内容：
“转型分三步走。第一步，用两年时间创建‘时安-基层医疗支持体系’。包括：开发适合县级医院的简易诊疗设备，定价控制在现有设备的10以下；编写标准化培训教材，通过在线平台免费向基层医生开放；创建‘基层-局域-顶级’三级转诊网络，实现患者无缝流转。”
他调出一张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了计划复盖的局域：“第一年试点五个省，第二年扩展到十五个省，第三年复盖全国。”
“第二步，调整研发方向。过去我们的研发重点是‘高精尖’，未来要转向‘适宜技术’。比如：研发低成本人工心脏，目标价格从现在的320万降到30万以内；研发长效降压药，让患者从每天服药变成每周服药，提高依从性；研发便携诊断设备，让村医也能做基础心脏检查。”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改变商业模式。时安医疗将分为两大板块：高端医疗板块继续服务高收入人群，维持利润；公益医疗板块专注基层，微利甚至非营利运营。两个板块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高端板块的利润支撑公益板块的发展，公益板块的规模为高端板块提供数据基础和品牌价值。”
这个架构设计得很巧妙，既回应了股东的利润诉求，又实现了社会价值。但王振华依然不满意：
“江董，你说的这些听起来很好，但具体财务数据呢？研发低成本设备需要多少投入？培训基层医生需要多少费用？转诊网络建设又要烧多少钱？还有最重要的——这些投入什么时候能产生回报？”
江时安看向沉星河。沉星河调出详细的财务模型：
“根据测算，转型第一年需要投入45亿，其中30亿来自公司利润，15亿来自新募集的公益基金。这些投入会分期进行：设备研发15亿，培训体系建设12亿，转诊网络建设10亿，其他8亿。”
“产出方面，第一年主要是社会效益——预计培训5000名基层医生，复盖1000家县级医院，惠及50万患者。经济效益从第三年开始显现：低成本设备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00亿，时安医疗目标占有率30；基层医疗数据服务预计产生50亿年收入；更重要的是品牌价值提升带来的高端业务增长，预计增幅15。”
这些数字是团队精心计算的，既现实又乐观。但王振华摇头：
“太理想化了。基层医疗市场虽然大，但支付能力弱，利润薄。而且政府政策多变，今天鼓励社会资本办医，明天可能就收紧。风险太高，不确定性太大。”
这时，一直沉默的赵女士开口了。赵明霞，65岁，时安医疗创始股东之一，退休前是卫生系统官员，对医疗政策有深刻理解。
“老王，你的担心有道理，但眼光可以放长远些。”她声音温和但坚定，“我同意江董的转型方向。为什么？三个原因。”
“第一，政策大势。国家医改的方向很明确——强基层，分级诊疗，医疗资源下沉。谁先布局基层，谁就掌握了未来三十年的主动权。这不是风险，是机遇。”
“第二，社会须求。中国正在快速老龄化，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每年增长8，而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这个矛盾不解决，社会稳定都会受影响。企业做医疗，不能只看钱，也要看社会责任。”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医学的本质。”赵明霞看向江时安，“江董，你刚才问我们做医疗为了什么。我的答案是：为了解除病痛，为了挽救生命。如果背离了这个初心，哪怕赚再多钱，这个企业也没有灵魂。”
这番话赢得了几位董事的点头。但资本的力量依然强大。
张董，一个精明的投资银行家，提出了折中方案：“我建议分阶段实施。先做试点，投入5-10亿，在几个省试点。如果效果好，再扩大规模。如果不行，及时止损。”
这个建议看似稳妥，但江时安知道，医学改革最怕的就是“试点思维”——浅尝辄止，遇到困难就退缩。真正的变革需要决心，需要魄力，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
“我不同意分阶段。”江时安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医学改革不是商业实验，是生命工程。如果我们只做试点，那些试点局域之外的患者怎么办？等待我们的‘实验结果’？他们的生命等得起吗？”
他调出另一段视频。这次是云山县医院，李建国站在简陋的手术室里，面对镜头说：
“我们县有80万人，只有3个心内科医生。很多患者送到我们这里时已经晚了，不是我们不想救，是我们没能力救。如果有时安医疗这样的顶级机构支持，如果我们有基本的设备和技术，每年至少能多救500条命。500条命啊，背后是500个家庭。”
画面切换到患者家属——一个老人抱着孙子的照片，老泪纵横：“我儿子就是心脏病没的，县里看不了，送到省城已经晚了。要是早几年有医生来培训，要是有那个转诊的信道，我儿子可能现在还活着……”
视频结束，会议室再次陷入沉默。
江时安走到环形会议桌中央，环视每一位董事：
“各位，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数字、利润、股价、风险。但我想请大家记住：我们讨论的每一个百分点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当我们决定投入多少亿时，我们决定的其实是——多少人能得到救治，多少家庭不会破碎，多少生命不会过早凋零。”
“我知道转型有风险，我知道股东要回报，我知道商业有逻辑。但医学不只是商业，医生不只是商人，患者不只是消费者。如果我们把医疗完全交给市场，交给资本，交给利润最大化的逻辑，那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医学的良心，更是人性的底线。”
这番话很重，重得让一些董事低下了头。但也激起了更强烈的反对。
王振华拍桌子站起来：“江时安！你别在这里唱高调！我们是上市公司，要对股东负责！你想做慈善，可以用你自己的钱，别拿公司的钱、股东的钱去挥霍！”
“这不是挥霍，是投资。”江时安毫不退让，“投资于人的健康，投资于社会的公平，投资于医学的未来。。这些钱里，有多少是从那些治不起病的患者身上赚来的，你想过吗？”
这话太尖锐，直接撕破了资本温情脉脉的面纱。王振华脸色铁青：“你……你这是人身攻击！”
“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江时安平静地说，“时安医疗走到今天，确实创造了价值，但也积累了原罪——我们定价320万的人工心脏，成本不到50万；我们一个疗程80万的靶向药，研发成本早就在欧美市场收回了。这些超额利润，有多少是创建在患者的痛苦之上？”
他调出第三份文档——《医学的回归》：
“这份文档是我自己写的，没有数据，只有思考。我想请大家花五分钟时间看一看，然后再做决定。”
文档被分发下去。董事们翻开，看到的第一段话是：
“三十年前，我成为一名医生时，宣誓‘健康所系，性命相托’。那时我想的是如何用所学帮助需要的人。三十年后，我创建了一个医疗帝国，但常常在深夜问自己：我帮助的到底是谁？是那些付得起钱的人，还是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赵明霞看着这段话，眼框湿润了。她想起自己年轻时在基层卫生院工作的日子——没有先进设备，没有高薪，但每天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帮助人。后来进入卫生系统，再后来投资医疗企业，钱越来越多，但那种直接的感动越来越少了。
王振华草草翻了几页，把文档扔在桌上：“空洞！矫情！商场如战场，不是写散文的地方！”
但其他董事在认真阅读。李董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张董反复看着某一页，陷入沉思；几位女性董事已经在悄悄抹泪。
十分钟后，江时安问：“各位，看完了吗？有什么想法？”
第一个发言的不是赵明霞，而是最年轻的董事陈默，40岁，代表新一代投资者。
“江董，我支持转型。”陈默的声音有些激动，“我是学医出身的，后来转行做投资。这些年我投资了很多医疗项目，赚了不少钱，但心里越来越空。看了这份文档，我想起了当年为什么学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人。如果时安医疗能够转型成功，探索出一条商业与公益平衡的道路，我愿意全力支持。”
接着是另一位董事孙女士：“我也支持。我母亲去年心脏病发作，因为及时送到了好医院，救回来了。但同病房的一个农村老太太，同样的情况，因为没钱，选择了保守治疔，三个月后就去世了。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疗更公平一些，如果优质资源更可及一些，那个老太太可能现在还活着。”
支持的声音开始多起来。但反对的力量依然强大。
王振华冷笑：“说得好听！等股价跌了，分红少了，看你们还支持不支持！”
会议陷入了僵局。支持与反对的力量几乎持平，剩下的几位董事态度暧昧。江时安知道，需要最后一击。
他深吸一口气，说出了一个自己都不太相信、但不得不说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