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医院第三会议室。
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二十人的小会议室，今天坐得满满当当。三组患者家属各坐一边，江屿坐在主位，旁边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还有两位“燎原计划”的基层医生作为观察员。
气氛凝重得象暴雨前的天空。家属们互相打量，眼神中有好奇，有戒备，还有不易察觉的比较——比较谁的亲人病情更重，谁更需要资源，谁更有资格得到救治。
“各位家属，下午好。”江屿开口，声音平静但清淅，“今天把大家请到一起，是为了讨论一个现实的问题：医疗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做出最合理的分配。”
他调出投影，上面是三份病历的概要：
1孙立国，68岁，终末期心衰，vad植入可延长生命，费用约45万。
2刘小芸，14岁，先天性心脏病终末期，心肺联合移植是唯一希望，费用约90万。
3陈阿婆，82岁，急性心梗后心源性休克，继续积极治疔可能延长生命但质量差，舒缓治疔可提高舒适度。
“大家可以看到，”江屿继续说，“三位患者都需要大量医疗资源，但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医院的icu床位只有8张，现在全满；vad设备只有2台，都在使用中；心肺移植需要排队，等待时间不确定。更重要的是——费用问题。三位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同，承受能力不同。”
孙立国的儿子先开口，语气有些激动：“江医生，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们三家争抢资源吗？这不是让我们互相为难吗？”
“孙先生，我理解你的感受。”江屿诚恳地说，“但现实是，资源不足时，必然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传统的做法是医生单独与每个家庭沟通，单独做决定。但我觉得，透明和共享可能更公平——让所有人知道彼此的处境，理解整体的困境，也许能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刘小芸的父亲推了推眼镜：“江医生，我支持透明。但我女儿才14岁，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从生命价值的角度，难道不应该优先年轻人吗？”
“刘老师，年龄确实是医学伦理中的一个考量因素。”伦理委员会的林教授开口了，“但这不是唯一因素。我们还要考虑治疔效果、生活质量、家庭支持、社会价值等多重维度。单纯按年龄排序，可能失之简单。”
陈阿婆的大儿子尤豫地说：“其实……我们兄妹商量过了，想给我妈选舒缓治疔。她太痛苦了，我们不想让她再受罪。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这个表态让会议室安静下来。孙立国的女儿小声说：“可是……我爸才68岁，也不算老啊……他辛苦一辈子，还没享过福……”
“但孙叔的预期治疔效果可能有限。”江屿调出数据，“即使植入vad，1年生存率约60，5年生存率约30。而且术后需要严格抗凝管理，可能出现出血、感染、血栓等并发症。生活质量可能并不理想。”
“那小芸呢？”刘小芸的母亲问，“她的成功率有多少？”
会议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家属们都在思考，在权衡，在内心的天平上称量亲人的生命价值、治疔希望、家庭负担、未来可能。
林教授再次开口：“各位，我想提醒大家，医学决策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涉及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合理。今天我们把问题摊开，不是要大家争个高低，是要共同思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分配最符合医学的伦理，最尊重生命的尊严？”
孙立国的儿子突然站起来，眼睛通红：“江医生，林教授，我……我想问个问题。如果……如果我们家实在拿不出钱，医院会不会因为钱的问题不给我爸治疔？”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必须面对。江屿深吸一口气：“孙先生，我实话实说。在现有体制下，如果费用无法解决，有些治疔确实无法开展。vad设备需要采购，手术需要耗材，这些都有成本。医院可以减免部分，社会救助可以支持部分，但不可能全部复盖。”
“那不就是说，穷人就得等死吗？！”孙立国的女儿情绪激动。
“姐，别这样……”儿子拉住她。
江屿感到胸口像压了块石头。这就是他最痛苦的困境——明明有技术能救人，却因为钱的问题救不了。他想起江时安正在推动的转型，如果成功，如果医疗资源更公平，如果费用不再是生死门坎……
“各位，”江屿站起来，声音有些沙哑，“今天请大家来，不只是讨论资源的分配，也是想让大家看到医疗体系的问题。为什么救命的技术这么贵？为什么普通人用不起？为什么医院要在商业和公益之间挣扎？”
他调出江时安发给他的资料：“这是时安医疗的转型方案。如果成功，他们研发的低成本vad价格可以降到10万以内，心肺移植费用可以通过保险和基金复盖大部分。到那时，像孙叔、小芸这样的患者，就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失去希望。”
家属们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今天的会议会延伸到这么宏观的层面。
“所以，”江屿继续说，“我们今天的选择，不仅关乎三位患者，也关乎医疗的未来。如果我们接受现状，那么穷人将继续因为钱而失去救治机会；如果我们推动改变，那么未来可能有更多人受益。”
刘小芸的父亲沉思良久，然后说：“江医生，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女儿等不了那么久。她需要现在就治疔。”
“我明白。”江屿点头，“所以今天的决定还是需要做。但我承诺：第一，我会尽力为每位患者争取最大的支持；第二，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继续推动医疗公平的改革。”
会议又进行了一个小时。家属们从最初的防备、比较，逐渐转向理解、共情。他们开始看到彼此的困境，开始理解医学的局限，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
最终，三个家庭达成了初步共识：
1陈阿婆家选择舒缓治疔，把icu床位和药物资源让出。
2刘小芸家全力争取心肺移植，费用通过多方渠道筹集。
3孙立国家尝试申请“生命接力基金”和慈善捐助，如果费用能解决，考虑vad植入；如果不行，也转向舒缓治疔。
这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可能是现实条件下最合理的安排。每个家庭都做出了牺牲，也都获得了理解。
会议结束时，孙立国的儿子走到刘小芸父母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刘老师，希望小芸能治好。我爸那边……我们再想办法。”
刘小芸的母亲握住他的手：“谢谢。你们也加油。希望将来医疗能更公平，不要再让家庭做这么痛苦的选择。”
看着这一幕，江屿眼框发热。这就是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在自身的困境中，依然能理解他人的苦难，依然能保持善意和希望。
林教授拍拍江屿的肩膀：“江医生，你今天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让医疗决策透明化，让家属参与讨论，这可能是医学伦理的未来方向。”
“我只是觉得，医学不应该由医生独自承担所有决择。”江屿轻声说，“生命属于患者和家属，他们应该有知情权，有参与权，有选择权。”
窗外，下午的阳光斜斜照进来，给会议室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一天的会议结束了，但医学的思考永远不会结束。
江屿知道，今天的决定只是开始。他还要为刘小芸联系移植中心，要为孙立国筹集费用，要帮助陈阿婆舒适地走完最后的路。每一条路都很难，但每一条路都必须走。
因为他是医生。他的使命不是做容易的事，是做正确的事。
同一时间，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顶层套房。
江时安站在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红酒，却没有喝。窗外是黄浦江两岸的璀灿夜景，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在夜色中闪耀着资本的光芒。明天上午九点，时安医疗的股东大会将在这里召开，决定公司的未来方向。
过去三个月，他飞了十二个城市，见了五十七位主要股东，举办了八场说明会。他展示了基层医疗的现状，讲述了患者的故事，阐述了转型的意义。有些股东被感动，有些股东被说服，但更多的股东仍在观望——他们在情感上支持，但在利益上尤豫。
沉星河推门进来，脸色凝重：“江董，最新统计结果出来了。东持股比例约28，明确反对的约35，剩下的37态度不明。”。的股东都支持，也才65，仍然不够。
“王振华那边呢？”江时安问。
“他这几天密集拜访股东，承诺如果转型方案被否决，他将推动提高分红比例，估计能拉到不少支持。”沉星河顿了顿，“而且……他暗示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什么手段？”
“他私下说，您最近‘精神状况不稳定’，‘沉迷于不切实际的幻想’，‘可能不再适合领导公司’。”沉星河声音低下去，“有些股东开始担心您的判断力。”
江时安苦笑。资本的世界就是这样残酷——当你威胁到他们的利益时，他们会用一切手段把你拉下马，包括人身攻击。
“还有，”沉星河尤豫了一下，“王董联系了几家媒体，明天可能会有对您不利的报导出来。标题可能是‘时安医疗董事长疑似精神问题，强推百亿公益项目’。”
这招很毒。不仅影响股东投票，也打击江时安的个人声誉。
“知道了。”江时安平静地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剩下的交给明天吧。”
沉星河欲言又止，最终还是问：“江董，如果……如果明天方案没通过，您打算怎么办？”
江时安看着窗外的夜色，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星河，你知道吗？过去三个月，我见了那么多股东，讲了那么多道理，但最打动我的，不是我说服了谁，而是我被谁打动了。”
他转身，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叠照片。那是他走访基层医院时拍的：简陋的手术室，老旧的设备，疲惫但坚守的医生，贫穷但满怀希望的患者。
“这位是李医生，云山县医院的心内科主任，52岁，在基层工作了30年。他每年要看5000个门诊，做200台手术，月工资不到8000。我问他为什么不离开，他说：‘我走了，这里的患者怎么办？’”
“这位是张大爷，终末期心衰，等心脏移植等了三年。他儿子在工地打工，女儿在餐厅洗碗，全家攒钱给他治病。我问他如果等不到怎么办，他说：‘等不到就算了，不能拖累孩子。’”
“这位是小芳，12岁，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没钱一直没手术。我见到她时，她已经出现艾森曼格综合征，失去手术机会了。她问我：‘叔叔，我还能上学吗？’我回答不了。”
江时安的声音哽咽了：“星河，我活了45年，赚了花不完的钱，得到了数不清的荣誉。但我从来没有象这三个月这样，真正理解医学的意义，真正感受到医生的责任。”
他放下照片，眼神坚定：“所以明天，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继续走这条路。如果股东大会不通过，我就辞职，用个人财产成立基金会，继续支持基层医疗。如果通过了，我就带领时安医疗转型，探索商业与公益结合的道路。”
沉星河眼框红了：“江董，我跟您这么多年，从来没见您这样……这样象个人。”
这话说得奇怪，但江时安听懂了。过去的他是个完美的商业机器、技术专家，但不是个完整的人——他没有脆弱，没有困惑，没有情感的波动。但现在，他重新拥有了这些“人”的特质。
“谢谢，星河。”江时安拍拍他的肩膀，“去休息吧，明天还有硬仗要打。”
沉星河离开后，江时安拨通了江屿的视频电话。几秒后，江屿出现在屏幕上，背景是海城医院的医生值班室，桌上摊着病历。
“江教授，股东大会准备得怎么样了？”江屿问，他的眼睛里有明显的疲惫，但依然清澈。
“准备好了，但可能通不过。”江时安简单说明了情况，“不过没关系，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江屿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江教授，我这边今天开了个家庭会议，把三个危重患者的家属请到一起，讨论资源分配问题。”
他讲述了今天的经历：三个家庭的困境，艰难的决择，最终的共识。江时安静静听着，当听到家属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时，他的眼框也湿润了。
“江屿，”江时安说，“你做得对。医学不应该由医生独自承担决择，患者和家属应该有知情权、参与权。这才是真正的医学民主。”
“但过程很痛苦。”江屿轻声说，“看着家属在亲人的生命和家庭的经济之间挣扎，看着他们不得不做出取舍，我常常觉得自己很无力。”
“无力是因为我们在对抗整个体系。”江时安说，“医疗商业化、资源集中化、技术贵族化——这些问题不是一两个人能解决的。但至少，我们在尝试改变。”
两人都沉默了。视频里，江屿在写病历，江时安在看窗外的夜景。虽然相隔两百公里，虽然年龄相差十七岁，虽然经历截然不同，但此刻他们的心是相通的——都在思考医学的困境，都在寻找出路。
“江屿，”江时安突然说，“如果明天我失败了，你会失望吗？”
江屿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屏幕：“江教授，成功或失败，不是由股东大会决定的。您已经开始了改变——您成立了基金会，您公开支持基层医疗，您重新思考医学的本质。这些改变本身，就已经成功了。”
“可是我想做得更多……”
“那就继续做。”江屿微笑，“医学的路很长，一次失败不代表什么。重要的是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又是这句话。江时安想起第一次听到时的触动，现在依然触动。
“好。”他点头，“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挂掉电话后，江时安打开笔记本计算机，开始写明天的发言稿。这不是商业演讲，是心灵告白；不是数据展示，是理念阐述；不是争取支持，是陈述信念。
他写得很慢，字斟句酌：
“各位股东，明天我们将投票决定时安医疗的未来。但在这之前，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投资医疗企业，除了赚钱，还有什么？
“三年前，我的母亲因为心脏病去世。她走得很突然，但走之前对我说：‘时安，你做了这么多年医疗，救了很多人的命，妈妈为你骄傲。’那时我以为，医学的意义就是救人。
“但现在我明白了，医学的意义不仅是救能救的人，也是陪伴救不了的人；不仅是提供最先进的技术，也是让普通人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不仅是创造商业价值，也是承担社会责任。
“时安医疗如果继续现在的道路，我们会很成功——股价会涨，利润会增加，我会是更成功的商人。但我们失去的，是医学的良心，是医生的责任，是企业的灵魂。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不是请求你们支持一个商业方案，是邀请你们添加一场医学的回归——回归到对人的关怀，回归到对生命的尊重，回归到医学最朴素的初心。
“无论投票结果如何，我都会继续走这条路。因为我知道，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而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
写完这些，已经是凌晨一点。江时安没有睡意，他走到窗前，看着这座沉睡的城市。
明天，他将面对资本的审判。但此刻，他心里很平静——不是因为有必胜的把握，是因为有坚定的信念。
他想起江屿说的那句话：“每个被改变的生命，都会改变其他生命。”
也许，他无法改变所有股东，无法立刻改变整个医疗体系。但如果他能改变一些人的观念，能影响一些人的选择，能推动一些微小的进步，那就够了。
医学的路很长，但总要有人开始走。
而他已经开始了。
窗外，黄浦江的夜航船缓缓驶过，船灯在江面上拖出长长的光带，象一条条通往未知的道路。
明天会怎样？不知道。
但知道方向，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