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华盛顿，五角大楼。
地下简报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椭圆形会议桌旁，坐着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各军种部长、中情局局长、以及国家侦察局、darpa等机构的负责人。
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刚刚解密的、封面标着“绝密/仅限目视”的厚重文档——《非对称挑战的深入分析》。
这份报告的最终版本，经过长达半年的激烈争吵、数据核实、风险评估推演，终于在昨天夜里，由国防部长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联署，提交给了椭圆形办公室。
此刻，它被带到这里，进行最高级别的通报与决策讨论。
“先生们，女士们，”国防部长声音低沉，这位以务实和精通技术着称的部长，脸上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我想你们都读过摘要了。但今天，我们需要直面这份报告的内核结论，以及它对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颠复性含义。”
他示意助手打开投影。屏幕上出现了报告的封面，翻页后，是执行摘要的第一段，被特意加粗放大：
“经过跨部门联合评估，本报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以下三个关键战略技术领域，已创建起清淅且可能持续扩大的非对称优势：
1光学计算与光子信息处理；
2量子信息科学，特别是量子通信与安全；
3生物工程技术，尤其是针对细胞稳态与潜在生命延展的干预领域。”
房间里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如此明确、如此官方的承认，依然象一记重锤。
“光学计算方面，”佩里继续，切换图表，“根据‘透镜’计划所能搜集到的最可靠情报，他们的‘光武’架构计算机，在特定类型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仿真任务上，实际效能可能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我们规划中2010年目标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气象预测、密码破译、材料设计、核爆仿真等关键领域，他们的速度优势是数量级的。”
他停顿，让这个信息消化一下：“更令人担忧的是其潜在的军事应用。如果，只是如果，他们将这种处理能力集成到雷达、电子战系统或指挥网络中……我们现有的许多战术和装备优势，将瞬间被抵消。”
“量子信息，”他切换到下一部分，“他们建成的‘京沪干线’，不仅仅是演示。我们的科学家分析了他们公开发布的有限原理验证数据，以及该线路建设所涉及的特种光纤、单光子源等设备的采购规模和技术指标。结论是：他们在实用化长距离量子密钥分发上，确实走在了前面。这带来的不仅仅是通信安全，更可能是一整套未来‘量子互联网’的基础架构先发优势。”
darpa的负责人插话，声音干涩：“这意味着，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中，我们最依赖的全球信息网络，其安全性基础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脆弱。而他们，可能拥有一个我们暂时无法窥探、更难以干扰的‘后院’。”
“最后，生物工程。”佩里的语气变得更加复杂，混杂着警剔、困惑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
“‘启明’计划的存在已基本可以确认。虽然其具体技术细节和真实效果被严密保护，但来自多个渠道。
包括医疗设备异常采购、特定生物试剂流向、以及我们某些‘合作伙伴’提供的、关于其国内少数精英阶层健康状况‘异常改善’的零星报告。
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他们在理解并干预人类衰老进程方面，取得了我们目前难以企及的突破。”
房间里一片死寂。
“这三项优势，单独任何一项都足以引发战略关注。”佩里总结道，目光扫过每一张严肃的脸，
“而它们集中在同一个国家，并且在几乎同一时间段内爆发性呈现，这已经不能用常规的‘技术追赶’或‘重点突破’来解释。其背后必然有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系统性的推动因素，可能是举国体制的极端高效化，可能是人才政策的成功，也可能是……我们不愿设想但必须纳入考量的，非传统技术获取途径。”
“所以，部长先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位四星上将，沉声问道，
“这份报告的‘行动建议’部分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非对称优势’？”
佩里操作遥控器，翻到报告的最后一章。标题赫然在目：《重建技术壁垒与联盟协同：对华技术遏制的升级方案》。
“内核建议有两点。”佩里的声音变得坚定而冷硬，
“第一，立即激活并主导创建一个新的、更紧密、更具排他性的国际技术安全联盟。目标不仅仅是共享情报，更要协调出口管制、联合研发、并构建针对特定技术领域的‘协同遏制网络’。报告建议，以我们与鹰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现有的‘五眼’情报联盟为基础，进行升级和拓展。”
“第二，实施前所未有的、精准的、多维度技术封锁与制裁。范围要远超现有的《技术限制与安全审查法案》。重点针对光学器件、量子研究设备、高端生物实验仪器、特种材料及其生产设备、顶尖半导体制造工具、以及任何可能用于上述三个优势领域的人才与知识交流。我们需要一套组合拳：立法、行政命令、多边协调、乃至必要时非常规手段的综合运用。”
“拖延他们的发展速度，提高他们的创新成本，迫使他们在孤立中消耗更多资源，同时为我们自己的追赶和反超争取时间。”佩里环视全场，
“先生们，这不是普通的战略竞争。这份报告描绘的图景是，在决定未来百年国运的内核科技赛道上，我们正在落后，而且落后的速度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这关乎国家安全，关乎经济霸权，关乎……西方文明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
争论激烈，忧虑深重，但共识也逐渐清淅：必须行动，必须强硬，必须联合。
这份报告，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
其激起的波澜，迅速从五角大楼的地下简报室，扩散到华盛顿的每一个权力角落，继而涌向大洋彼岸的盟国首都。
1996年4月，伦敦，唐宁街10号及外交部。
来自华盛顿的特使带来了报告的精选版和紧急磋商请求。
首相、外交大臣、军情六处（i6）负责人、以及内阁办公厅的高级官员，在严密的安保下进行闭门会议。
“美丽国人这次是动真格的。”外交大臣看着手中的简报，“他们描绘的图景……确实令人不安。如果炎国人真的在这三个领域形成了代差优势，那么不仅仅是军事平衡，未来的全球经济规则、技术标准，都可能被重新书写。”
军情六处负责人补充道：“我们的情报分析也注意到了华夏在某些领域的异常跃进。‘红岸’基地的活跃度、他们高端科研项目令人费解的资金流动和人员调配模式……虽然缺乏像美丽国人那样‘确凿’的证据链，但趋势是明确的。放任不管的风险很高。”
首相沉思良久：“我们的立场很微妙。香港即将回归，我们与华夏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全面对抗不符合我们的经济利益。但是……”
他顿了顿，“维护与美丽国的特殊关系，保障西方技术联盟的稳固，同样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涉及未来根本性优势的领域。”
“美丽国人提议升级‘五眼联盟’，将其从一个主要面向信号情报（sigt）的共享机制，扩展为一个全面的‘技术与安全协同体’。”外交大臣说，“这意味着更深入的技术出口管制协调、联合研发项目的优先分配、以及对敏感人才流动的联合监控。”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边呢？”首相问。
“初步反馈是谨慎支持。他们都感受到了来自华夏的经济吸引力，但也对美丽国描述的技术安全威胁感到担忧。新西兰可能有些尤豫，但预计最终会跟随联盟主流。”
经过数轮紧张的外交穿梭和秘密磋商，共识逐渐形成：为了应对“非对称技术挑战”，一个更紧密、更具行动力的西方内核联盟是必要的。
1996年7月1日，一份名为《关于确保战略技术安全的五方联合声明》在华盛顿、伦敦、渥太华、堪培拉和惠灵顿同步发布。
声明措辞谨慎，没有直接点名炎国，但指向性极其明确。内核内容包括：
升级“五眼”合作框架，正式确立“五眼技术安全联盟”的新机制，设立常设协调办公室。
创建“受关注技术清单”，清单上的技术、产品、软件及相关服务，将受到五国一致的严格出口管制。首批清单重点包括：高功率激光器与非线性光学材料制造设备、量子计算与通信研发所需的内核组件、高端基因测序与合成仪器、特定用途的高性能计算芯片与软件、以及用于先进材料生产的特种工艺设备。
实施“限制性签证与学术交流审查”，对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的研究人员、学生、工程师的跨境流动，创建信息共享与联合审查机制，防止“技术转移”。
协调投资审查，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的直接投资、并购或风险投资，进行联合安全评估，必要时协同阻止。
共同投资于光学计算、量子技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替代供应链建设和基础研发，减少对外依赖。
紧随声明之后，是美丽国单独发布的一揽子裁行政命令，以及欧盟在内部激烈辩论后，通过的加强版高技术出口管制条例。虽然欧盟没有正式添加fetsa，但其政策取向明显趋严。
伦敦，某私人俱乐部。
一场小范围的聚会正在进行。
参与者包括一位卸任不久的前内阁部长、两位顶级学府的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一位掌管大型医药慈善基金会的爵士，以及一位与美丽国硅谷风险投资关系密切的银行家。
“那份报告，你们都看过了吧？”前部长晃动着杯中的威士忌，压低声音，
“健康寿命延长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上帝，这不仅仅意味着多活几年，而是精力充沛、头脑清淅的几十年。想想这对社会、对经济、对个人的意义。”
“中情局的评估认为可信度很高。”银行家接口，
“我们在亚洲的人脉也反馈，bj和上海有几个特别医疗中心，戒备森严，进出的人物……很不一般。有些本该退休的老面孔，最近又活跃起来了。”
“我们能通过正常学术渠道获取吗？”一位所长问。
“难。相关领域的合作项目基本被冻结了。而且，我怀疑最内核的部分，他们根本不会发表在公开期刊上。”
另一位所长摇头，“这是战略资产，比核武器更珍贵的资产。”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第三方？”爵士若有所思，“比如，瑞士或新加坡的机构？或者，某些与炎国有良好关系的发展炎国家研究机构作为中介？”
“风险很大，而且中方必然有严格的反技术流失措施。”银行家沉吟，
“但市场须求……是巨大的。想象一下，如果有一种相对安全的方法，能让全球的顶尖精英，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有效延长他们的黄金工作期二十年，哪怕只是十年，它值多少钱？会产生多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正是问题所在。”前部长放下酒杯，神情严肃，
“如果只有他们掌握了这把钥匙，未来几十年，全球最优秀的大脑、最庞大的资本、甚至最有野心的政治力量，会流向哪里？天平会如何倾斜？我们现在谈论的制裁，能从他们手里夺回这把钥匙吗？还是说，我们更需要思考，如何自己也找到钥匙，或者……至少能分享到钥匙带来的好处？”
房间里陷入沉默。
窗外，伦敦的夜色渐深。
对技术的恐惧与对生命的渴望，在这里交织成一种复杂难言的情绪。
类似的私下讨论，在巴黎的沙龙、柏林的智库、东京的料亭、硅谷的别墅里，以不同形式、不同尺度重复着。
公开场合，政客们言辞强硬，盟友步调一致。
但关起门来，理性的算计和人性最深处的渴望，正在侵蚀着那道刚刚筑起的制裁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