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记本上写下“上海，1936，荣祥绸缎庄”这几个字后，陆泽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
那是一个风华绝代与血雨腥风并存的上海，一个十里洋场与里弄平民交织的魔都。
无数的灵感碎片，如同夜空中的繁星，在他脑海里闪铄、碰撞，渐渐汇聚成一条璀灿的银河。
他花了一周的时间，趁着备考的间隙，将这些零散的思绪梳理成一份初步的大纲。
故事的主角，他设置为荣祥绸缎庄的少东家，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却不得不扛起家族传统产业重担的年轻人。
他将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巨大压力：外部，是洋布洋行和新兴纺织工业，甚至是全面战争的猛烈冲击；
内部，是父辈保守僵化的经营理念和家族成员的勾心斗角；
内心，则是他个人理想与家族责任、新潮爱情观与旧式媒妁之言的剧烈冲突。
陆泽希望通过这个人物的奋斗、挣扎与决择，描绘出那个时代民族工商业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图自强的艰难图景，同时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动荡与变迁。
然而，当他试图将大纲细化，开始构建具体的故事情节时，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知识的匮乏。
他脑海中的上海，更多是后世影视剧和文学作品构建出的一个模糊的、充满戏剧性的概念化城市。
但要将它真实地落于笔下，他需要知道的远不止这些。
1936年的上海，物价是什么水平？一根金条能换多少大洋？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具体界限在哪里？不同阶层的人们，他们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有着怎样具体的差异？
更内核的是，作为故事主体的“绸缎庄”，这种传统民族企业的真实生存状态是怎样的？
它们的进货渠道、销售模式、内部管理、行业规矩，乃至与洋行、政府、帮会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都不是仅凭想象就能捏造的。
陆泽意识到，他对这个时代的了解，还停留在“知道”的层面，远远未达到“理解”和“复现”的深度。
他所构思的这个故事，其根基必须牢牢扎在坚实的史料之上。
任何一处细节的失真，都可能导致整个故事大厦的崩塌。
“看来，这部小说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陆泽合上笔记本，眼中没有丝毫气馁，反而多了一份沉静。
他很清楚，一部能够传世的作品，绝非一蹴而就的灵感迸发，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深入的调查。
《子夜》的诞生，离不开茅盾先生对当时社会经济活动的深刻洞察；《长恨歌》的韵味，也源于王安忆女士对sh市民生活肌理的精准把握。
急不得。他决定将创作的冲动暂时压下，转而进入一个更为漫长和扎实的“奠基”阶段——搜集资料，研究历史。
这个决定也让他能够更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眼下的头等大事——备战研究生考试。
阁楼里的生活，再次恢复了那种简单而专注的节奏。
白天，他系统地梳理文学史、文艺理论，为六月的考试做最后的冲刺；晚上，灯光下，他则翻阅从图书馆借来或是在旧书市场淘到的各种史料。
《上海研究资料》、《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这些枯燥的文献，在陆泽眼中，却是一个个等待被发掘的宝藏。
他象一个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拂去历史的尘埃，试图从泛黄的纸页中，还原出那个时代真实的脉络与呼吸。
他将有用的信息分门别类地抄录在不同的笔记本上：一本记录宏观的经济数据和历史事件，一本描摹社会风貌和市民生活细节，还有一本专门用来收集关于纺织、印染、绸缎行业的专有名词和经营模式。
这个过程是枯燥的，但陆泽乐在其中。每多了解一分历史的真实，他心中那个关于“荣祥绸缎庄”的故事就更坚实一分。
他知道，现在付出的每一滴汗水，都将成为未来那部鸿篇巨着的奠基之石。
时间在悄无声息的苦读中流逝，上海的春天也渐渐走向深处。
窗外的梧桐树愈发枝繁叶茂，偶尔有几声清脆的鸟鸣，给这安静的阁楼带来一丝活泼的生气。
这段时间，陆泽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锻炼，充足的营养，以及对未来的明确希望，正从内到外地改变着他。
他不再是去年那个从纺织厂病退出来时，面色蜡黄、咳嗽不停，瘦骨嶙峋的青年了。
清晨，当他脱下汗衫，在阁楼狭小的空间里做着舒展运动时，镜子里映出了一具截然不同的身体。
原本单薄的肩膀变得宽阔起来，胸膛和手臂上复盖着一层薄而结实的肌肉，线条流畅而充满力量感。
过去身体抱恙时的些许驼背已经完全消失，整个人的身姿挺拔如松。
大半年来的修养和锻炼，加之姐姐陆芸时不时的“投喂”和自己买的鸡蛋、麦乳精的补充，终于让这具年轻的身体摆脱了过去的亏空，焕发出它应有的勃勃生机。
脸色不再是病态的苍白，而是透着健康的红润光泽，双目之中，神光内蕴，沉静而锐利。
这是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变化。健康的体魄，不仅为他高强度的学习和未来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更赋予了他一种由内而外的自信与从容。
四月中旬的一天，陆泽正在梳理自己的小说和评论在学界引发的一些后续讨论文章，楼下再次传来了房东王阿姨熟悉的喊声。
“小陆！你的信！又是京城来的！”
陆泽心中一动。算算时间，自己那篇关于“现实主义深化”的文章，应该已经在新一期的《文学评论》上刊发了。
他走下楼，从王阿姨手中接过信封。这一次，王阿姨看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实实在在的敬重。
这个租住在她家阁楼里的年轻人，似乎真的在做着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回到阁楼，陆泽拆开信。信是刘明远编辑寄来的，内容简洁明了。
首先是告知他，文章已作为头条特稿发表，并随信寄来了两本样刊和这一期的稿费——四十五元。
自己的论文大概是五千五百馀字，这是把稿费抬到千字八元呐。
这个数字可不一般，放在稿费最高被限制在千字九元的1981年，给到自己千字八元的稿费，是实实在在的重视。
刘明远还在信中兴奋地告诉他，文章发表后反响极好，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正面讨论，许多之前和他通过信的老学者、老朋友，都对文章的观点和陆泽这个年轻人赞不绝口。
信的最后，刘明远再次热情地向他约稿，希望他在考研结束后，能就相关问题做更深入的阐述，或者，开始构思一部能够践行自己理论的文学作品。
“小陆同志，时代在呼唤新的声音，也在期待能真正代表我们这个时代风貌的力作。我们，期待着你的下一部作品。”
读完信，陆泽将信纸与那两本崭新的《文学评论》样刊并排放在书桌上。
他翻开其中一本，扉页之后，自己的名字和那篇《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赫然占据了最醒目的位置。
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与使命感涌上心头。
他知道，自己在文坛的第一块基石，已经牢固地打下了。而现在，是时候为自己人生的下一块基石——那场即将到来的研究生考试，做最后的冲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