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与上海两地的“催稿”，象两股不同方向的春风，吹皱了陆泽平静的备考心湖。
压力是必然的，但更多的是一种被时代认可的振奋。
他很清楚，在这个信息传播缓慢的年代，能被《文学评论》和《收获》这样的顶级平台同时看重，是一种巨大的优势。
他必须小心翼翼地维系并利用好这份关注。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陆泽决定先回应来自bj的学术期许。
相较于构思一部小说，撰写一篇理论文章不仅耗时更短，而且能与他当下的复习内容形成互补。
更重要的是，一篇足够分量的理论文章，能进一步巩固他在学术界的“青年才俊”形象，这对于他即将参加的研究生复试，无疑是一块极具分量的砝码。
做什么样的文章呢？
陆泽没有选择那些宏大叙事的议题，而是决定从一个精巧的切口入手。
他想起了前世九十年代学界关于“现实主义深化”的一场大讨论。
那个讨论的内核，在于如何看待八十年代初开始出现的，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写作探索。
在当下，这股潮流已然萌芽，王朦的《春之声》、高刑健的戏剧探索，以及青年诗人们的“朦胧诗”，都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认为其背离了文学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主义传统；有人则将其奉为圭臬，认为这才是文学的未来。
陆泽要做的，不是简单地站队，而是要用一种更具建设性的理论框架，将两者统一起来。
他将文章的标题拟定为——《论现实主义的深化——兼谈创作中的现代主义手法借鉴》。
在阁楼昏黄的灯光下，陆泽铺开稿纸，拧开墨水瓶盖，思绪如泉涌。
他开篇便明确立场：现实主义依然是我们文学创作的根基与主流，但现实主义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日益复杂和丰富，传统的、纯客观的白描式现实主义，在表现现代人微妙、多变的内在情感时，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开始剖析所谓的“现代主义手法”。
他将其剥离掉意识形态的外衣，还原为纯粹的文学技巧——
比如意识流是为了更好地呈现人物的瞬时思绪，像征与隐喻是为了表达更复杂含蓄的情感，荒诞变形是为了凸显现实的某种畸形侧面……
“……我们借鉴这些手法，并非是要颠复现实主义，恰恰相反，是为了‘深化’现实主义。”
陆泽在稿纸上奋笔疾书，“当一个作家能深入到人物的潜意识层面，将其内心奔腾的思绪与外部现实的变迁交织在一起时，他所描绘的‘现实’，难道不是一个更完整、更深刻、更‘真实’的现实吗？”
他旁征博引，不仅引用了国内新近的作品作为例证，还巧妙地从鲁迅先生的《野草》、《阿q正传》中查找依据，证明这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极致探索，在我们的新文学传统中本就存在，并非完全是舶来品。
文章的最后，他总结道：“故而，我们不必将两者对立起来。优秀的作家，应当象一个技艺高超的工匠，能够娴熟地运用各种工具来完成自己的作品。
现实主义的沃土，完全可以生长出现代主义的繁花，而这些繁花，最终会使这片沃土变得更加绚丽多彩，充满生机。”
这篇文章前后不过五千五百馀字，陆泽却耗费了足足七个晚上的时间才最终定稿。
他反复推敲每一个用词，确保自己的观点清淅、论证严密，且姿态是建设性的，而非批判性的。
完成之后，他又附上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刘明远编辑：
见信如晤。日前来函已收悉，感念编辑部对晚辈的关怀与厚爱。
近来正全力备考六月份的研究生考试，实难分心进行系统性的创作，深感愧疚。
这篇短文，乃是复习过程中偶得的一点不成熟思考，拉杂写就，权当是向编辑部交上的一份迟到的思想汇报。
其中必有诸多浅薄之处，恳请刘编辑及诸位前辈不吝斧正。
待考研事毕，定当静心构思，不负厚望。
晚辈陆泽敬上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
他将稿件和信纸仔细折好，装入信封，第二天一早便送去了邮局。做完这一切，他长舒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大事。
大约十天后，京城，《文学评论》编辑部。
责任编辑刘明远正在审阅堆积如山的稿件。当他看到“陆泽”这个名字时，眼前一亮，立刻拆开了那个熟悉的牛皮纸信封。
他先看了短信，当看到陆泽正在备考研究生时，他赞许地点了点头。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总是让人心生好感。
他对陆泽信中提到的“不成熟思考”不以为意，只当是年轻人的谦辞。
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到那篇题为《论现实主义的深化》的文章上时，他脸上的轻松表情慢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致的专注。
他看得非常慢，时而皱眉沉思，时而又舒展眉头，露出恍然的神情。办公室里很安静，只剩下他翻动稿纸的沙沙声。
当他读到陆泽将现代主义手法比作“工具”，并提出其目的是为了“深化”而非“颠复”现实主义时，他忍不住摘下眼镜，用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高明！实在是高明！”刘明远在心中暗赞。
当下的争论，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它没有选边站队，而是跳出了争论的圈子，站在一个更高、更具包容性的维度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可以对话的理论台阶。
它没有否定现实主义的根基，安抚了坚守传统的一方；同时，它又为那些新兴的探索正了名，指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积极意义。
这不仅仅是一篇文学评论，更象是一份温和而有力的“理论宣言”，试图弥合当下文坛隐隐出现的裂痕。
刘明远一口气读完，将稿子轻轻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闭目沉思了许久。
他睁开眼，眼神中满是兴奋与果决。他拿起稿子，快步走向主编的办公室。
“老周，我这儿收到一篇稿子，我觉得可以上头条！”
这篇文章最终以“本刊特稿”的形式，作为《文学评论》新一期的头条文章发表。
果不其然，在学术界和创作界引发了极大的讨论。
许多之前对现代主义手法持保留意见的评论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而那些正在进行探索的年轻作家，则仿佛找到了一面理论的旗帜，创作的底气更足了。
陆泽的名字，也因此在更高层次的圈子里，被赋予了更重的分量。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此刻的陆泽，在寄出稿件后，便将此事暂时抛在脑后。
李小琳编辑那张带着笑意的脸庞，和她那句“构思不眈误背书”的调侃，却时常在他脑海中浮现。
复习的间隙，他开始真正思考自己的下一部小说。
他想写一个关于沪上的故事，真正意义上的，作为“东方魔都”的沪上。
他计划把时间背景放在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
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光怪陆离的时代，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理想主义者的舞台。
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战争与和平，在这里发生了最激烈、最深刻的碰撞。
故事的框架，他想围绕着“三重矛盾”来展开。
第一重，是家业传承的矛盾。一个从传统行业起家的商业家族，如何在日新月异的经济浪潮和外来资本的冲击下求生存、求发展？
第二重，是新旧冲突的矛盾。家族内部，父辈与子辈之间，因思想观念、经营理念、生活方式的不同，必然会产生剧烈的冲突。
第三重，是个人情感决择的矛盾。主角，作为家族的继承人，他在事业上的决择，必然会与他的爱情、友情，甚至与他的理想和良知产生纠葛。
在脑海中构建这个故事时，陆泽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两部经典。
一部是茅盾先生的《子夜》，那史诗般的气魄，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全景式描绘，是他想要学习的格局。
另一部，则是后世王安忆女士的《长恨歌》，那种将一个女人的命运与一座城市的变迁丝丝入扣地编织在一起的细腻笔法，是他想要达到的叙事深度。
他想要试试，将《子夜》的宏大与《长恨歌》的婉约结合起来。
通过一个家族的兴衰，一个人的爱恨情仇，来折射出那整个大时代的光荣与梦想，沉沦与挣扎。
一个模糊的故事轮廓，开始在陆泽的心中慢慢清淅起来。
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郑重地写下了几个字：
“上海，1936，荣祥绸缎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