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金可以，但不是五千。”陆泽摇了摇头，给出了自己的方案。
“我先付两千块定金，我们签一份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楚，你必须在两个月内，把所有继承人的公证协议办好，并且激活房管局的过户流程。
等房管局那边受理了我们的材料，我再付给你五千。
最后，等到办理过户拿到房产证的那天，我付清剩下八千的尾款。
整个过程，周哥可以做个见证人。”
这个方案，将付款与办事进度牢牢绑定，最大限度地控制了风险。
代理人额头上冒出了汗，他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逼到这个地步。
他反复权衡，最终一跺脚：“好！就按你说的办！两千就两千！
不过讲好，两个月内我要是没办下来，钱我退你，但这房子，你也别想了！”
“一言为定。”陆泽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转头看向早已被震撼得说不出话的姐姐和姐夫，心中一块大石轰然落地。
六月，盛夏的暑气开始笼罩申城。
复旦园内的香樟树愈发浓绿深沉，投下大片荫凉，蝉鸣声在午后变得聒噪起来，宣告着一个学年的即将落幕。
研究生的第一个学年，陆泽过得无比充实。
“鲁迅专题研究”的课程已经结束，他提交的期末论文《论鲁迅杂文中的“反抗绝望”与现代性批判》，获得了贾植芳先生“优”的评定，并在系内小范围传阅，引来不少赞叹。
校外的声名依旧如影随形。《锦灰》单行本在全国范围内的热销，首印十五万册据说已经销售一空，让“陆泽”这个名字的分量越来越重。
后世人估计是很难理解这个年月里的人们对文化作品的渴求。
永嘉路那处洋房的交易，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代理人拿着陆泽支付的两千元定金，开始奔走于他那七八个兄弟姐妹之间，逐个说服、签字、办理公证。
这是一个繁琐而漫长的过程，但陆泽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他知道，在1982年的上海，能用一万五千块钱撬动这样一处市中心的房产，绝对事值得的，三十年后将会是几千甚至几万倍的回报。
时间在学业的钻研与未来的筹谋中悄然流逝。
当期末考试的硝烟散尽，贾植芳先生将他门下的几个硕士研究生，包括陆泽和他的三位师兄，都叫到了系里的办公室，讨论下一学年的研究方向。
“一个学年过去了。”贾老坐在他那张熟悉的藤椅上，表情一如既往地严肃，目光在陈思和、梁永安、孙乃修以及陆泽的脸上一一扫过。
“你们对各自的研究领域，应该都有了更深的体会。
下个学年，我要求你们每个人，都必须初步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并提交一份详细的研究计划和文献综述。”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了几分：“这不是儿戏。选题决定了你们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内要走的路。
我希望你们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你们真正想为之付出心血的方向，而不是投机取巧，或是人云亦云。”
陈思和等人神情一凛，纷纷点头。他们知道，对于贾老而言，学术是无比神圣的事业，容不得半点虚浮。
课后，几位师兄热烈地讨论着各自的选题构想，陆泽却没有参与。他安静地收拾好自己的书本，等到其他人都离开后，才独自走到了贾植芳先生的办公桌前。
“老师。”他躬敬地开口。
贾植芳正低头批改着什么，闻言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似乎早就料到他会留下。“有事？”
“是的，老师。”陆泽深吸一口气，将自己蕴酿已久的想法和盘托出，“关于下一学年的研究方向，我有一个初步的构想，想向您请教。”
“说。”贾老言简意赅。
“我希望将我的学术研究，与我下一阶段的文学创作结合起来。”陆泽的语速不快，但每个字都清淅而坚定。
“您知道，我之前写了关于工人和商人的故事。
年初给您拜年时候我也说过想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广大的群体——农民，计划创作一部农村背景的长篇小说。”
贾植芳静静地听着，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那双仿佛能洞穿人心的眼睛看着他。
陆泽顶着那无形的压力，继续说道：“这半年来我也搜集整理了不少相关史料和文献。
但是，我遇到了一个巨大的障碍。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对农村的了解仅限于书本和报纸。
我不知道庄稼如何生长，不明白节气对农人的意义，更无法体会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翻天复地的变革，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命运，到底意味着怎样的冲击。
纸上得来终觉浅，我若凭空想象去写，必然是悬浮的，是虚假的，更是对那个群体的极大不尊重。”
这番话，与他当初在创作谈里提出的“向下的笨功夫”，一脉相承。
“所以，我的想法是，利用这个暑假，真正深入到农村去，进行一次田野调查与生活体验。”
陆泽的目光变得灼热，“我想去看看真实的农村是什么样，和农民们一起生活，甚至一起劳动。我想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希望与困境。
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将我下学期的研究方向，定为‘八十年代农村改革背景下的文学叙事研究’，让我的创作与学术，能够互为支撑，彼此印证。”
说完，他看着贾植芳，等待着导师的审判。
办公室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窗外的蝉鸣一阵高过一阵。
许久，贾植芳才缓缓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这个题目，现在很时髦。写农村改革，是响应国家号召，很容易获得关注。
你是因为《锦灰》成功了，想乘胜追击，再博一个更大的名声吗？”
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尖锐。
陆泽没有丝毫躲闪，他坦然地迎向导师的目光，摇了摇头：“老师，如果只是为了名声，我完全可以继续写我熟悉的上海题材，那对我来说更驾轻就熟。
之所以选择‘农’，是因为在我构想里，它是中国社会最基础、也最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不理解中国的农民，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这与名声无关，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必须去补上的一课。”
贾植芳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波动。
他又问：“田野调查，不是游山玩水。夏天的乡下，蚊虫叮咬，生活艰苦，你一个城里长大的年轻人，受得了吗？”
“老师，做学问，搞创作，本就不是享福的事。如果连这点苦都吃不了，那也不必搞什么研究了。”陆泽的回答斩钉截铁。
贾植芳终于不再发问。他靠在藤椅上，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学生，眼神变得复杂起来。
他想起了那碗加了肉的阳春面，他本意是想提醒陆泽，不要被名利这块“肉”迷了眼，要守住学问这碗“面”的根本。
可如今看来，这个年轻人，非但没有迷失，反而主动要去查找那碗“面”最朴素、最坚实的“面底子”。
他要去那片生养了中国亿万人的土地上，亲手种下自己的庄稼。
这种觉悟，这种心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研究生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