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南宋灭亡
一、赣州的烽火
1275年的深秋，赣州城的枫叶红得像血。文天祥站在城头，望着城外集结的义军，他们大多是农民、书生，甚至还有和尚、道士，手里的武器不是生锈的刀枪，就是削尖的木棍。
“文大人，元军已经过了吉州，再有三天就到赣州了！”副将陈继周喘着气跑来，铠甲上还沾着血——他刚从突围的哨探那里回来。
文天祥握紧了腰间的剑，这把剑是他父亲留下的，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字。“传我令，”他声音沉稳，“城外百姓全部迁入城内，粮仓加派守卫，青壮年编入义军，老弱妇孺负责搬运守城物资！”
他今年四十岁，本是状元出身，在临安当文官，若不是元军南下，或许会一辈子埋首书卷。可现在，他不得不拿起剑——临安城里，贾似道弄权，谢太后昏聩，能指望的，只有自己手里的这支部队。
义军里有个叫张千载的书生，是文天祥的同乡，放弃了科举，带着家丁来投奔：“天祥，我不会打仗，但我会算账、写文书，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文天祥拍着他的肩膀：“有你在，我放心。”
三天后，元军兵临赣州城下。统帅阿剌罕看着城头上飘扬的“宋”字旗，冷笑一声：“一群乌合之众，也敢抵抗？”他下令攻城，回回炮的巨石砸在城墙上，烟尘弥漫。
文天祥亲自擂鼓助威，义军们虽然害怕，却没人后退。有个叫刘洙的农民，儿子被元军杀了，他抱着炸药包，喊着“我儿等着爹”，冲进元军的云梯，与敌人同归于尽。
赣州城守了二十天，粮尽粮绝。陈继周战死在城头，临死前还在喊“杀鞑子”；张千载背着受伤的士兵，来回奔走在街巷，衣服被血浸透。
“大人，突围吧！”剩下的义军跪在文天祥面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文天祥望着城里的火光，泪如雨下。他知道，赣州守不住了。“让百姓先走，”他说，“我断后。”
那个夜晚，文天祥带着残部从东门突围，元军的箭像雨点一样射来。张千载为了掩护他，被箭射中后背，临死前把一包文书塞给他：“这是义军的名册，你一定要活下去”
文天祥抱着他的尸体，咬着牙冲出了重围。身后，赣州城的火光映红了半边天，像他心里燃烧的怒火。
二、临安的降幡
1276年正月，临安城飘着细雨。谢太后站在皇宫的台阶上，看着灰蒙蒙的天，手里攥着一封血书——那是文天祥从赣州送来的，请求朝廷派兵支援，可血书被贾似道压了三个月，墨迹都发黑了。
“太皇太后，元军已经到了皋亭山，”宦官捧着伯颜的招降书，声音发抖，“伯颜说，再不投降，就要屠城了。”
朝堂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哭着要“死战”，一派低着头说“投降”。谢太后看着怀里五岁的宋恭帝，孩子吓得直哭，嘴里喊着“要娘亲”。
“别打了，”谢太后的声音带着哭腔，“百姓已经够苦了。”她拿起玉玺，盖在了降书上，“就当是我对不起列祖列宗。”
降书送出的那天，临安城的百姓们哭了。有人在街头烧纸，有人对着皇宫的方向磕头，还有的人收拾行李，想逃往南方。一个卖花的老婆婆，把最后一束梅花放在岳飞祠前，哭道：“岳将军，大宋要亡了，您怎么不睁眼看看啊？”
文天祥此时正在温州，听到临安投降的消息，一口血喷了出来。他对着临安的方向，磕了三个头：“陛下，臣文天祥，定要复国！”
他派人去福州，找到了益王赵昰、卫王赵昺——这是宋理宗仅存的两个孙子。1276年五月，文天祥在福州拥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继续举起抗元的大旗。
可此时的南宋，早已是风中残烛。福州的官员大多是临安逃来的，只顾着争权夺利；军队缺粮少饷，士兵们饿着肚子打仗。文天祥只能一边筹粮，一边转战江西、福建，像一把孤火，在黑暗里燃烧。
有次，他在梅州招兵，一个瞎眼的老兵拄着拐杖来报名，说：“文大人，我儿子死在襄阳了，我这条老命，也给大宋了！”文天祥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
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兴国打了场胜仗，收复了几个县城。百姓们敲锣打鼓来迎接，把家里仅有的粮食拿出来给他的军队。可元军很快反扑，文天祥的妻子、女儿被俘虏，他自己也差点战死，多亏部将李芾拼死掩护，才逃了出来。
“文大人，别打了，”李芾浑身是伤，“咱们人太少了。”
文天祥望着远处的烽火，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我就打下去。”
三、五坡岭的草木
1278年的冬天，广东海丰的五坡岭，草木枯黄。文天祥带着残部在这里休整，他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靠野果充饥。
“大人，元军来了！”哨兵的喊声刚落，四周就响起了马蹄声。张弘范的军队像从天而降，把五坡岭围得水泄不通。
文天祥拔剑想冲出去，却被部将死死按住：“大人，留得青山在！”
可已经晚了。元军的箭射中了他的肩膀，他踉跄着倒下，被元军俘虏。当他被押到张弘范面前时，张弘范笑着说：“文丞相，何必呢？降了吧，忽必烈陛下会重用你的。”
文天祥瞪着他：“我是大宋的丞相，岂能做亡国奴？”他想咬舌自尽，却被元军按住。
张弘范把他关在船里，押往崖山——那里，张世杰正带着宋末帝的船队，做最后的抵抗。船过零丁洋时，文天祥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想起自己的一生：从赣州起兵，到赣州兵败，从福州拥立，到五坡岭被俘，真是“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他向元军要了纸笔，写下了那首千古绝唱：“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见了诗，叹道：“文丞相，你这颗心，比金刚石还硬。”
文天祥冷冷地说：“我大宋的忠臣，都是这样的心。”
四、崖山的最后一战
1279年二月，崖山的海面上，挤满了战船。张世杰把一千多艘宋军战船用铁链连在一起，像一座浮动的城，宋末帝赵昺的龙舟在最中间。
陆秀夫站在龙舟上，整理着朝廷的文书。他今年四十四岁，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却依旧挺直着腰杆。“世杰，元军的船越来越多了，”他对张世杰说，“得想个办法突围。”
张世杰望着远处元军的船队，眉头紧锁。他已经把所有的家当都押上了——粮食不多了，士兵们大多带伤，连桨手都是百姓充当的。“我已经派小船去占城（今越南）求援，”他说，“再等等。”
可等不到了。张弘范的军队发起了猛攻，火箭像火雨一样落在宋军战船上，铁链连在一起的战船无法躲避，很快燃起大火。
“杀啊！”张世杰提着大刀，在火船上厮杀，身上的铠甲被烧得通红。他的养子张保，才十六岁，抱着炸药包冲向元军的旗舰，与敌人同归于尽。
陆秀夫在龙舟上，看着宋军的战船一艘艘沉没，心里清楚，大势已去。他走到赵昺面前，孩子才八岁，吓得躲在他怀里。“陛下，”陆秀夫轻声说，“咱们是大宋的天子，不能被元军俘虏。”
赵昺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陆伯伯，我不怕。”
陆秀夫跪下，对着孩子磕了三个头，然后背起他，用绸带把两人绑在一起。“太祖皇帝，列祖列宗，秀夫无能，保不住大宋的江山！”他对着北方的天空喊了一声，纵身跳进了大海。
“陆丞相！”“陛下！”战船上的士兵们哭喊着，纷纷跳进海里。有个叫苏刘义的老将，杀到最后一刻，拔剑自刎，尸体坠入海中时，手里还攥着半面“宋”字旗。
张世杰在混战中突出重围，却听到了陆秀夫殉国的消息。他站在船头，望着崖山的方向，泪如雨下。“大宋亡了”他喃喃自语。
当天夜里，台风骤起，海浪滔天。张世杰的战船被打翻，他掉进海里，挣扎着喊：“我为大宋尽忠了！”然后沉入了海底。
崖山的海面上，漂浮着宋军的尸体、断裂的桅杆、散落的文书。有个渔民划着小船，在海里打捞，捞起了一块写着“大宋”的木牌，上面的漆早已被海水泡掉，却依旧能看出清晰的刻痕。
他把木牌埋在沙滩上，对着大海磕了三个头：“可怜的娃，可怜的兵啊”
五、大都的丹心
1279年冬天，文天祥被押到大都。忽必烈听说了他的事迹，想亲自劝降。
大都的皇宫里，忽必烈穿着汉式龙袍，看着阶下的文天祥——他穿着囚服，头发胡子乱糟糟的，却眼神如炬。
“文丞相，”忽必烈说，“我知道你忠君爱国，可大宋已经亡了。你若降，我封你为宰相，让你治理江南，如何？”
文天祥昂首道：“我是大宋的宰相，大宋亡了，我只能殉国，不能降！”
“你不怕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的声音响彻大殿。
忽必烈叹了口气，没杀他，把他关在兵马司的监狱里。这一关，就是三年。
监狱里又黑又潮，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热得像蒸笼。文天祥却在里面写了很多诗，有《正气歌》，有《指南录后序》，字里行间都是对大宋的思念，对家国的忠诚。
有个叫王炎午的书生，是文天祥的同乡，听说他被关在大都，徒步从江南赶来，在监狱外哭了三天三夜，写了篇《生祭文》，劝文天祥“速死”，保全名节。
文天祥看到《生祭文》，笑着说：“炎午懂我。”
1283年正月，忽必烈最后一次派人劝降，文天祥依旧不从。“好吧，”忽必烈说，“成全他。”
正月十九这天，大都的柴市口挤满了人。文天祥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向南方磕了三个头——那里是临安的方向，是赣州的方向，是崖山的方向。
“我文天祥，无愧于大宋！”他喊了一声，然后从容就义，年仅四十七岁。
百姓们哭了，有人偷偷把他的血收集起来，和着泥土，埋在地下。后来，那里长出了一株海棠，每年春天都开得格外鲜艳。
张千载的儿子，带着文天祥的骨灰，偷偷回到江西，埋在了他的故乡。墓碑上没有刻字，只有一束梅花，常年不败。
崖山之战后，南宋彻底灭亡。元朝统一了全国，疆域东起日本海，西抵天山，北包贝加尔湖，南至南海，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王朝。
忽必烈在大都设立“行省”，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开通大运河，促进南北经济交流；允许各族人通婚、通商，大都成了国际性的大都市。
可元朝也实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南宋百姓），汉人、南人不得担任高官，甚至不能持有武器。这种政策，像一颗毒瘤，埋在了元朝的统治下。
有个叫郑思肖的南宋遗民，隐居在苏州，画兰花从不画土——他说：“大宋的土地被元人占了，兰花没有土可依啊。”他的画里，藏着无数男人的血泪。
而那些在崖山殉国的士兵、百姓，他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有人说，每年二月，崖山的海面上会出现无数幽灵船，船上的人穿着宋军装，喊着“杀鞑子”；有人说，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的地方，海水永远是红色的。
元朝的统治持续了九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的明军攻破大都，元顺帝逃往漠北。明军在清理元宫时，发现了一幅文天祥的画像，是忽必烈下令画的，画像旁写着“真忠臣也”。
朱元璋把文天祥的牌位请进太庙，说：“文丞相的忠，是天下人的榜样。”
许多年后，有人在崖山的海底发现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陆秀夫的字：“宋亡，民不亡。”
是啊，王朝会灭亡，皇帝会死去，但百姓心里的“忠”与“义”，会像崖山的草木，年复一年地生长。就像文天祥的诗，穿越了时空，至今还在被人吟诵；就像那些在赣州、在崖山死去的普通人，他们的名字或许没人记得，可他们用生命守护的“家国”二字，永远刻在中国的历史里。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分裂，却也留下了民族隔阂的伤痕。而南宋的灭亡，像一声悠长的叹息，提醒着后人：一个王朝的兴衰，从来不只是皇帝和大臣的事，更是每个普通人的事——你选择坚守，还是投降；选择奋起，还是沉沦，都在书写着历史的结局。
崖山的海水依旧拍打着海岸，潮起潮落，像在诉说着那个遥远的故事。而海边的沙滩上，偶尔会有孩子捡起一块带着刻痕的木片，问大人：“这是什么？”
大人会说：“这是很久以前，一群人为了守护‘家’，留下的念想。”
七、潮水下的印记
崖山的潮水退去时，总能在沙滩上留下些细碎的物件——或许是半片锈迹斑斑的铠甲，或许是一枚刻着“宋”字的铜钱，又或许是块被海水泡得发胀的丝帕。当地渔民总说，那是陆丞相和小皇帝的魂魄，在潮涨潮落间回来看一眼故土。
有个叫阿福的少年，祖祖辈辈住在崖山脚下。每天退潮后，他都会提着篮子去沙滩上捡“海货”——不是鱼虾，是这些带着故事的旧物件。他的爷爷曾是张世杰的亲兵，崖山之战时被浪卷走，却凭着块断船板漂回了岸边，从此隐姓埋名，守着这片海过了一辈子。
“爷爷说，这些东西不能丢。”阿福把一枚铜钱小心翼翼放进陶罐，铜钱上的“咸淳元宝”四个字已经模糊，却被他摩挲得发亮，“他说当年船上的弟兄，每个人都揣着这样的钱，说等打完仗，就用它去临安买碗热汤面。”
陶罐里已经装了小半罐物件：半片玉簪、几粒生锈的箭簇、一块绣着残荷的丝帕。阿福最宝贝的是块巴掌大的木牌，上面刻着个“忠”字，边缘被海水啃得坑坑洼洼，却依旧挺括。“这是在陆丞相跳海的地方捡的，爷爷说，这字是他亲手刻的。”
每到清明，阿福就会把这些物件摆在沙滩上，对着大海烧纸。烟雾升起时，他仿佛能听见爷爷说的那些故事——有个叫阿桂的伙夫，总在船头烤地瓜，说要让小皇帝尝尝甜滋味；有个叫春桃的女兵，总把剩下的干粮分给受伤的弟兄，自己饿得头晕眼花；还有个吹笛子的书生，战前吹了首《鹧鸪天》，笛声比潮水还凉。
“他们都没等到买热汤面的那天。”阿福对着大海轻声说，“但我替他们看着这片海呢，看它涨潮，看它落潮，看太阳从海里爬起来，就像他们当年盼着的那样。”
有天，个游方的道士路过崖山，见阿福在沙滩上摆那些旧物件，叹了口气：“王朝兴替，本是常事，何必总念着旧呢？”
阿福把木牌往沙子里插得深了些，梗着脖子说：“道长不懂。这些不是旧物件，是念想。就像潮水退了还会涨，这些念想也不能断。”
道士摇摇头，转身走了，嘴里念叨着“痴儿”。可阿福不在乎，他知道爷爷没骗他——那年从海里漂回来的，不只是爷爷的命，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盼头。
后来，阿福成了家，有了儿子。他教儿子认那些旧物件，教他念文天祥的诗。儿子问：“爹，他们那么拼命，最后还是输了，值得吗？”
阿福指着潮水里的倒影，那倒影里有太阳，有云彩，还有远处归航的渔船。“你看这潮水，输了吗？它退下去的时候，像是输了，可等它涨上来，谁又能挡得住？他们不是输了，是把力气借给了后来的潮水。”
儿子似懂非懂，却学着阿福的样子，把那枚“咸淳元宝”放进了自己的小陶罐。
许多年后，阿福的孙子在沙滩上捡到块新的木牌，上面刻着个“守”字。他不知道，那是附近明军士兵留下的——他们听说了崖山的故事，特意刻了字放在这里。
潮水又涨了上来，漫过脚面，带着微咸的气息。那些旧物件被海水轻轻托着，像在摇晃的摇篮里。阿福的孙子忽然明白，爷爷说的“念想”，其实就是这潮水——它记着所有的输赢，所有的生死，却永远朝着明天，一遍遍涨潮。
八、大都的月光
文天祥就义那天，大都的天是灰的。兵马司监狱的牢门打开时，他踩着满地的冰碴子往外走，脚步稳得像踩在江南的青石板上。
狱卒小张偷偷塞给他块热饼：“文大人，垫垫肚子。”他是汉人，父亲曾是南宋的秀才，元军破城时死了。
文天祥接过饼，笑了笑：“谢了。”他没吃，只是揣在怀里，“留着路上吃。”
从兵马司到柴市口，路不长，却走了很久。百姓们挤满了街道，有哭的，有骂元军的，还有举着香的。个老婆婆挤到跟前，往他手里塞了把炒黄豆：“孩子，到了那边，别饿着。”
文天祥对着人群拱手：“多谢各位乡亲。”他抬头望了望天，太阳被云遮着，像蒙着层纱，“可惜看不到大都的月亮了——听说比江南的亮？”
小张跟在后面，眼泪掉得稀里哗啦：“大人，您别说了”
“哭什么，”文天祥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这一辈子，读圣贤书，做圣贤事，死得其所。你还年轻，记住，不管谁坐天下，做人的道理不能丢。”
到了柴市口，他整了整囚服，对着南方磕了三个头——那里有赣州的烽火，有崖山的浪，有他没能回去的家。然后他站直了，声音朗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刀落下时，大都的云忽然散了，一缕阳光漏下来，落在他溅起的血上，像朵突然绽开的红梅。
小张把那块没吃的热饼埋在柴市口的柳树下，又在旁边种了棵桃树。他想，等桃树开花时，文大人说不定能闻见香味——就像回到了江南的春天。
后来，那棵桃树每年都开得格外艳。有年春天，个江南来的书生路过，见树下围着好多人，听他们讲文天祥的故事，忍不住哭了。他在树上刻了首诗：“大都月色冷如霜，不及江南一缕香。却有丹心照千古，桃花开处是家乡。”
小张的儿子长大后，成了个货郎，走南闯北，总在行囊里装着本抄录的《正气歌》。有人问他为啥，他说：“俺爹说，这纸上的字，比银子还金贵。”
而大都的月光，确实比江南的亮，却也更冷。只是每当桃花盛开时，那月光洒在花瓣上，倒有了几分江南的暖意——像是有人用丹心，把冰冷的月光，焐出了温度。
九、百年后的回响
1368年，朱元璋坐在应天府的皇宫里，手里捏着块从大都带回的木牌，上面刻着“忠”字。这是徐达将军特意从柴市口的桃树下挖出来的，说是当年文天祥就义的地方。
“文丞相的祠，建好了吗？”他问身边的刘伯温。
“建好了，就在南京的聚宝门外，香火很旺。”刘伯温递上本奏折，“百姓们自发捐钱，把当年埋在柴市口的物件都请了过去，还有崖山那边送来的木牌，都供在祠里。”
朱元璋翻着奏折，上面是各地报来的“忠义祠”名单——从崖山的士兵，到赣州的义军，甚至还有些没留下名字的百姓，都被各地百姓记着，供着。
“就该这样。”他把木牌放在龙案上，“江山是百姓的江山，能守住江山的，从来不是皇帝，是这些心里有‘忠’字的人。”
这年冬天，南京下了场大雪。聚宝门外的文天祥祠里，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扫雪，他是小张的儿子，当年的货郎。如今他不跑江湖了，就在祠里守着那些旧物件。
有个年轻书生冒雪来祭拜，见老人对着块崖山木牌发呆，忍不住问：“老伯，这木牌上的‘守’字，是谁刻的？”
老人笑了，指着远处的城墙：“是群和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说，守着这些念想，就像守着江山。”
书生望着漫天飞雪，忽然懂了——所谓“回响”，不是史书上的字，是这些被普通人记在心里、守在祠里的念想，是雪地里踏踏的扫雪声，是香案上袅袅的青烟，是年复一年，总有人对着旧物件，轻声说句“我记得”。
就像崖山的潮水，退了又涨；就像大都的桃花，谢了又开。那些关于坚守、关于忠义的故事，从来不是结束在刀落的那一刻，而是开始在每个说“我记得”的人心里。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温柔的地方——它会记得所有该记得的，哪怕隔着百年的风雪，隔着王朝的更迭，那点藏在普通人心里的“念想”，总能像火种一样，传下去，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