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元朝建立
一、开平的晨光与和林的残雪
1260年的春天，开平（今内蒙古多伦）的草原刚抽出新绿，忽必烈的大帐外却已是人山人海。昨夜，蒙古宗王塔察儿、移相哥带着漠南蒙古贵族，捧着九旒白纛（蒙古军旗），跪在帐前请他即位——蒙哥汗死于钓鱼城的消息传来后，留守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已抢先称汗，而忽必烈，必须用一场正式的登基大典，宣告自己才是蒙古的正统。
帐内，忽必烈穿着汉式的赭黄蟒袍，手指摩挲着案上的《资治通鉴》。这部书是汉族谋士姚枢送他的，读了十年，他早已明白“得中原者得天下”的道理。“陛下，吉时到了。”刘秉忠轻声提醒，这位穿着僧袍的谋士，是他最信任的人，连登基的礼仪都由他一手制定。
忽必烈走出大帐，阳光落在他脸上，映出鬓角的白发。他今年四十四岁，从青年时随蒙哥伐宋，到经营漠南汉地，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知弯弓射大雕的蒙古王子。“诸位宗王、大臣，”他的声音穿过人群，带着中原帝王的威严，“蒙哥汗崩，阿里不哥私自称汗，此乃叛逆！今日我忽必烈在此即位，建元‘中统’，意为‘中华开统’，必承太祖、太宗之业，安天下，抚万民！”
“吾皇万岁！”宗王们的欢呼里，有蒙古语的粗粝，也有汉语的清亮——塔察儿带来的不仅有蒙古骑兵，还有河北、山东的汉族地主武装，他们举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早已把忽必烈看作“汉家天子”的化身。
而此时的和林，阿里不哥正站在哈拉和林山的祭台上，对着长生天祈祷。他穿着传统的皮袍，身后是阿兰答儿、浑都海等守旧派大臣，手里握着蒙哥汗留下的玉玺。“忽必烈用汉人的法子称汗，是忘了祖宗！”他对着部众嘶吼，“我阿里不哥，才是蒙古的汗！”
两军的刀，很快就架到了对方脖子上。忽必烈派廉希宪镇守关中，切断阿里不哥的粮道；阿里不哥则让浑都海率军从六盘山出兵，想夺回漠南。这场汗位之争，本质是蒙古两种路线的较量：是像忽必烈那样“用汉法治汉地”，还是像阿里不哥那样“守草原旧俗”。
廉希宪是个汉化的畏兀儿人，他到关中后，先斩后奏，处死了阿里不哥的亲信刘太平，然后对百姓说：“忽必烈汗减赋税、兴农桑，跟着他，有饭吃。”关中的汉人百姓早就受够了蒙古贵族的盘剥，纷纷支持廉希宪，浑都海的军队刚到，就被百姓断了粮草，大败而逃。
1264年，阿里不哥在和林弹尽粮绝，只能穿着素服，牵着马，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看着这个昔日总跟在自己身后的幼弟，心里五味杂陈。“你可知罪？”他问。
阿里不哥低着头：“我输了，但我没错。蒙古人就该在草原上放羊，不该学汉人的那套。”
忽必烈没杀他，只是把他软禁在开平。三年后，阿里不哥病死，临死前，他望着窗外的草原，嘴里还念叨着“斡难河的水”。
汗位之争结束后，忽必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统治中心从和林迁到燕京（今北京）。“和林太偏，控不住中原。”他对刘秉忠说，“燕京地处南北要冲，把这里定为都城。”
1267年，刘秉忠奉命扩建燕京，仿照汉式都城的规制，建宫殿、修宗庙、筑城墙。有个蒙古贵族反对：“大汗，咱们是草原人，建这么多房子干什么？”
忽必烈瞪了他一眼：“你懂什么？要治天下，就得有个像样的都城。”他给新城取名“大都”，意为“天下大都”，宫城的正殿，他亲自取名“大明殿”——取“大明当天，四海归一”之意。
二、《易经》里的国号
大都的宫殿刚盖好一半，忽必烈就召集群臣，商议定国号的事。“蒙古”是部落的名字，如今疆域已跨欧亚，再用“蒙古”为国号，显然不合适。
“陛下，”刘秉忠出列，手里捧着一本《易经》，“《乾卦》有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元’有‘初始、广大’之意，不如定国号为‘大元’，以应天意。”
忽必烈接过《易经》，翻到“乾元”那一页，虽然认不全汉字，却懂“广大”的意思。“好！就叫‘大元’！”他拍着案，“从今天起，蒙古帝国，就是大元王朝！”
1271年的冬至，大都的大明殿举行了隆重的定国号大典。忽必烈穿着十二章纹的龙袍，接受百官朝拜，礼官用汉语宣读诏书：“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继统。肇从隆古，匪独我家。”
站在百官之首的，是汉族大臣姚枢、许衡，蒙古大臣伯颜、阿术，还有色目人（西域各族）大臣阿合马。他们穿着不同的官服，却都对着龙椅上的忽必烈三叩九拜——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王朝，在这一刻，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
定国号后，忽必烈开始整顿吏治。他采纳许衡的建议，设立“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又下令“劝农桑、兴水利”，把荒地分给农民，还编了《农桑辑要》，教百姓种庄稼。
有个叫王冕的画家，在江南看到农民开垦荒地，画了一幅《耕织图》献给忽必烈。忽必烈看后很高兴，把画挂在宫里，对皇后察必说：“百姓有饭吃，天下才能稳。”
察必是个聪明的蒙古女子，她见忽必烈总穿汉式龙袍，就把自己的蒙古袍改成汉式的短袄，还说：“陛下要治汉地，就得懂汉人的心思。”她甚至亲自带领宫女种桑养蚕，说：“宫里的丝绸，不能总靠掠夺。”
可蒙古守旧派对这些汉化措施很不满。有个叫乃颜的宗王，在辽东起兵叛乱，说忽必烈“变乱旧俗，用汉人而疏蒙古”。忽必烈亲自率军平叛，两军在辽河岸边展开决战。乃颜的军队里，还有人穿着传统的皮袍，而忽必烈的军队，已经装备了火器和汉式的铠甲。
“乃颜，你忘了太祖的话？”忽必烈在阵前喊话，“蒙古要强大，就得兼容并蓄！”
乃颜不听，挥着弯刀冲了过来。忽必烈一声令下，火器营发射“突火枪”，乃颜的骑兵瞬间倒下一片。最终，乃颜被活捉，忽必烈下令把他裹在毡毯里，让马活活踩死——这是蒙古处置叛逆的旧俗，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宗王们：汉化可以，但绝不能背叛。
平定乃颜后，忽必烈的统治更加稳固。大都城里，汉人的店铺和蒙古人的帐篷相邻，色目人的商队络绎不绝，街上既能听到蒙古语的吆喝，也能听到汉语的叫卖，甚至还有波斯语的讨价还价。有人说，大都比当年的长安还要繁华。
可忽必烈心里清楚，只要南宋还在，大元就不算真正统一。“灭宋，”他对伯颜说，“这是太祖以来的心愿，必须在我手里完成。”
三、襄阳城外的六年
1267年的秋天，襄阳城外的芦苇荡白了头。阿术和刘整率领的元军，正在岸边扎营，帐篷连绵十里，把襄阳城围得像铁桶。
刘整原是南宋的泸州守将，因为被贾似道排挤，愤而降元。他对忽必烈说：“欲灭南宋，必先取襄阳；欲取襄阳，必先断其粮道。”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和阿术一起攻襄阳。
襄阳守将吕文焕站在城楼上，看着元军在汉江上架起浮桥，心里咯噔一下。“不好，他们要断咱们的粮道！”他赶紧派船队去冲桥，却被元军的“回回炮”打了回来——这种投石机是西域工匠造的，能把百斤重的石头抛出一里地，砸在船上，船就碎了。
吕文焕是吕文德的弟弟，兄弟俩镇守襄阳、樊城多年，互为犄角。他派人向临安求援，可贾似道把求援信压了下来，还对宋理宗说：“襄阳城坚粮足，蒙古人攻不进来。”
第一年冬天，襄阳的粮食还够吃，士兵们在城里练兵、织布，百姓们照常过活。可到了第二年春天，浮桥越架越牢，元军的长墙也修了起来，襄阳成了一座孤城。有个叫张顺的渔民，带着三十艘小船，装满粮食，趁夜从汉江顺流而下，想冲进襄阳。
“兄弟们，冲进去，给吕将军送粮！”张顺喊着，手里的刀劈向元军的铁链。小船像箭一样穿过火网，张顺身中数箭，却依旧掌舵，最终把粮食送进了襄阳，自己却沉入了江底。
吕文焕在城里建了“张顺祠”，每次去祭拜，都忍不住落泪。“有这样的百姓，襄阳不能丢。”他对士兵们说。
可日子越来越难。到了第四年，城里开始缺盐，士兵们浑身浮肿，连弓都拉不开。吕文焕让人把盔甲上的铁叶拆下来，熔铸成兵器，又把老弱妇孺组织起来，妇女舂米，老人守城。有个七十岁的老汉，在城墙上用石头砸元军，被流矢射中，临死前还喊着“杀鞑子”。
元军也不好过。阿术看着襄阳城，像看着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心里焦躁。刘整给他出主意：“先打樊城，樊城破了，襄阳就孤立了。”
1272年，元军集中兵力攻樊城。守将范天顺率军死守，甚至派人把自己的家眷都杀了，说：“我与樊城共存亡。”可樊城的粮道也被断了，士兵们只能煮树皮充饥。
第二年正月，元军用回回炮轰塌了樊城的城墙，蜂拥而入。范天顺在城楼上自缢，部将牛富带着士兵巷战，身上被砍了十几刀，最后跳进火里自焚。樊城失陷，元军屠了城，尸体顺着汉江漂到襄阳，吕文焕站在城头，看着江面上的浮尸，一口血喷了出来。
“将军，降了吧。”副将田世荣哭着说，“再守下去，全城人都要饿死了。”
吕文焕看着城里的百姓，有的在啃草根，有的在哭嚎，还有的已经饿倒在地。他想起哥哥吕文德的嘱托，想起张顺的死，想起那些战死的士兵，心里像被刀剜一样疼。“再等三天，”他说，“如果临安还不来救，我就开城。”
三天后，临安没有任何消息。吕文焕登上城楼，对着南方磕了三个头，然后下令：“开城。”
1273年二月，襄阳城的城门缓缓打开。吕文焕穿着一身素服，手里捧着襄阳的地图，走出城门。阿术骑着马，看着这个坚守了六年的对手，忽然翻身下马，对着他拱手：“吕将军，好样的。”
吕文焕没有看他，只是低声说：“放过百姓。”
元军进城时，没有屠城。百姓们扶老携幼，走出家门，看着元军的铁骑踏过青石板路，脸上没有恐惧，只有麻木。有个瞎眼的琴师，坐在路边弹着《广陵散》，琴声呜咽，像在为一个王朝送行。
四、临安的落日
襄阳失守的消息传到临安，宋度宗吓得瘫在龙椅上。贾似道这才慌了，赶紧请命率军出征，却在芜湖大败，吓得乘船逃回临安。太皇太后谢氏（宋理宗皇后）主持朝政，她是个七十岁的老太太，抱着五岁的宋恭帝，对着大臣们哭：“谁能救救大宋？”
大臣们面面相觑，有的主张迁都，有的主张投降。文天祥当时是赣州知州，他召集了一万义军，连夜赶往临安，说：“陛下，臣愿死守临安！”
可此时的南宋，早已是强弩之末。1274年，忽必烈命伯颜为统帅，率二十万元军沿长江东下，一路上，南宋的守将不是投降就是逃跑，只有少数人抵抗。
安庆守将范文虎，是贾似道的亲信，元军一到，他就开城投降，还帮着元军劝降其他将领。“文虎，你对得起大宋吗？”文天祥在阵前骂他。
范文虎却笑着说：“大宋气数已尽，何必再做无谓的抵抗？”
1275年，元军攻破建康，直逼临安。谢氏派使者去见伯颜，说愿意称臣、纳贡，只求元军退兵。伯颜说：“必须投降，否则屠城。”
文天祥请求背城一战，谢氏却摇了摇头：“百姓已经够苦了，别再打了。”她派文天祥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到了元营，却被伯颜扣留——伯颜知道他是硬骨头，怕他回去后组织抵抗。
1276年正月，临安的城门打开。谢氏带着宋恭帝，穿着素服，捧着传国玉玺，向元军投降。当玉玺被送到伯颜手里时，临安的百姓们哭了，有人朝着皇宫的方向磕头，有人点燃了自家的房子，说：“生为宋人，死为宋鬼。”
伯颜进入临安时，没有屠城，只是下令封存府库，登记百姓。他骑着马，看着这座繁华的都城，想起忽必烈的嘱咐：“要善待百姓，不可滥杀。”
文天祥被押往大都，路过零丁洋时，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他后来在大都被囚禁了三年，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他高官厚禄，他却宁死不屈，最终被处死在柴市口。临刑前，他向南跪拜，说：“臣尽忠了。”
临安失陷后，南宋的残余势力拥立宋端宗、宋末帝，在福建、广东一带继续抵抗。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带着小皇帝，像丧家之犬一样四处逃亡，最终在崖山被元军包围。
1279十二月，崖山海战爆发。张世杰的水师与元军激战数日，最终战败。陆秀夫背着七岁的宋末帝，跳进了大海，十万宋军将士追随其后，壮烈殉国。南宋，这个存在了一百五十二年的王朝，就此灭亡。
消息传到大都，忽必烈正在大明殿宴请群臣。他举起酒杯，对着南方的方向，敬了一杯：“太祖、太宗，你们的心愿，我完成了。
宴会上，乐师演奏着新谱的《白翎雀》，这是一首蒙古乐曲，却用了汉式的乐器。忽必烈听着音乐，望着殿外的星空，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起少年时在草原上放羊的日子，想起蒙哥汗对他的嘱托，想起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
“天下统一了，”他对刘秉忠说，“可接下来，该做什么？”
刘秉忠笑着说：“兴礼乐，办学校，修水利，让百姓安居乐业。陛下，您不仅是蒙古的汗，更是中国的皇帝。”
忽必烈点点头，举起酒杯，一饮而尽。窗外的月光，照在大都的城墙上，也照在江南的废墟上，照在崖山的海面上。一个新的王朝，在血与火中诞生，它将带着蒙古的狼性与中原的文明，走向未知的未来。
而那些关于襄阳的坚守、临安的投降、崖山的悲壮，都将成为历史的注脚，提醒着后人：统一的代价，从来都不轻松。
五、大都的晨光
忽必烈站在大都的角楼上，看着晨雾中的都城。大明殿的琉璃瓦在初阳下泛着金光，街道上已有商贩挑着担子穿行，蒙古语、汉语、波斯语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像一首杂乱却鲜活的歌。
“陛下，新修的《农桑辑要》刊印好了。”姚枢捧着一摞书走来，书页上印着精美的农桑图谱。这部书收录了南北各地的农事技巧，连岭南的荔枝栽培、漠北的牧草种植都写得清清楚楚。
忽必烈接过书，指尖拂过“麻麦粟豆”的字样。“发给各州县，让农官亲自教百姓种。”他想起襄阳城里啃树皮的百姓，声音沉了些，“乱世里，肚子填不饱，什么江山都坐不稳。”
姚枢躬身应是。他知道，这位大汗心里装着的，早已不只是蒙古草原的羊群，还有中原的田亩、江南的稻禾。
可朝堂上的争论从未停过。阿合马等色目大臣主张“重商敛财”，通过专卖、加税充实国库；许衡、姚枢等汉族大臣则坚持“重农轻赋”，认为百姓富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汉人就是迂腐！”阿合马在朝堂上与许衡争执，“不征税，军费从哪来？宗室的俸禄从哪来？”
许衡气得发抖：“百姓刚经历战乱，再征税就是把他们往死路上逼！”
忽必烈坐在龙椅上，沉默地听着。他最终拍了板：“商税减半，盐铁专卖照旧，但不许苛剥百姓。”他看向阿合马，“你负责的财赋，必须清清楚楚，敢中饱私囊，定斩不饶。”又对许衡说，“国子监扩招，让更多汉人子弟入学，懂儒学的，优先做官。”
这是他的平衡术——既要用色目人的商业才能充盈国库，也要靠汉人的儒学维系人心。
大都的国子监里，很快挤满了各族学生。有蒙古贵族的子弟，穿着汉式长衫，跟着先生读《论语》；有汉族士子，埋头苦读，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还有色目人的孩子，用波斯文标注着《诗经》的注释。
先生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儒，他曾在临安讲授经学，如今却在元廷教书育人。有人骂他“汉奸”，他只是摇头：“学问不分南北，能让孩子们明白‘仁义礼智’，比什么都强。”
忽必烈常去国子监听课。有次，他见一个蒙古少年把“四海之内皆兄弟”读成“四海之内皆狼崽”，忍不住笑了，纠正道：“是兄弟。蒙古人、汉人、色目人，都是大元的子民，要像兄弟一样相处。”
少年似懂非懂地点头，把“兄弟”两个字写在羊皮纸上，揣进怀里。
六、草原与稻田的和鸣
大都的秋天，总能闻到两种味道：蒙古包前烤羊肉的焦香，和江南漕运船里新米的清香。忽必烈在琼华岛（今北海公园）上建了一座“仪天殿”，殿里挂着一幅《舆地图》，从漠北的肯特山到岭南的琼州，从西域的撒马尔罕到东海的琉球，都用不同颜色标了出来。
“陛下，安南（今越南）遣使来朝，说愿意称臣纳贡。”伯颜捧着国书进来，他刚从江南平定叛乱回来，铠甲上还沾着南方的湿气。
忽必烈展开国书，上面的汉字歪歪扭扭，却透着恭顺。“告诉他们，好好守着自己的土地，别惹事。”他想起当年西征花剌子模的惨烈，“能不动兵，就不动兵。”
伯颜点头，又说：“江南的水患治得差不多了，郭守敬新修的运河，能把江南的粮食直接运到大都，比以前快了一半。”
“好！”忽必烈起身，走到窗前，“叫上郭守敬，咱们去看看运河。”
运河岸边，郭守敬正指挥工匠调试水闸。这位精通天文、水利的科学家，头发已花白，却精神矍铄。“陛下您看，这‘水则’能根据水位自动调节闸门，再大的船也能平稳通过。”他指着标尺上的刻度，眼里闪着光。
忽必烈看着闸门缓缓升起，一艘装满稻米的漕船平稳驶过，船头的汉人船工对着他挥手，船尾的蒙古押运官也笑着行礼。他忽然觉得，那些曾经的厮杀、争论，都值了——此刻运河里流淌的，不只是粮食，还有不同族群间慢慢融化的坚冰。
回宫的路上，他路过一家胡商开的香料铺，老板是个波斯人，见了他竟用生硬的汉语喊：“大汗，新到的龙涎香，要不要看看？”
忽必烈笑着摆摆手，心里却很是受用。他想起刘秉忠生前说的：“天下就像这香料铺，只有兼容并蓄，才能香飘万里。”
晚年的忽必烈，常常独自坐在大明殿里，看着那幅《舆地图》发呆。他统一了天下，却也留下了隐患——蒙古贵族的特权、族群间的隔阂，像埋在地下的火种，随时可能燎原。可他已无力改变太多，只能在诏书中一遍遍强调“华夷一体”，希望后人能懂他的苦心。
1294年，忽必烈在大都病逝，享年八十岁。临终前，他望着窗外的海棠花，想起了少年时斡难河畔的春天，想起了襄阳城头的炮火，想起了崖山的落日。
“把我葬在起辇谷（蒙古皇室墓地），”他对太子铁穆耳说，“别建陵墓，就用一块石头当记号。”
起辇谷的草，年复一年地枯了又青。没有人知道忽必烈的具体葬身之处，就像没有人能说清他留下的这个王朝，究竟是草原的延续，还是中原的新生。
但大都的晨光依旧升起，照亮了汉式的宫殿、蒙古的包帐、色目的商铺。运河里的船还在航行，国子监的读书声还在回荡，不同语言的吆喝声，在风里和鸣——这或许就是忽必烈最想看到的景象：一个不必靠杀戮维系，能让各族人好好活着的天下。
而那些关于征战、关于融合、关于挣扎的往事，最终都化作了历史的尘埃，落在了元大都的青砖上，落在了运河的水波里，也落在了每个记得这段历史的人心里。
七、琼华岛的月光
忽必烈去世后，铁穆耳继位，是为元成宗。他遵从先帝遗愿，继续推行“华夷一体”的政策，可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像琼华岛下的暗流，从未停歇。
这年中秋，成宗在琼华岛设宴，邀请各族大臣赏月。月光洒在太液池上，像铺了一层碎银。汉族大臣程钜夫捧着新修的《元典章》，奏道：“陛下，这部法典收录了世祖以来的政令，既保留了蒙古旧制，也融入了汉家律法，可传之后世。”
蒙古大臣玉昔帖木儿却皱眉：“汉人律法太繁，不如蒙古‘札撒’简单明了。”
成宗叹了口气，举起酒杯：“世祖说过，治理天下，该繁时繁，该简时简。就像这太液池的水，既要有活水注入，也要有堤坝约束。”他饮尽杯中酒，“《元典章》就颁行天下吧，让各地官民都学学。”
宴席散后，程钜夫独自留在岛上，望着月光下的仪天殿。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作为南宋遗民，被忽必烈召入大都时的惶恐；想起第一次在朝堂上用汉语奏对，满朝蒙古贵族投来的异样目光；而现在，连蒙古皇子都在国子监学《论语》了。
“变化虽慢，终究是变了。”他喃喃自语，忽闻身后传来笛声，回头见一个蒙古少年正吹着汉家的《梅花三弄》，笛声虽生涩，却有模有样。
少年见他，有些腼腆：“先生，我吹得不好。”
“很好。”程钜夫笑着，“以后要多吹，让更多人听听。”
少年点点头，继续吹奏。笛声穿过月光，落在太液池的荷叶上，惊起几只白鹭，飞向远处的宫墙。
八、运河边的商铺
大都的积水潭边，商铺林立。有个叫沈万三的江南商人，在这里开了家绸缎铺，铺面不大，却挂满了苏杭的绫罗、西域的波斯锦。他既会说蒙古语，又懂色目人的生意经，很快就成了积水潭一带的富商。
这天，一个蒙古贵妇来买绸缎，指着一匹云锦说：“就要这个，给我做件蒙古袍。”
沈万三笑着应道：“夫人好眼光，这云锦配貂毛边，既显身份，又合时令。”他转头对伙计说，“记着，领口按蒙古袍的样式改宽，再绣上夫人属的狼图腾。”
贵妇满意离去，伙计却不解：“掌柜的，蒙古袍哪用这么好的料子？”
沈万三敲了敲他的额头：“你懂什么？当年世祖爷都说了，‘衣不分南北’。蒙古贵妇穿云锦，汉家小姐戴银狐帽，这才是大都的样子。”
铺子对面，有个维吾尔族商人开的香料铺，老板叫阿合马（与前朝奸臣同名，却无关联），总爱和沈万三互相换货——用胡椒换丝绸，再把丝绸卖到西域。两人常坐在铺前的石阶上，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夹杂着蒙古语聊天。
“沈掌柜，你们江南的新茶到了吗？”阿合马递过一小袋安息香，“这个换两斤龙井。”
沈万三接过香，闻了闻：“明儿就到，到了给你留着。对了，上次说的波斯地毯，有货了吗？”
“早到了，”阿合马笑道，“给你留了块最好的，上面绣着孔雀，配你家的红木家具正好。”
夕阳落在两人身上，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两根交织在一起的绳索。积水潭的漕船还在卸货，搬运工喊着号子，有汉族的，有回族的，有蒙古的，号子声虽不同，节奏却出奇地一致。
九、国子监的读书声
元仁宗年间，国子监里多了些特殊的学生——来自云南的彝族少年、来自岭北的蒙古贵族子弟、来自琉球的留学生。他们同坐一间教室，跟着先生读《四书》。
先生是位七十岁的老儒，曾是文天祥的门生，宋亡后隐居多年，被仁宗请出山。他从不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总爱讲些“天下大同”的道理。
“同学们，”这天，他指着窗外的海棠树，“这树是世祖爷亲手栽的，当年还是棵小苗，如今已能遮荫。你们看，蒙古的风、汉地的雨、西域的阳光，都让它长大了。”
一个蒙古少年举手：“先生，那我们蒙古人学汉学，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根？”
老儒笑着摇头：“根在心里，不在学问里。就像这海棠，扎在大都的土里，开的还是海棠花，不会变成雪莲。”
少年似懂非懂，却把“根在心里”四个字刻在了笔记本上——他的笔记本是用蒙古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写的。
下课后，学生们聚在院子里打闹。彝族少年教大家跳“火把舞”，蒙古少年展示摔跤，琉球学生唱起了家乡的渔歌，汉族学生则把刚写的诗念给大家听。国子监的槐树下，笑声比读书声还要热闹。
老儒站在廊下看着，想起年轻时在临安的日子，那时他总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今才明白，人心哪分什么族类，不过是盼着日子过得好一点，笑声多一点。
十、历史的尘埃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大都再次陷入战火。积水潭边的商铺被烧了大半，沈万三的后代带着家眷逃回江南，临走前，他把那块波斯地毯埋在了铺子地下，想着太平后再回来取。
国子监的海棠树在战火中被砍倒，老儒的门生们带着《四书》四散奔逃，有的加入了起义军，有的隐居山林，把“天下大同”的道理讲给了乡野村夫。
后来，明朝军队攻入大都，改名为“北平”。士兵们在清理元宫遗址时，发现了一块刻着“华夷一体”的石碑，碑后还有几行小字，是忽必烈的笔迹：“我治天下，不求尽同，但求共生。”
再后来，清朝定都北京，积水潭边又热闹起来，只是商铺的老板换了一茬又一茬，有满族人，有汉族人，有回族人，他们依旧用不同的语言讨价还价，像几百年前一样。
有人在翻修沈万三的旧铺时，挖出了那块波斯地毯，上面的孔雀虽已褪色，却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精美。新老板把它挂在铺子里，成了镇店之宝，来买东西的人总会问：“这地毯哪来的？”
老板就会讲起那个元朝的故事——有个汉族商人，和维吾尔族老板换香料，和蒙古贵妇做买卖，他们在大都的阳光下，把不同的日子织成了一块毯。
而那块“华夷一体”的石碑，被移到了国子监，与孔子像并排而立。往来的学子们总会驻足细看，有人问：“这‘华夷一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先生们就会指着窗外的天空：“你看那云，有来自漠北的，有来自江南的，聚在一起，才成了这天下的雨啊。”
历史的风吹过北平城，吹过紫禁城的琉璃瓦，吹过积水潭的水波，也吹过每个普通人的日子。那些关于征战、融合、挣扎的往事，终究化作了尘埃，却在不经意间，滋养了新的故事——就像当年蒙古军的马蹄踏过的土地，如今长出了新的庄稼；就像当年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地方，如今的孩子们正朗朗诵读着这句诗，眼里闪着和古人一样的光。
这大概就是历史的模样：它从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活着的记忆，在炊烟里，在笑脸上，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里，悄悄延续。
十一、琉璃塔下的回声
明朝永乐年间，南京大报恩寺的琉璃塔建成了。塔身镶嵌着五色琉璃，阳光下像一座发光的山。塔下的集市里，一个说书人正讲着“元世祖定天下”的故事，周围挤满了听客。
“要说这忽必烈啊，可不是一般的帝王，”说书人拍着醒木，“他一边骑着蒙古马，一边捧着孔孟书，把大都建成了天下第一城。你们知道吗？那时候的大都，街上能听到十几种话，波斯的商人卖香料，江南的书生考科举，蒙古的王爷逛绸缎铺，就跟咱们这南京城似的热闹！”
一个穿青衫的书生皱眉：“先生，元朝不是把人分四等吗？汉人居末，怎会有这等景象？”
说书人笑了：“分等是真的，可日子是活的。你看那运河里的船，管它是蒙古押运官还是汉人船工，都得顺着水走；你看那国子监的书，不管是蒙古子弟还是汉人学子，都得一个字一个字地认。历史啊，就像这琉璃塔，有明处的光彩，也有暗处的纹路，得凑近了看才真切。”
正说着，几个西域商人路过，他们戴着卷檐帽，用生硬的汉语问：“请问，哪里能买到上好的茶叶？”
说书人指着集市深处：“找张记茶铺，老板是江南人，他爷爷当年在大都给蒙古贵族送过茶，手艺传到现在呢！”
商人道谢离去，听客里有人嘀咕：“这些胡人，倒像当年的色目人。”
说书人摇摇头：“什么胡人汉人的，能一起喝茶，就是朋友。”
夕阳照在琉璃塔上，折射的光落在每个人脸上，暖洋洋的。远处传来钟声，惊起一群鸽子，绕着塔飞了三圈，往秦淮河的方向去了——那里的画舫上，正有人弹着琵琶，唱着“南朝四百八十寺”，歌声混着酒肆的吆喝，像极了当年大都的市井声。
十二、故宫的旧砖
清朝乾隆年间，工匠们修缮紫禁城，在太和殿的地基下挖出了一块旧砖，砖上刻着几个模糊的蒙古文。负责修缮的大臣认得，那是“大元”的意思。
“这怕是元大都的砖，”老工匠擦去砖上的泥土，“当年成祖爷迁都北京，拆了元宫的旧料建紫禁城，这砖啊，跟着来了。”
大臣摩挲着砖上的刻字，忽然想起史书里的记载：忽必烈建大都时，命人在城砖上刻工匠姓名，“若有损坏，追责到底”。他笑了，这较真的劲儿，倒和如今的皇家工程一个样。
砖被送到了翰林院，供学士们研究。有位满汉混血的学士，父亲是满族将军，母亲是江南才女，他对着砖上的蒙古文，又翻出《元史》，忽然明白了什么：“你看这元砖，用的是中原的泥土，刻的是蒙古的文字，砌的是天下的城。咱们现在的紫禁城，不也是用着明朝的砖，住着清朝的人，守着同一方天下吗？”
同僚们纷纷点头。窗外的阳光落在《元史》的书页上，照亮了“天下一家”四个字——那是忽必烈晚年在诏书中加的话。
十三、胡同里的烟火
民国初年，北京胡同里的一家炸酱面馆开业了。老板是旗人后裔，娶了个汉族媳妇，面馆的招牌是“元大都老味道”。
“老板，来碗炸酱面，多加肉丁！”一个穿西装的学生喊道。
老板笑着应，媳妇在灶台前麻利地悠远，一半像江南小调的婉转。
学生们在店里讨论国事，有人说“驱逐鞑虏”，有人说“五族共和”，争得面红耳赤。
老板端上炸酱面，插了句嘴：“各位先生，我爷爷说，当年元大都里，蒙古人、汉人、色目人争归争，到了饭点，都爱往胡同里的小馆钻，一碗羊肉汤，能让吵架的人坐下一起喝。”
学生们愣了愣，忽然都笑了。
窗外，一个卖糖葫芦的回族老汉走过，吆喝声穿过胡同，和店里的面香混在一起。墙根下，几个晒太阳的老人正用满语、汉语、蒙古语夹杂着聊天，说的都是“今儿天儿不错”“物价又涨了”之类的家常。
胡同深处，还有人在翻修老宅，挖出了一枚元朝的铜钱，上面刻着“至大通宝”。孩子捡起铜钱，跑向面馆：“老板，你看这钱！”
老板接过铜钱，擦了擦，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见。他想起爷爷讲的故事：元朝的铜钱，正面是汉字，背面有时会刻蒙古文，就像那时的人，心里装着两个家，一个在草原，一个在中原。
十四、历史的河流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时，队伍里有蒙古族战士，有汉族干部，有回族联络员，他们唱着同一首歌，脚步声踏在元大都的旧土上，踏在明清的石板路上，也踏在无数普通人踩过的尘埃里。
后来，在元大都遗址上建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公园里立着忽必烈的雕像，雕像旁的说明牌上写着：“他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促进了多民族融合。”
常有老人带着孩子来公园，指着雕像说：“你看，这个人，当年让不同地方的人住在一个城里，像一家人一样过日子。”
孩子似懂非懂，却会指着公园里的波斯菊说：“爷爷，这花是从西域来的吧？就像当年的香料一样？”
老人笑了：“对，就像当年的香料，从很远的地方来，在这里开成了花。”
河水依旧向东流，带着元大都的月光，带着明清的晨雾，带着民国的炊烟，也带着今天的霓虹。河岸边，不同民族的人一起散步，用不同的方言聊天气，聊物价，聊孩子的功课，就像当年大都的集市里，蒙古贵妇和汉族商人讨价还价，维吾尔族老板和回族伙计算账目，声音混在一起，成了历史的回声——
它从不是某个人的功劳，也不是某场战争的胜负，而是无数普通人，在“活下去”的渴望里，慢慢学会了共饮一河水，共看一轮月。
就像那枚“至大通宝”铜钱，正面是汉家的字，背面是草原的纹，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天下。
而那些关于蒙古铁骑、关于襄阳坚守、关于崖山悲壮的故事，终究化作了河底的卵石，被水流磨去了棱角，却永远躺在那里，提醒着后来人：所有的征服，最终都会被日子软化；所有的隔阂，终会被炊烟融化。
历史的河，还在流。岸上的人，还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