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弘治中兴
第四节：盛世隐忧
一、药渣里的冬天
弘治十八年的冬天，药味成了紫禁城最浓的气息。朱佑樘躺在乾清宫的龙榻上，身上盖着三层棉被，却还是觉得冷。太医刚把完脉，对着张皇后摇了摇头，那眼神像窗外的寒雪，冻得人心头发紧。
“陛下，该喝药了。”张皇后端着药碗，汤匙碰到碗沿，发出轻脆的响。药汁黑漆漆的，泛着苦涩的热气，是太医们用了上百种药材熬的，可喝了三个月，皇帝的咳嗽反倒重了。
朱佑樘勉强张开嘴，药汁滑过喉咙，苦得他皱紧了眉。他摆摆手，示意张皇后放下碗，目光落在榻边的太子朱厚照身上。十五岁的少年穿着素色锦袍，眉眼间有几分像他，却多了些跳脱的英气，此刻正攥着他的手，眼圈红红的。
“厚照，”朱佑樘的声音轻得像叹息，“过来，听朕说。”
朱厚照凑近了些，听见父亲说：“内阁的刘先生、谢先生、李先生，都是国之柱石，你要信他们……凡事多问，别自作主张。”
“儿臣记住了。”朱厚照的声音带着哭腔。
“还有百姓……”朱佑樘咳了两声，胸口起伏着，“别学那些奢靡的皇帝，要知民间疾苦……粮仓比国库重要，民心比龙袍重要……”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眼神渐渐涣散。张皇后捂住嘴，泪水无声地淌下来。殿外的铜壶滴漏“滴答”响着，像在数着这盛世最后的时辰。
忽然，朱佑樘的手紧了紧，盯着朱厚照：“答应朕，别让……别让弘治朝的好光景，断在你手里。”
朱厚照拼命点头，泪水砸在父亲手背上：“儿臣答应！儿臣一定做到！”
朱佑樘笑了笑，那笑容像燃尽的烛火，最后亮了一下，便彻底暗了下去。乾清宫的自鸣钟“当”地响了一声，午时到了，弘治十八年的冬天，终究没能留住这位年仅三十六岁的皇帝。
二、内阁的阴影
朱佑樘的灵堂设在奉天门，白幡在寒风里飘得猎猎作响。刘健跪在最前面，花白的头发垂在地上，想起十八年前，新帝即位那天，也是这样的冬天，年轻的朱佑樘对他说：“先生，以后国事，多靠您了。”
那时的内阁，不过是皇帝的“顾问”，可朱佑樘太勤政，也太信任他们。早朝议不完的事，晚朝接着议；六部拿不准的主意，总要先问内阁；甚至连皇帝的朱批，有时都要让阁臣“票拟”（代拟意见）后再定。刘健、谢迁、李东阳这“铁三角”，渐渐成了朝堂的“主心骨”。
“刘大人，”谢迁凑过来，声音沙哑，“新帝登基，该拟即位诏书了。”
刘健点点头，从袖中掏出早已写好的草稿。上面写着“恪守先帝遗训，轻徭薄赋，重用贤臣”，字字都是朱佑樘的治政理念。他以为，有这份诏书在，有他们这几个老臣在，弘治朝的规矩总能延续下去。
可他没看见，站在灵堂角落的朱厚照，眼神里除了悲伤，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烦躁。这十五岁的少年，从小就听着“内阁如何如何”“先生们如何如何”，心里早就憋着股劲——他是皇帝，凭什么事事都要听内阁的？
葬礼过后，第一次朝会，朱厚照坐在龙椅上，看着阶下刘健唾沫横飞地讲“先帝如何整顿吏治”，忽然打断他：“刘先生，朕觉得，先给边军加些饷银吧，他们守在关外，不容易。”
刘健愣了愣，随即道：“陛下仁心，但国库需量入为出，此事容后再议。”
“有什么可议的？”朱厚照皱起眉，“朕是皇帝，朕说加就加。”
殿内一片死寂。谢迁刚想开口劝谏，却被刘健按住了。老臣们看着新帝年轻的脸，忽然觉得，这龙椅上的人，和先帝太不一样了。
散朝后，刘健把谢迁、李东阳拉到内阁值房，忧心忡忡地说：“新帝性子跳脱，怕是听不进劝。咱们得盯紧些，不能让他坏了规矩。”
李东阳叹了口气：“先帝太倚重咱们了，把阁权抬得太高，新帝怕是……想自己说了算。”
窗外的风卷着雪沫子，打在窗纸上沙沙响。刘健看着案上朱佑樘的遗像，忽然明白，先帝的信任，或许从一开始就藏着隐忧——当内阁的“票拟”比皇帝的“朱批”还管用，当老臣的话比圣旨还重，这平衡一旦被打破，便是风波。
三、宦官的新芽
朱厚照登基没几个月，宫里就多了个新面孔——刘瑾。这太监原是东宫的旧人，陪着朱厚照长大，最会逗新帝开心。皇帝喜欢玩鹰，他就寻来最好的海东青；皇帝想微服出巡，他就提前安排好路线，瞒着内阁。
“陛下，您看这把刀怎么样？”刘瑾捧着把镶金的弯刀，献到朱厚照面前，“是宣府的边军孝敬的，说是能削铁如泥。”
朱厚照接过刀，挥了挥，刀刃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不错！比内阁那些老头子的奏折好看多了。”
刘瑾趁机说：“陛下，刘健他们天天逼着您看奏折，哪有出去打猎痛快？要不，今儿咱们去西苑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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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眼睛一亮，扔下刀就往外走：“走！别让那些老东西知道。”
两人刚走到宫门，就撞见了谢迁。老御史瞪着刘瑾，气得胡子发抖：“刘瑾！你竟敢蛊惑陛下怠政！”
刘瑾缩了缩脖子，躲到朱厚照身后。朱厚照护着他：“谢先生，朕只是去活动活动，不算怠政。”
“陛下！”谢迁跪在地上，“先帝临终前嘱咐您‘任用贤臣’，您怎能听一个太监的话？”
朱厚照不耐烦地踢了踢脚下的雪：“知道了知道了，先生起来吧。”他转身对刘瑾使了个眼色，两人偷偷从侧门溜了出去。
谢迁望着他们的背影，老泪纵横。他想起朱佑樘晚年，虽严令宦官不得干政，却也留下了几个“贴心”的太监，比如怀义，偶尔会替皇帝传递些口谕。那时他就劝过先帝：“宦官如野草，稍不留意就会疯长。”可朱佑樘总说：“怀义是个老实人，无妨。”
如今，这“野草”真的长起来了。刘瑾借着皇帝的宠信，开始插手政务：大臣的奏折，他先看一遍，不顺眼的就扣下来；官员的任免，他吹吹枕边风，就能让皇帝改主意。有个知府想升官，给刘瑾送了两千两银子，没几天就被调到京城当通判。
刘健气得拍桌子：“这是要重蹈汪直的覆辙啊！”他联合谢迁、李东阳，跪在文华殿外，请求朱厚照“诛杀刘瑾，整顿宦官”。
朱厚照躲在后宫玩骰子，听刘瑾回报说“老臣们在外面跪着”，撇撇嘴：“让他们跪，跪够了自然会走。”
刘瑾却阴恻恻地说：“陛下，他们哪是跪您？是觉得您年轻，好欺负呢。”
这话戳中了朱厚照的痛处。他猛地站起来：“朕是皇帝！谁能欺负朕？”
那天，老臣们在雪地里跪了三个时辰，等来的不是皇帝的醒悟，而是一道旨意：“刘健、谢迁致仕（退休），李东阳留任。”
刘健离京那天，天还没亮。他回头望了望紫禁城，想起弘治朝的早朝，皇帝和他们围坐在一起，讨论着如何给百姓减税、如何修河堤。那时的宦官，不过是端茶送水的奴才，哪敢置喙国事？
“先帝啊，”老人喃喃自语，“您千防万防，还是没防住这宫里的暗流……”
马车驶离京城，车轮碾过积雪，留下两道深深的辙痕，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四、江南的隐忧
苏州的沈府，正在连夜清点田契。沈老爷站在灯下，看着账房先生报数：“新增良田三千亩，佃户两百户，今年的租子能收三万石。”
他捋着胡须，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这沈老爷是江南的豪强，成化年间就开始买地，朱佑樘清查民田时，他机灵地把一部分田契转到了亲戚名下，躲过了清查。这几年，趁着新帝登基、朝堂不稳，他又用“低价典卖”“强占”的法子，吞并了不少流民的土地。
“老爷，听说朝廷要重新丈量土地了？”账房先生有些担心。
“怕什么？”沈老爷端起茶杯，“新帝忙着玩呢，内阁的刘老头又走了，谁还管咱们江南的事？”他放下茶杯，眼里闪过一丝狠厉，“那些流民敢闹，就让县衙的人‘教训教训’，保准老实。”
隔壁的周家村，周老汉正对着空荡荡的田埂落泪。他家三亩地，去年被沈府用“借粮利滚利”的法子夺走了，如今只能租沈府的地种，收的粮食大半要交租，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
“爹，咱们去京城告御状吧！”儿子周强攥着拳头，“先帝在世，哪容他们这么欺负人？”
周老汉摇摇头：“新帝年纪小，怕是管不了这些。再说，沈老爷和县太爷是一伙的，告了也没用。”
他不知道，江南像他这样的农户，还有上千家。朱佑樘在位时，虽清查了外戚的土地，却没敢动江南豪强——这些人盘根错节，有的是朝中大臣的亲戚，有的掌控着江南的赋税，动了他们，怕是会引发动荡。他总想着“慢慢来”，先稳住朝局，再慢慢削他们的势，可这“慢慢来”，终究成了未尽的遗憾。
春播时，周强偷偷把沈府的地界碑往自家挪了半尺，想多种几棵苗。没想到被沈府的管家发现，带着家丁把他打了一顿，还把他家仅有的口粮抢走了。
周老汉抱着昏迷的儿子，望着沈府的方向，眼里的泪干了，只剩下绝望。夜里，他收拾了个小包袱，带着儿子离开了周家村——他们成了新的流民，往北边逃去，听说那里的官府管得松些，或许能有条活路。
江南的稻田里，新插的秧苗绿油油的，像一片望不到边的绿毯。可在这绿色之下，是被豪强吞噬的土地，是流民留下的空屋，是盛世画卷上一道刺目的褶皱。
五、边墙的裂缝
宣府的长城上，王越望着关外的草原，眉头紧锁。新帝登基后，下了道旨意：“边军可减少操练，多搞些互市，热闹热闹。”他知道，这是刘瑾的主意——那太监说“打仗费钱，互市能赚钱”。
可草原上的达延汗已经老了，他的儿子们正为了汗位打得不可开交。有个叫小王子的部落首领，野心勃勃，最近总在边境游荡，抢了几次互市的商队，还放话说：“大明朝换了个娃娃皇帝，咱们可以再南下看看。”
王越让人把情况报给京城，请求增兵，加固城墙。可奏折送上去，石沉大海。刘瑾说：“王将军老了，总爱小题大做。”朱厚照忙着在宫里建“豹房”（养猛兽的地方），根本没心思看边报。
“将军，要不咱们自己加固城墙吧？”亲兵建议，“用咱们的军饷，少买些酒肉，总能多垒几块砖。”
王越点点头。边军的军饷被刘瑾克扣了不少，能省下来的不多，但多一块砖，就多一分安稳。他让人把仓库里的旧兵器回炉，打成铁钉子，钉在城墙的裂缝上——那些裂缝，是成化年间打仗留下的，朱佑樘在位时没来得及修，如今又开始渗水了。
秋分时，小王子果然带了五千骑兵，突袭了宣府的互市。商人们的货物被抢，几个来不及跑的汉人商贩被砍死在草原上。消息传到京城，朱厚照正在豹房里看斗虎，听了汇报，满不在乎地说：“打回去就是了，多大点事。”
刘瑾趁机推荐自己的亲信张永去领兵：“张永懂兵法，准能打赢。”
王越听说了，气得咳了血：“张永只会拍马屁，哪会打仗？这是拿边军的性命开玩笑！”他带病写了封奏折，请求亲自出征，却被刘瑾扣了下来，还回了句：“老东西，该回家养老了。”
小王子的骑兵没遇到像样的抵抗，一路烧杀抢掠，离宣府城只有五十里了。王越站在城楼上，看着远处的狼烟，忽然想起朱佑樘送他的那把玉柄匕首——先帝说“边防不是堵墙，是桥”，可如今，这桥快被拆了，墙也快塌了。
“弟兄们，”王越拔出腰间的刀，声音嘶哑却有力，“先帝在时，咱们守住了这道墙；今天，就算拼了老命，也不能让鞑靼踏过去！”
士兵们举起刀，喊声震得城砖都在颤。他们大多是弘治朝招来的兵，记得先帝给他们发的新棉衣，记得皇帝说“你们守着边关，朕守着你们”。如今，先帝不在了，他们要替先帝守住这最后的安宁。
那场仗打得很苦，王越身中三箭，却还是指挥士兵把小王子打退了。可宣府城外的互市，再也没恢复往日的热闹。草原的风里，多了血腥味；长城的垛口上，士兵们的眼神里，多了警惕和疲惫。
王越躺在病榻上，望着窗外的长城，知道这道墙的裂缝，不光在砖上，更在人心上——当朝廷不再把边防当回事，当皇帝忘了“守边”的誓言，再坚固的城墙，也护不住身后的百姓。
六、太子的“叛逆”
朱厚照在豹房里招待刘瑾和几个亲信，桌上摆着西域的葡萄、江南的丝绸，还有从边军那里抢来的宝马。他喝着酒，看着老虎在笼子里咆哮，忽然大笑：“这才叫日子！比天天听那些老东西唠叨痛快多了！”
刘瑾凑趣：“陛下是真龙天子，就该随心所欲。那些奏折、经筵，都是束缚陛下的枷锁，扔了才好。”
“说得对！”朱厚照把酒杯一摔，“传旨，以后早朝改成三天一次，经筵就别办了，朕不爱听那些之乎者也。”
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咐，心里就烦。朱佑樘总让他学“仁厚”“勤政”，可他觉得那些都是“窝囊”。他要做不一样的皇帝——要打仗，要巡游，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朱厚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他偷偷跑出宫，在京城的酒肆里喝酒，和妓女厮混，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镇国公朱寿”，觉得这样才够威风。有大臣劝谏，说“陛下此举有失体统”，他就把人家贬到偏远地方。
李东阳留在内阁，看着朝政一天天败坏，急得头发都白了。他想劝，却知道皇帝听不进去；想告老还乡，又放不下先帝的托付。每次路过乾清宫，他都忍不住想起朱佑樘在灯下批阅奏折的样子，想起先帝说“厚照这孩子，就是被宠坏了，以后你们多担待”。
可如今，没人能“担待”了。刘健、谢迁走了，王越老了，剩下的大臣要么像刘瑾那样阿谀奉承，要么明哲保身。弘治朝的“铁三角”，只剩下他一个，独木难支。
朱厚照听说江南有叛乱，竟兴奋得跳起来：“太好了！朕要御驾亲征！”李东阳拼死劝谏，说“陛下万金之躯，不可冒险”，他却把李东阳关在宫里，自己带着刘瑾和张永，像玩游戏一样去了江南。
平叛的仗打得一塌糊涂，朱厚照却回京后大肆封赏，说自己“大获全胜”。他还觉得不够，又下令加征赋税，说是“犒劳军队”，其实大半进了刘瑾和他自己的腰包。
江南的百姓又开始逃荒了，有的躲进山里，有的驾着小船顺流而下，想找个能活命的地方。他们想起弘治朝的好光景——那时税少，官清，皇帝虽然年轻，却把他们放在心上。可现在，皇帝忙着玩，太监忙着贪，谁还管他们的死活？
有个老秀才，在路边写了首诗：“弘治粮仓满，正德（朱厚照年号）流民多；昔日青天下，如今泪成河。”被刘瑾的人发现，以“诽谤朝廷
七、旧臣的眼泪
李东阳站在国子监的碑林前，指尖划过“弘治中兴”四个斑驳的大字。这是当年朱佑樘亲笔题写的，笔力遒劲，透着一股向上的生气。可如今，字缝里已经长出了青苔，像一层洗不掉的灰。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退休在家的谢迁。老人拄着拐杖，鬓角比去年更白了，见到李东阳，叹了口气：“你看这碑，才立了几年，就成这样了。”
“人都这样了，何况碑呢。”李东阳苦笑。他刚从宫里出来，刘瑾又借着皇帝的名义，把三个弹劾他的御史贬到了云南。朝堂上，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不是刘瑾的党羽，就是像他这样“忍辱负重”的。
谢迁从袖中掏出一张纸，是江南送来的民谣：“刘瑾来，米价抬；皇帝游，百姓愁。”字迹歪歪扭扭，却比任何奏折都锋利。
“先帝在世，哪敢有人编这样的谣？”谢迁的声音发颤，“他总说‘民心是秤’，现在这秤，怕是早就歪了。”
李东阳想起朱佑樘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李先生性子软，却最懂变通。若以后朝堂有难，你多担待些，别让规矩坏得太快。”那时他以为，只要守住内阁，总能护得几分清明，可现在才明白，没有了皇帝的支持，所谓的“规矩”，不过是纸糊的墙。
两人走到国子监的讲堂，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老学究在整理典籍。李东阳拿起一本《弘治乐》，是当年他编的诗集，里面“税减轻，耕牛肥”的句子，如今读来像个笑话。
“听说陛下要拆了这国子监，盖个‘新教坊’？”谢迁问。
李东阳点点头，眼圈红了：“我劝了，没用。他说‘念书有什么意思？不如听曲儿痛快’。”
谢迁拄着拐杖，狠狠砸了下地面：“先帝当年办国子监，是想让天下人都识字，都懂道理！现在倒好，要把教书育人的地方，改成寻欢作乐的场子！”
夕阳透过窗棂，照在两人身上，拉出两道佝偻的影子。他们想起弘治朝的经筵，皇帝和他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民为邦本”；想起那年除夕，四个人围在炭炉边吃饺子，说“要让这安稳日子长长久久”。那时的热气，仿佛还留在空气中，可伸手一摸，只剩下冰冷的灰烬。
离开时，谢迁忽然说：“我要写封奏折，弹劾刘瑾。”
李东阳拉住他：“没用的，陛下不会信。”
“信不信是他的事，说不说却是我的事。”谢迁看着远处的紫禁城，“我不能让先帝在地下，还看着这朝堂被蛀空。”
那封奏折送上去，果然石沉大海。谢迁不久后就一病不起，临终前，他让儿子把那本《弘治乐》放在他枕边，说：“我要带着它，去见先帝……告诉他，我没守住……”
李东阳去送葬时，天正下着小雨。他站在墓前，想起谢迁说的“民心是秤”，忽然明白，弘治朝的盛世，从来不是靠皇帝和几个大臣撑起来的，是靠千万百姓心里的那点盼头——盼着税少点，盼着官清点，盼着日子能一天比一天好。可现在，这点盼头，怕是快被雨浇灭了。
八、流民的脚印
周老汉带着儿子周强，一路往北走。他们跟着逃难的人群，饿了就挖野菜，渴了就喝河水，脚上的草鞋磨破了，就用破布裹着脚走。
“爹，咱们去哪啊？”周强的伤口还没好，走路一瘸一拐的。
“去宣府。”周老汉望着北方，“听说那里的王将军是个好人，或许能给咱们条活路。”
他们走了一个月，才到宣府城外。可城门口的士兵拦住了他们：“流民不准进城！陛下有旨，怕你们带了瘟疫。”
周老汉急了：“俺们没病！就是想找口饭吃！”
“少废话！”士兵推了他一把，“再闹就把你们赶走！”
周强扶着父亲，看着城墙顶上飘扬的龙旗，忽然哭了：“先帝在时，俺们来宣府卖菜，士兵还会给俺们水喝……现在怎么这样了？”
旁边的流民叹着气：“先帝走了，新帝不管事，太监说了算，哪还顾得上咱们？”
他们只能在城外搭个窝棚，和其他流民挤在一起。白天，周老汉去山里砍柴，换几个铜板买糠麸；周强就去河边钓鱼，运气好能钓上两条小鱼，烤着给父亲吃。
一天，周老汉砍柴时，看见几个士兵在欺负一个卖茶叶的小贩，抢了他的茶叶还打他。小贩哭喊着：“这是给边军的茶叶！王将军让俺送来的！”
周老汉想起王越，鼓起勇气上前：“官爷，他是个老实人，放过他吧。”
士兵瞪了他一眼：“哪来的流民，也敢多管闲事？”说着就把他也推倒在地。
周老汉趴在地上，看着士兵们扬长而去，心里的某个东西，像被踩碎的糠饼，彻底散了。他想起弘治朝，村里的地虽然少，可税轻，官也不敢随便打人，那时他总对儿子说：“好好干活，日子总会好的。”可现在，他不知道这话还能不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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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窝棚外传来哭声。是个女人，她的孩子饿死了，就埋在不远处的乱葬岗。周老汉听着哭声，翻来覆去睡不着，摸出怀里揣着的半块干粮——这是他省了三天的，想给儿子明天吃。
忽然，远处传来马蹄声。流民们吓得躲进窝棚，以为是官兵来驱赶他们。可马蹄声到了近前，却停了下来。
周老汉从窝棚缝里往外看，见一个白发老将被人扶着，站在月光下，正是王越。老将军咳嗽着，对身后的士兵说：“把带来的粮食分了，给孩子们熬点粥。”
士兵们开始卸粮袋，白花花的小米散发出清香。王越走到那个哭丧的女人面前，叹了口气：“对不住，让你们受苦了。”
女人抬起头，认出是王越，哭着说：“将军，您救救我们吧……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
王越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他刚从前线回来，身上的伤还没好，就听说城外流民越来越多，特意让人从军粮里匀了些出来。可他知道，这点粮食，不过是杯水车薪。
“我写了奏折，求陛下开仓放粮。”王越的声音沙哑，“可……可奏折送不到陛下手里。”
周老汉走出窝棚，对着王越跪下：“将军，俺们不怪您，俺们知道您尽力了。”他指着远处的长城，“先帝在时，那墙是护着俺们的；现在……现在俺们不知道，谁还能护着俺们。”
王越看着那道在月光下沉默的长城，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着咳着，咳出了血。他被士兵扶着，踉跄着往城里走，背影在月光下，像一截快要折断的枯木。
周老汉捧着分到的小米，看着王越的背影，忽然想起弘治朝的冬天，官府给流民送炭的情景。那时的炭，虽然少，却能暖到心里。可现在，连这点暖意，都快没了。
九、豹房里的狂欢
朱厚照在豹房里举办夜宴，灯火通明，丝竹声传到宫外。他穿着西域的胡服，搂着舞女，喝着从江南运来的美酒，身边的刘瑾正给他讲“新发明”的玩乐法子——比如让老虎和豹子打架，看谁能赢。
“陛下，江南又送来了新的戏班子，唱的是《金瓶梅》，可好听了。”刘瑾谄媚地笑。
“好啊！”朱厚照拍着手，“快叫来给朕唱！”
李东阳站在豹房外，听着里面的笑声，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他刚收到奏报，江南大水，淹死了上千人，流民都涌到了南京城，可皇帝不仅不赈灾，还在这儿寻欢作乐。
“李大人，进去吗？”随从问。
李东阳摇摇头，他知道，进去了也只会被赶出来。这几年，他学会了“忍”——忍着刘瑾的嚣张，忍着皇帝的荒唐，只盼着有一天，皇帝能突然醒悟，想起先帝的嘱咐。
可醒悟迟迟没来。朱厚照反而越来越离谱，他给自己封了个“威武大将军”的头衔，带着军队在边境游荡，说是“亲征”，其实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回来却大张旗鼓地庆功。他还觉得京城不够热闹，下令扩建豹房，把民间的美女、奇珍异宝都搜罗进来，耗费的银子，够给江南赈灾十次。
有天夜里，朱厚照喝醉了，拉着李东阳的手说：“李先生，你说朕是不是比先帝厉害？先帝只会待在宫里看奏折，朕却能打仗、能巡游，活得痛快！”
李东阳的心沉到了底。他看着眼前这个满脸酒气的皇帝，想起当年那个在灵堂里哭泣的少年，忽然觉得，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错了——先帝太想把儿子教成“仁君”，却没教会他“责任”；太想给儿子一个清明的朝堂，却没让他明白，这清明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自己守的。
“陛下，”李东阳的声音很轻，却带着千钧重，“先帝当年，不是不想痛快，是不敢。他知道，他痛快了，百姓就可能不痛快了。”
朱厚照愣了愣，随即甩开他的手，不耐烦地说：“又提先帝！扫兴！”
李东阳看着皇帝转身离去的背影，忽然老泪纵横。他知道，自己守不住了。弘治朝的那点光，终究还是被这无边的黑暗吞没了。
十、曙光散尽
正德五年，刘瑾倒台了。朱厚照厌倦了他的专权，让人把他凌迟处死。可除掉一个刘瑾，又冒出来张永、谷大用等一批新的宦官，朝堂依旧乌烟瘴气。
王越在宣府病逝了，临终前，他让人把那把朱佑樘送的玉柄匕首埋在长城下，说：“让它替我，再守一会儿。”边军的士兵们自发地给他送葬，哭声震得长城都在颤。
周老汉和儿子周强，最终还是没能进入宣府城。他们跟着流民往南走，听说南京城有粥棚。可走到半路，周老汉就病倒了，弥留之际，他拉着周强的手说：“记住……记住弘治年的好……别让它忘了……”
李东阳也老了，他辞去了内阁首辅的职务，回到老家。每天坐在院子里，翻着那本《弘治乐》，翻到“皇帝爱百姓，百姓念皇帝”时，总会老泪纵横。
朱厚照依旧在玩乐，他骑着马，带着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巡游，所到之处，百姓遭殃，官府搜刮。有人劝他“收敛些”，他却笑着说：“人生在世，不就图个痛快吗？”
他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在他肆意挥霍的那些岁月里，有多少百姓在怀念那个穿着洗旧龙袍、在灯下批阅奏折的皇帝；有多少老臣在深夜里，对着北方的星空，默念“先帝”二字；有多少流民的脚印，印在弘治朝曾经安稳过的土地上，一步一回头。
弘治十八年的冬天，朱佑樘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或许就预见了这一切。他毕生追求的“中兴”，终究没能敌过人性的放纵和制度的隐忧。那道照亮明朝中期的曙光，短暂得像一场梦，梦醒了，只剩下满地狼藉。
只有江南的稻田里，偶尔还会有人说起，曾经有个皇帝，为了让百姓能吃饱饭，自己穿带补丁的龙袍；曾经有个时代，税不重，官不贪，孩子能上学，老人能安享晚年。
那些故事，像埋在土里的种子，虽然暂时发不了芽，却总在某个雨夜，悄悄探出头，提醒着后来人：曾经，有过那样一个盛世，有过那样一道光。
而那道光的名字，叫弘治。
第五节：余烬与星火
一、周强的账本
正德七年的清明，周强蹲在南京城外的乱葬岗，给父亲烧纸。火堆里飘起的纸灰，像一群白蝴蝶，打着旋儿飞向灰蒙蒙的天。他怀里揣着个磨破了皮的账本，上面是父亲生前教他写的字，记着弘治十八年到正德七年的日子——哪年税加了，哪年粮歉了，哪年又逃了多少路。
“爹，”他用树枝拨了拨火堆，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找到活计了，在码头扛包，能挣口吃的。”
账本上有一页，是父亲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的：“弘治十五年，麦收三石，缴粮一石，余两石，够过冬。”后面画了个小小的笑脸。周强每次看到这页，都能想起那年秋天，父亲把新麦磨成面，蒸了白馒头，他一口气吃了三个，父亲在旁边看着，笑得皱纹里都是光。
可现在，账本上的字越来越潦草，最后几页只剩下“逃”“饿”“冷”几个字。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别信那些官话，记着自己受过的苦，也记着……记着曾经有过的甜。”
码头的工头是个退伍的老兵，姓陈，据说在宣府待过，见过王越将军。有天收工后，陈老兵递给周强半壶酒：“小子，看你愁眉苦脸的，咋了？”
周强掏出账本，指着那页带笑脸的记录。陈老兵喝了口酒，眼睛亮了：“弘治年啊……那时候，老子在宣府守长城，冬天能穿上新棉衣，顿顿有热粥喝。王将军总说，陛下在京城记着咱们呢。”
他放下酒壶，望着北方：“那时的长城，晚上能听见关外牧民的歌声，现在……只能听见风声了。”
周强没说话，把账本揣回怀里。他知道，父亲让他记着的，不只是苦，更是那点甜——那点甜像火星，哪怕被风雨浇了这么久，只要记着，就还没灭。
二、老秀才的诗卷
苏州的沈府被抄了。新上台的太监张永，为了敛财，把江南的豪强挨个“收拾”，沈家的田契被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成了灰。周家村的佃户们跑去看，有人捡起没烧透的纸角，上面还能看见“某乡某亩”的字样，忍不住啐了口唾沫：“该！”
人群里，有个拄着拐杖的老秀才，正用炭笔在纸上写着什么。他就是当年因写“弘治粮仓满”被流放的那个，去年遇赦回来，头发已经全白了。
“先生，您写啥呢？”有人问。
老秀才举起纸，上面是首新写的诗：“昨日烈火焚契卷，今朝田亩归农间。若问此风何时起？弘治遗泽尚涓涓。”
“弘治遗泽？”有人不解，“现在是正德年了，跟先帝有啥关系？”
“怎么没关系？”老秀才敲着拐杖，“先帝当年清查土地，虽没动沈家，却定下了‘民田不得私占过千亩’的规矩。如今他们占了万亩，本就违了先帝的法——这火，是先帝当年埋下的火种，现在才燃起来。”
他说得没错。朱佑樘虽未彻底根除土地兼并，却在《大明律》里加了条“限田令”，规定官员和豪强的田产不得超过千亩，违者“充公”。只是朱厚照登基后没人执行，如今张永虽动机不纯，却歪打正着，用了这条律法。
老秀才把诗卷收好，揣进怀里。他知道，自己写的诗，从来不是骂谁，是想记着——记着有过那么个时代，百姓的田能自己种，官吏不敢太嚣张。这记着，就是对抗遗忘的法子。
三、李东阳的批注
李东阳在家养老，却没闲着。他把弘治朝的奏折、诏书、甚至民间的歌谣，都整理成册，在每页空白处写批注。
翻到朱佑樘废除殉葬的诏书，他写道：“此举，胜筑十座功德碑。”
看到刘大夏治河的奏报，他画了条波浪线，批注：“河安，则民安；民安，则国安。”
最厚的一本，是《民间诗集》的抄本。当年李东阳编的那本早已失传，他凭着记忆，一首首默写下来，其中就有“皇后娘娘做布袍，陛下穿得乐陶陶”。旁边的批注里，他画了个小小的梅花——那是张皇后补在朱佑樘袖口的花纹。
孙子好奇地问：“爷爷，您总写这些旧东西干啥？”
李东阳指着窗外：“你看那棵老槐树，是先帝在位时栽的，现在不还好好的？有些东西，看着枯了，根还在土里呢。”
他没说的是，每次写批注，他都像又回到了弘治朝的文华殿——皇帝坐在木椅上，他和刘健、谢迁围在旁边，讨论着如何让百姓过得更好。那些日子，像刻在骨头上的印记，磨不掉。
四、朱厚照的恍惚
正德十二年，朱厚照在宣府打了场“胜仗”——其实是他自己导演的，让士兵们假扮鞑靼人，被他“击溃”。庆功宴上，他喝得大醉，看着帐外的篝火，忽然问身边的张永：“你说……我爹当年，来过这儿吗？”
张永愣了愣，说：“先帝没出过京城，一直忙着朝政呢。”
“哦。”朱厚照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酒杯，里面的酒晃来晃去，像他没着没落的心。
他其实见过父亲的遗物——那件补着梅花的布袍，被母亲锁在箱子里。有次他偷偷拿出来看，见袖口的补丁歪歪扭扭，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教他写字，他总写不好，父亲也不生气，只说“慢慢来”。
“张永，”他忽然说，“听说宣府的长城塌了段，让人修修吧。”
张永有些意外，还是点头：“奴才遵旨。”
那天夜里，朱厚照没回帐篷，一个人走到长城下。月光照在城砖上，冷得像冰。他摸着砖缝里的草，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眼神——那眼神里，有期待，有担心，还有好多他当时没看懂的东西。
“爹，”他对着夜空轻声说，“这墙……我试着守守看，行吗？”
风穿过垛口，发出呜呜的响，像在回应，又像在叹息。
五、星火不灭
正德十六年，朱厚照病逝，没留下子嗣。大臣们拥立他的堂弟朱厚熜继位，是为嘉靖帝。
嘉靖帝登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太庙祭拜朱佑樘。跪在牌位前，他看着“孝宗敬皇帝”五个字，忽然想起小时候，祖母给他讲的故事——那个穿布袍的皇帝，如何减免赋税，如何治理黄河，如何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皇伯父，”他磕了个头，“侄儿笨，试着学您的法子，行吗？”
他开始清查宦官，重新启用正直的大臣，甚至下旨：“凡弘治朝的善政，逐一恢复。”虽然他后来也犯了不少错，但那道旨意，像一阵风，吹燃了弘治朝留下的火星。
南京的码头，周强成了小工头，他把父亲的账本给儿子看，教他认字：“记着，有过那么个年景，咱们百姓能挺直腰杆过日子。”
苏州的老秀才，把诗卷刻成了石碑，立在市集旁。有孩子问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他就讲弘治朝的故事，讲那个不爱穿龙袍的皇帝。
李东阳整理的册子，被收入了《明史》。后来的史官们，在写“弘治中兴”时，总会加上一句：“虽有隐忧，然民怀其德，至今思之。”
长城的砖缝里，那把玉柄匕首的碎片，被雨水冲刷得越来越亮。有个守边的士兵捡到一块，见上面刻着模糊的“安”字，不知道是谁留下的，却觉得握着它，心里格外踏实。
岁月流转，明朝渐渐走向末路，可弘治朝的故事，却像粒种子，在民间扎了根。有人说，那是明朝最好的日子；有人说，那个皇帝，才像个真正的“君父”。
或许，盛世的意义，从来不止于当时的繁华，更在于它留下的念想——让后来人知道，曾经有过那样的可能：官吏清廉，百姓安乐，帝王把心放在民间，天下把暖藏在烟火里。
那道短暂的曙光，虽没能照亮明朝的全程，却在历史的长夜里，留下了一点不灭的星火。只要还有人记着，那星火就会一直亮着，提醒着每个时代：百姓要的，从来都不多——不过是安稳的日子，实在的温暖，和一个把他们放在心上的朝廷。
而那个叫朱佑樘的皇帝，和他的弘治朝，就像这星火里最亮的那一点，在岁月里，静静燃烧，从未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