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常委会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上午九点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把长条会议桌照得发亮，却照不亮在座十二个人脸上的阴云。沈墨坐在末尾的汇报席上，面前摊着一份《关于沈墨同志在玉泉水库危机处置中有关问题的初步核查报告》。
报告措辞严谨，结论模糊，但字里行间透着寒意：“擅自调用军用炸药”“未经批准进入高辐射区域”“与境外势力接触过程存在程序瑕疵”每一项都够得上纪律处分，严重的甚至可能移送司法。
“事情大家都清楚了。”主持会议的省纪委书记敲了敲报告，“沈墨同志在危机处置中立了大功，这一点省委充分肯定。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这是原则。”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有人低头喝茶，有人翻看文件，没人看沈墨。
“我提议，”纪委书记继续说，“给予沈墨同志党内警告处分，调离改革办，安排到省委政研室担任调研员。这样既体现了纪律的严肃性，也给了年轻干部改正的机会。”
政研室调研员——听起来体面，实则是闲职，一杯茶一张报那种。
“我反对。”
声音从主位传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赵书记摘下老花镜，缓缓站起来。他走到沈墨身边，把一份红头文件放在会议桌上。
“这是今天早晨七点，中央办公厅传真过来的。”赵书记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我念给大家听——”
他展开文件，一字一句：
“永川省在处置突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中，决策果断，措施得力，有效避免了一场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生态灾难的危机。沈墨同志作为一线指挥员，临危不惧，敢于担当，体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的优秀品质。”
念到这里，会议室里已经有人坐直了身子。
赵书记继续念：
“鉴于此次危机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对处置过程中因情况紧急而采取的一些非常规做法，应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予以对待。非常时期当用非常之人，功过相抵，继续重用。”
最后八个字，赵书记念得特别重。
文件右下角，是一个所有人都熟悉的签名——那位经常在新闻联播里出现的领导。
“现在，”赵书记环视全场，“谁还要把沈墨调去政研室？”
没人说话。
纪委书记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可是程序”
“程序是人定的。”赵书记打断他，“中央领导都说了‘功过相抵’，这就是最高的程序。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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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半，许半夏的病房。
沈墨推门进来时，她正在整理一堆法律文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她苍白的脸上镀了一层金边。
“听说你没事了？”她没抬头，声音很平静。
“嗯。”沈墨坐下，“你怎么知道的？”
“赵书记的秘书刚才来过，送了一束花。”许半夏指了指床头柜上的百合，“还说了常委会的事。”
她终于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沈墨，你父亲当年出事，就是因为有人用‘功过相抵’保了周振国。现在同样的话用在你身上，你不觉得讽刺吗？”
沈墨愣住了。
“我不是说你做错了。”许半夏放下文件，“你救了几百万人，这是事实。但程序正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保护的不只是好人，更是让所有人——包括可能犯错的人——都在同一个规则下。”
她顿了顿：“你今天可以因为功劳豁免程序，明天别人就可以因为权力豁免程序。那法律还有什么用？”
沈墨沉默了很久。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做？”他问。
“我不知道。”许半夏苦笑，“我是律师，我信法律。但这次法律给不了答案。”
敲门声响起。姜云帆探进头来，表情复杂：“沈墨，有人要见你。在楼下停车场，黑色奥迪a6，车牌号省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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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一点，地下停车场。
黑色奥迪停在最角落的车位，车窗贴着深色膜。沈墨拉开车门坐进去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檀香味。
开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穿着普通的白衬衫，但气质沉稳得像个大学教授。沈墨认识他——王建国，省委副秘书长，分管文电和机要，在省委大院里以“低调谨慎”着称。
“沈处长，久仰。”王建国递过来一个保温杯，“喝点茶，压压惊。”
沈墨没接：“王秘书长找我什么事？”
王建国笑了，笑容里有种说不出的疲惫。他从副驾驶座上拿起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放在沈墨腿上。
“这是我的投诚书。”他说，“三百二十页，详细记录了我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工作的三十年。从1988年我大学毕业进入省委办公厅开始，到昨天晚上为止。”
沈墨的手停在档案袋上：“你就是‘烛龙’？”
“代号‘烛龙’，1988年由周振国发展，1992年开始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服务。”王建国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的任务很简单：在省委机要系统里，为他们的代理人提供保护。这些年，我帮忙掩盖过十七次非法资金转移，篡改过八份重要文件，还处理过三个不听话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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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顿了顿：“其中一个，是你父亲沈建国。1998年，周振国让我销毁玉泉水库事故的全部原始记录。我照做了。”
沈墨的手攥紧了。
“但我留了备份。”王建国从怀里掏出一个小u盘，“所有被销毁的文件，都在这里。还有周振国指示我办事的录音，他和我单线联系的密码本，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中国三十年渗透网络的完整架构图。”
他把u盘放在档案袋上。
“条件呢？”沈墨问。
“保护我的家人。”王建国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我妻子不知道这些事，她只是个中学老师。我女儿在英国读研，还有一年毕业。她们是无辜的。”
“你知道这不可能。你是间谍罪，家属必须接受调查”
“所以我带来了这个。”王建国又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张光盘，“这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未来三年的在华行动计划。包括他们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布局，涉及二十七家重点企业，九个关键人物。还有——他们针对你下一步改革的破坏方案。”
他看着沈墨：“用这些，换我妻子和女儿的安全。我不求豁免，我愿意接受任何审判，但她们让她们换个名字，去个小城市，安静生活。”
沈墨盯着那两个载体——投诚书和行动计划。一个能了结三十年的旧账，一个能防范未来的危机。
“你为什么现在投诚？”他问。
“因为我累了。”王建国重新戴上眼镜，“三十年了，每天活在谎言里，每夜做噩梦。你父亲跳楼那天，我在现场，看着他摔下去。那年我二十六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睡过一个整觉。”
车子里的空气凝固了。
“我女儿下个月生日，她写信说想回国工作。”王建国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不能让她回来，发现她父亲是个卖国贼。所以给我个机会，做个了断。”
沈墨拿起档案袋和u盘：“我需要请示。”
“时间不多了。”王建国启动车子，“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知道我失控，他们启动了‘清除程序’。今天下午三点，会有人在省委食堂给我下毒，制造‘突发疾病死亡’。在那之前，我必须把该交的都交出去。”
他把车开出车位：“档案袋里有份名单，是我能确认的所有‘沉睡者’。最后一个在省检察院。”
车子驶出停车场，停在路边。
王建国递过来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安全屋地址，我妻子和女儿的资料都在那里。沈处长，拜托了。”
沈墨下车时，听见王建国最后说：“对了，你父亲当年留了句话，托我转告你。他说——‘告诉小墨，爸爸不怪任何人，只怪自己不够强大。’”
车门关上，黑色奥迪汇入车流。
沈墨站在原地，手里沉甸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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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一点，省委招待所308房间。
沈墨把王建国交出的材料摊了一床。三百二十页的自述，字字惊心。u盘里的文件更是触目惊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中国的网络，已经渗透到金融、能源、科技甚至媒体领域。
最致命的一份文件显示：他们正在策划利用永川省城投债危机的余波，做空人民币汇率，引发区域性金融危机。
手机响了，是赵书记。
“沈墨，王建国刚才来自首了。”赵书记的声音很沉，“他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现在人在纪委。他说材料已经给了你。”
“是。”
“你什么打算？”
沈墨看着满床的材料：“我想保他家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赵书记说，“这意味着你要为一个间谍求情，意味着你可能背上‘立场不坚定’的骂名。甚至可能影响你以后的提拔。”
“我知道。”
“那为什么还要做？”
“因为”沈墨想起王建国说“我女儿下个月生日”时的表情，“因为罪不及妻孥，是古训。也因为，如果他交出的这些情报是真的，他算戴罪立功。”
赵书记叹了口气：“材料你尽快整理出来，下午四点开专题会。至于他家人我尽量安排。”
电话挂断。
沈墨继续整理材料时，发现档案袋夹层里还有一封信，是王建国写给女儿的：
“小雨，当你看到这封信时，爸爸可能已经不在了。有些事爸爸做错了，错得很离谱。但你要记住——爸爸爱你，爱你妈妈，这是真的。往后余生，好好活着，做个正直的人。父字。”
信的落款是今天上午。
沈墨把信小心收好，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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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专题会开始前十分钟。
沈墨的手机震动，收到一条匿名短信：“王建国在纪委突发心脏病，送医途中去世。法医初步判断为氰化物中毒，来源不明。”
他盯着屏幕，手指发冷。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动作太快了。
几乎是同时，顾晓梦冲进房间：“沈墨！出事了！许半夏刚才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就收拾东西走了！护士说她办了出院手续！”
“去哪了？”
“不知道！但她留了这个！”顾晓梦递过来一张纸条。
纸条上是许半夏的字迹，很潦草：“沈墨，王建国的妻子和女儿被绑架了。绑匪要我一个人去谈，用她们换王建国交出的材料。对不起，我必须去。这是律师的职责——保护委托人，哪怕委托人是个罪人。”
纸条最后写着一个地址：永川市郊废弃化工厂。
沈墨抓起外套就往外冲。
“等等！”顾晓梦拦住他，“明显是陷阱！他们绑架王建国家人，逼许半夏去，再用许半夏逼你交出材料！”
“我知道。”沈墨推开她，“所以我必须去。”
“那材料呢？你真要交？”
沈墨停住脚步，从怀里掏出那个u盘——不是王建国给的那个，是他昨晚准备的复制品，里面是经过修改的假情报。
“他们想要，”他说，“我就给他们。但给什么，我说了算。”
走廊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这一次，他要赢的不仅是战斗。
还有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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