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看守所的审讯室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惨白的灯。
坐在铁椅上的男人穿着皱巴巴的衬衫，领口还别着常委的徽章——不过现在，那徽章像是一种讽刺。他是省委排名第七的常委、统战部长，赵为民。
沈墨走进来时，赵为民抬起头，眼里的血丝像蛛网。
“你来了。”他声音嘶哑，“我以为会是纪委的人。”
“他们就在隔壁。”沈墨坐下，把录音笔放在桌上，“但你说要见我，林书记同意了。”
赵为民盯着他看了很久，忽然笑了：“你长得真像你父亲。当年在省委党校，他睡我上铺，晚上说梦话都在算水库的流量公式。”
沈墨没接话。
“我知道你恨我。”赵为民收起笑容，“名单上有我的名字，我替罗斯柴尔德家族办了十二年的事。但我今天叫你来，不是求饶——是想跟你做笔交易。”
“什么交易？”
“用我这条命，换你母亲活着回来。”赵为民身体前倾，“沈青河现在狗急跳墙，他手里除了你母亲，还有一批人质——都是这些年被他控制的‘捐赠者’的后代。如果你逼得太紧，他会杀人灭口。”
沈墨的手指收紧：“你知道他在哪？”
“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怎么联系。”赵为民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他专用的加密通信频率，每星期三凌晨三点会开机十分钟。下次开机是后天。”
沈墨接过纸条：“你为什么帮我？”
“因为我也当过父亲。”赵为民闭上眼睛，“我女儿去年白血病死了，移植骨髓需要配型，我动用了所有关系最后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帮忙，从他们的基因库里找到了匹配者。代价是，我得更卖力地为他们办事。”
他睁开眼，泪水顺着脸颊流下：“可骨髓移植后，我女儿只活了八个月。医生说是排异反应，但我知道不是——她死前跟我说，爸爸，我身上好疼，好像有虫子在爬”
审讯室里安静得可怕。
“后来我偷偷拿了她的血液样本去检测。”赵为民的声音在颤抖，“里面有东西一种纳米级的追踪器，还有还有能让人慢慢衰竭的生物毒素。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想让她活。”
沈墨感觉后背发凉。
“所以他们给我的名单上，那些人的后代”
“大部分都‘意外死亡’了。”赵为民惨笑，“车祸、溺水、突发疾病沈墨，你以为他们为什么要收集基因？不是为了培养‘自己人’，是为了控制——用你最在乎的人，控制你一辈子。”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用指甲在墙上刻下一串数字。
“这是我的瑞士银行账户密码，里面有两千三百万美金，都是他们给的。你拿去吧，用作追查他们的经费。我只求一件事——”
他转身，对着沈墨深深鞠躬：“如果我死了，请在我的讣告上写：赵为民，曾任永川省委常委、统战部长。不要写别的，给我女儿留点念想。”
沈墨沉默了很久，最终点头：“好。”
离开看守所时，天已经亮了。林定邦的车等在门口。
“谈完了？”林定邦问。
沈墨把纸条和账户密码递过去：“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还有这笔钱。”
林定邦看了一眼，交给身边的秘书：“马上安排技术部门监控这个频率。钱先冻结，等结案后再说。”
车驶向省委。
路上，林定邦突然说：“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今天下午到，要听你的顶层设计方案汇报。你准备好了吗？”
沈墨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好了。但我想改一下汇报重点。”
“改什么？”
“原来我重点讲制度设计，现在我想加一部分——讲如何防止好政策被坏人利用。”沈墨调出文件，“比如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政策，如果落实不好，就可能变成某些人敛财的工具——开个假证明就能入学，那对真正需要的人不公平。”
林定邦赞许地点头：“这个角度好。继续说。”
“所以我的方案里增加了‘区块链存证’环节。”沈墨演示着流程图，“所有政策享受者的资格审核，全程上链，不可篡改。从村居委会初审，到乡镇复核，到县市审批，每个环节的责任人、审核时间、依据材料，全部公开可查。”
“技术上可行吗？”
“已经在小范围试点了。”沈墨调出数据，“青林县试点三个月，扶贫资金到户率从62提升到98，冒领、截留现象基本杜绝。成本比传统方式还低——因为减少了中间环节的人工审核。
车驶入省委大院。
沈墨合上电脑前，最后看了一眼屏幕——右下角的时间提醒他，距离沈青河下次开机，还有3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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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省委一号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了十几个人，除了省领导，还有三位从北京来的政策专家。为首的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姓孙，六十多岁，戴一副老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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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开始前，孙副主任先说了段开场白：“这次来永川，我们想听的不是成绩，是问题。你们在改革中遇到了哪些阻力？政策落地打了哪些折扣？老百姓还有哪些不满意？”
这话一出，会议室的气氛立刻变了。
沈墨站起来，没有用ppt，而是直接走到白板前。
“孙主任，各位领导，我先讲三个故事。”
他画了三个简单的图。
“第一个故事，关于青岩县的王家村。去年省里下拨了五十万扶贫资金，用于建设香菇大棚。钱到县里，被扣了十万‘管理费’；到乡镇，又被扣了五万‘协调费’；最后到村里，只剩三十五万。村支书用这钱建了大棚，但为了省钱，用了劣质材料——今年一场大风，全塌了。”
他在图上标注出每个环节的“损耗”。
“第二个故事，关于省城棚户区的老李家。他们符合公租房申请条件，但跑了八个月没办下来——因为需要九个部门的盖章，每个部门都说‘材料不全’。最后老李放弃了，继续住十平米的棚屋。”
他画出那九个部门的盖章流程，像一团乱麻。
“第三个故事，关于我自己。”沈墨顿了顿，“我儿子在省儿童医院被投毒，因为有人想阻止改革。我母亲在瑞士被绑架，因为有人想逼我交出名单。我父亲在四十年前‘被自杀’，因为有人想掩盖真相。”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这三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沈墨在白板上写下四个大字：“政策断层”。
“好政策从中央到省里，是顶层设计；从省里到基层，是层层衰减；从文件到落实，是处处折扣；从理想到现实，是步步艰难。”
他转过身：“所以我的方案，核心不是设计更多好政策，而是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
孙副主任推了推眼镜：“具体怎么做？”
“三句话。”沈墨竖起手指，“第一，数据直达——利用区块链技术，让政策信息和资金流绕过中间环节，直接从省到村、到户。第二，监督下沉——在每个村设立‘政策落地监督员’，由村民直选，对政策执行全程监督。第三，问责到人——每个环节的经办人必须实名，出了问题终身追责。”
他调出试点数据。
“这套系统在三个县试运行半年，效果如下：政策落地周期平均缩短68，资金损耗率从平均38降到5以内，群众满意度从41提升到87。”
一位北京专家问：“但这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吧？那些靠‘雁过拔毛’吃饭的人，不会反抗吗？”
“会。”沈墨坦然，“所以方案的第二部分，是‘改革保障机制’——设立专项保护基金，对那些因改革失去灰色收入的基层干部，给予合理补偿和转岗培训。同时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对敢于揭露问题的人，提供全方位保护。”
孙副主任记录的手停了下来：“这个保护制度，你设计到什么程度？”
“到能保护我家人的程度。”沈墨看着他的眼睛，“我儿子被投毒后，我就在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家人都保护不了，那些普通举报人该怎么办？所以我在方案里规定：凡是因举报腐败、揭露问题受到威胁的，由省级公安部门直接提供24小时保护，必要时可以异地安置、隐姓埋名。”
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讨论声。
林定邦这时候开口了：“沈墨同志这个方案，省委常委会已经原则通过。我们准备用一年时间，在全省全面推行。但在这之前，需要中央的支持。”
孙副主任和其他专家交换了眼神，然后说：“方案很实，但也很难。你们真敢推？”
“不敢推，就对不起那些在棚户区盼着户口的孩子，对不起那些香菇大棚被刮倒的农民，对不起”沈墨停顿了一下，“对不起我父亲。”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的最后一份文件。
那是一张老照片的扫描件：父亲沈青山站在玉泉水库大坝上，背后是正在建设的工地。照片下面有一行父亲的字：
“愿此水润泽万家，愿此坝坚如初心。”
沈墨的声音很轻：“我父亲留下的不只是这座水库，还有一句话——‘政策不落地，就是一张废纸’。四十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没变。”
汇报结束后，孙副主任单独留下沈墨。
“你父亲的事，我知道一些。”老人摘下眼镜，“当年那份‘自杀结论’，我也觉得有问题。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些人要费这么大劲，布这么大局？”
沈墨摇头。
“因为你父亲发现的，不只是工程质量问题。”孙副主任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泛黄的档案，“他在去世前三天，给中央写过一封信。信里说，他怀疑有人通过水利工程，在永川的地质构造里埋了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信到这里就断了。”孙副主任合上档案，“但这封信当时被截下了，截信的人后来成了永川的领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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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墨的呼吸急促起来：“您是说我父亲发现的，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严重得多。”孙副主任压低声音，“所以中央这次下定决心，要彻底清查永川的问题。你的改革方案，就是这场清查的开路先锋。”
他拍拍沈墨的肩：“但你要记住——开路先锋，往往是最危险的。我们已经接到情报，某些境外势力正在策划新一轮的反扑。你的家人，你的同志，甚至你自己，都可能成为目标。”
沈墨点头：“我有准备。”
“那就好。”孙副主任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盒子，“这个给你，算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沈墨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很旧的党徽。
“这是我入党时戴的，戴了五十年。”老人说，“现在送给你。当你觉得难的时候，看看它——想想为什么出发，要到哪里去。”
沈墨郑重地接过党徽。
离开会议室时，天已经黑了。
手机震动，是顾晓梦的加密信息：“监控到沈青河的信号了！比预计提前了12小时，位置在中缅边境！”
紧接着是第二条：“瑞士警方刚刚突袭了沈青河的一个安全屋，救出了六名人质，但没有你母亲。但找到了一本日记，是你母亲写的。最后一页写着：‘如果我死了，告诉墨墨，妈妈为他骄傲。’”
沈墨站在省委大楼的台阶上，握紧了那枚党徽。
夜风很凉。
但他心里，有一团火在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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