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很实际。
我想了想：“可以用草绳代替。稻草、麦秸、玉米皮，搓成绳，泡水后也能导水。效果差一点，但能用。”
“草绳容易烂啊。”
“烂了再换。”我说，“现在是救命的时候，不能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干。有啥用啥，先干起来！”
老书记一拍大腿：“这话在理！等不起！”
离开刘家坨，我们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巡回教学。
每个县的情况不同，我的教学方法也不同。
在太谷县范村镇，靠近汾河，水源相对充足。但这里的问题在于输水系统落后——土渠渗漏严重。
我直接把课堂设在了一条主干渠旁。渠是土挖的，好几处坍塌，水从缺口往外流。
“同志们，看这条渠。”我指着渠里的水，“从汾河抽上来，流到这里已经损失了四成。到地头还能剩多少？”
“最多一半。”当地水利技术员说。
“怎么办？”
“修砖渠！”有人喊。
“砖从哪来？钱从哪出？”我问。
没人说话了。
我跳下渠道，抓起一把土：“大家看，这土是黏土。黏土有什么特性？”
“黏性好，不透水。”一个老窑工说。
“对！”我说，“咱们不用砖，用三合土。黄土、石灰、沙子，按比例混合，夯实在渠道内壁。成本是砖渠的三分之一，效果能达到砖渠的七成。”
我现场示范：先清理渠道，夯实基础；然后铺三合土，分层夯实，每层不超过十五厘米；最后用木拍子拍光表面。
“关键在比例。”我强调，“黄土六成，石灰二成，沙子二成。水要适量，以能捏成团、落地能散开为准。”
三天后，这条三百米长的实验渠完工。。消息传开，太谷县立即推广，全县动员修三合土渠。
在祁县，情况更复杂。这里山地多，地块分散，大水漫灌不现实，陶罐滴灌也难推广。
我在一个山坡梯田上站了半天，终于想出了办法——竹管引水。
祁县有竹林，竹子便宜。把竹子劈开两半，打通竹节，首尾相接，从高处水源引到田间。再在竹管上钻孔，用更细的竹管分支到每棵作物旁。
“这叫‘竹管滴灌系统’。”我向当地干部解释，“原理和陶罐一样，但更适合山地。竹子本身有一定储水能力，白天太阳晒，竹管里的水温升高，晚上降温时还能凝结露水。”
“竹子能用多久？”
“两到三年。”我说，“成本低，坏了就换。关键是让老百姓看到效果——有水，庄稼就能活。”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平遥县的一个山村。这里严重缺水，村民要走五里山路挑水。我教他们建“屋檐集雨系统”——在屋檐下架竹槽，下雨时收集雨水，存入地窖。
村里七十岁的王大爷听完，老泪纵横：“我活了七十岁，年年旱，年年挨饿。韩同志，你这办法要是早三十年，我娘就不会饿死了……”
我握着他的手：“大爷，现在也不晚。咱们一起干，让子孙后代不再挨饿。”
半个月的巡回教学，我走遍了晋中六个县，培训了超过三百名基层技术员。但最大的收获不是教了多少人，而是从老农那里学到了多少。
在介休县，一个老农教我“深翻保墒”——秋天深翻土地，打破犁底层，让雨水渗入深层土壤，来年春旱时作物能吸收深层水分。
“这有科学依据吗？”我问。
老农咧嘴笑：“啥科学不科学，老祖宗传下来的。深翻一尺，多收一斗。”
我后来查资料才知道，这叫“土壤水库”理论——深翻能增加土壤储水能力，每亩地能多蓄水30-50方。
在灵石山区，我看到村民在梯田边缘种了一圈柠条（一种耐旱灌木）。
“为啥种这个？”我问。
“挡风。”老农说，“山上风大，吹走土里的水分。种上柠条，风小了，墒情就好了。”
这不就是防风林带的雏形吗？虽然规模小，但原理一样。
还有“秸秆覆盖”——收获后把秸秆铺在地面，减少蒸发；“等高种植”——沿着等高线种植，减少水土流失；“间作套种”——高秆作物和矮秆作物搭配，改善田间小气候……
这些土办法，老农说不出原理，但管用。这是中华农耕文明五千年的智慧结晶，是无数代人在与自然抗争中总结出的经验。
我的角色，就是把这些经验系统化、科学化，再传播出去。
培训最后一站，我回到榆次县刘家庄村做总结。打谷场上又聚集了上百人——这次不仅有干部，更多是普通村民。
“乡亲们，”我站在石碾子上，“这半个月，我走了六个县，见了上千人。我教了大家一些办法，但我也从大家那里学到了更多。”
台下安静。
“咱们中国人种地种了五千年，什么旱灾没经历过？什么办法没想过？”我提高声音，“现在国家重视农业，咱们要做的，就是把老祖宗的好办法传下去，加上科学指导，做得更好！”
“有人说我年轻，没经验。对，我二十四岁，种地经验不如在座的老把式。”我话锋一转，“但我知道一点：一个人的力量有限，集体的力量无穷。咱们把每个人的好办法汇总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抗旱技术！”
人群开始鼓掌。
“今天我宣布，”我大声说，“晋中地区将编印《山西抗旱经验汇编》，征集各地的好办法、土办法。只要是管用的，都收进去！编好了，发到每个生产队！”
掌声雷动。
刘老栓激动地握住我的手：“韩组长，你这个主意好！咱们农民也有智慧，也能为国家做贡献！”
半个月的晋中地区实践教学结束了，但我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回到晋中地委，我开始整理收集到的各地经验。陶罐滴灌、喷壶洒水、三合土渠、竹管引水、屋檐集雨、深翻保墒、秸秆覆盖、等高种植、间作套种……林林总总二十多项。
我把这些整理成《抗旱节水技术手册（试行版）》，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手机铃声响起——哦，不对，是电话。
“韩组长，我是刘家庄的刘老栓。”电话那头声音激动，“跟您汇报个好消息：用了陶罐滴灌的玉米，昨天测产了！亩产三百二十斤，比去年旱年增产六成！”
“太好了！”我由衷高兴。
“还有，”刘老栓说，“您教的那个秸秆覆盖，我们也在试验。老人们都说，这办法老早就有，叫‘护地皮’。您给起了新名字，讲清了道理，大家用得更明白了！”
挂断电话，我翻开工作日志，在1965年8月15日这一页写下：
“今日收到刘家坨测产数据，陶罐滴灌增产效果显着。另，各地反馈，传统抗旱经验与现代科学结合，深受群众欢迎。结论：技术推广不能高高在上，必须扎根泥土，尊重民间智慧。”
写完，我合上日志。
窗外，月光如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而我这颗来自2025年的火星，终于在这个1965年的夏天，找到了燃烧的意义。
不是为自己，是为这片土地，为这个时代。
电话又响了。是郭副省长。
“小韩，还没睡？”
“正准备睡。郭省长有事？”
“刚接到国家计委电话。”郭副省长声音严肃，“你的抗旱经验，中央领导很重视。下周，农业部要组织北方八省抗旱经验交流会，指名要你去作报告。”
我心里一震。
“报告要讲什么？”
“就讲你这半个月的实践。”郭副省长说，“讲你怎么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讲你怎么向老农学习，讲你怎么让传统经验和现代科学结合。”
“我……我准备一下。”
“不用紧张。”郭副省长语气缓和，“就讲实话，讲真话。中央现在需要这样的典型——既有科学头脑，又能扎根群众；既能发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
挂断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
走到窗前，推开窗。
我想起前世看过的一段话：“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我的长征路，就从这1965年的夏天开始了。
这条路，注定不会平坦。
月光下，我铺开稿纸，开始准备八省抗旱经验交流会的报告提纲。
标题就定为：《扎根泥土，服务群众——山西抗旱节水技术的实践与思考》。
我提起笔，在稿纸上写下了报告标题。笔尖顿了顿，没有立即继续。那些面孔在我眼前一一浮现：刘家坨刘老栓拍大腿时的果断，太谷渠边窑工脸上的黄土，平遥山村王大爷浑浊的眼泪，灵石山上那些在风中摇曳的柠条……
“报告不能只讲技术。”我对自己说，“要讲这些活生生的人。”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地委资料室。我要找一些历史数据，来印证这些土办法不是凭空想象。管理员老张帮我翻出了积灰的旧县志。
“韩组长，您看这个。”老张递过一本泛黄的《晋中水利志》，“民国二十二年，平遥大旱，有村民挖‘旱井’蓄雨水，一村八十口人靠三眼旱井熬过旱季。”
我接过来，仔细翻阅。泛黄的纸页上，蝇头小楷记载着这片土地与干旱抗争的千年历史：北魏时期的“区田法”，宋代记载的“代田法”，清代县志里描绘的“连环井”……原来我们今天摸索的许多办法，古人早已实践过。
“历史是个轮回。”老张推了推老花镜，“但每个轮回，人都得重新学一遍。”
“所以我们要让经验传下去。”我说，“写成书，教给学生，让下一代不用再从零开始。”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整理报告的结构。
第一部分准备讲“向群众学习”——从陶罐滴灌的启发，到各地收集的二十多种土办法。这部分要用故事来讲，讲刘家坨的第一次试验，讲老农说“深翻一尺，多收一斗”时的神态。
第二部分讲“科学化改造”。为什么三合土的比例是六二二？因为经过试验，这个比例抗渗性最好。为什么竹管滴灌适合山地？我画了一张示意图，解释坡度与水流速度的关系，以及竹材微孔结构的储水特性。
第三部分准备讲“系统化推广”。不是单一技术，而是组合拳：水源开发（集雨、引水）+输水改造（三合土渠、竹管）+田间节水（滴灌、覆盖）+农艺措施（深翻、间作）。这是一套完整的抗旱体系。
正写着，通讯员小赵敲门进来：“韩组长，有您的信，从各县转来的。”
厚厚一叠，三十多封。我拆开第一封，是太谷范村镇的来信，落款是“全体参与修渠社员”。信上说，三合土渠推广后，全镇节省了四成灌溉用水，多浇了八百亩地。“过去为争水打架的事，这个月一次都没有了。”
第二封来自祁县山区，信纸是作业本撕下来的，字迹歪歪扭扭：“韩老师，您教的竹管引水，我们村全用上了。我爹说，今年玉米棒子比去年大一圈。我娘让我写信谢谢您。”
第三封是平遥王大爷托人写的：“韩同志，我们村三十七户，家家建了集雨窖。昨天下了场小雨，我家窖里积了一尺深的水。这是我七十年来，头一次下雨这么高兴。”
我一封封读着，眼眶有些发热。这些朴实的文字，比任何数据都更有力量。
电话响了，是省水利厅的王工程师。
“小韩，听说你要去北京作报告？”
“是的，王工。”
“我有个建议。”王工程师说，“你那些办法很好，但有没有考虑过成本核算？比如陶罐滴灌，一个陶罐成本多少，使用寿命多长，增产的粮食价值多少——要算经济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