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得对。”我记下来，“我这就补上。”
挂断电话，我又拨通了晋中农科所：“李所长，我想请您帮忙做个试验，测一下秸秆覆盖后土壤水分蒸发量的具体数据……”
一周时间，我白天跑农科所、水利局，晚上整理材料、绘制图表。报告从最初的十页，扩充到三十页，又精简回十五页。郭副省长来看过一次，只说了三个字：“要实在。”
出发前夜，我最后检查了一遍材料。帆布包里装着：报告稿、技术手册初稿、三十多张手绘示意图，还有一个小布包——刘老栓托人捎来的，里面是五百颗用陶罐滴灌种出来的玉米粒，颗颗饱满金黄。
火车是凌晨四点的。月台上，地委几位领导来送行。
“小韩，放轻松。”地委书记拍拍我的肩，“咱们山西的经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你就照实说。”
“记住，你代表的是山西八百万农民。”郭副省长补充道，“讲他们的智慧，讲他们的汗水。”
火车鸣笛，缓缓驶出站台。窗外，晋中平原在晨曦中渐渐清晰。那些纵横的田埂、蜿蜒的土渠、星罗棋布的村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延续着千年的耕作。而此刻，一场静悄悄的抗旱革命正在这里萌芽。
我对面的座位上，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在看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脚边的帆布包上——包口没系紧，露出了一角图纸。
“同志，你这是……”他好奇地问。
“去北京开会。”我说
“抗旱？”他来了兴趣，“你是农业部的？”
“不，我是晋中地区的技术员。”
中年人放下报纸：“巧了，我是《农民日报》的记者。这次八省抗旱会，我们报社也要报道。能简单说说你们山西的经验吗？”
我想了想，从包里拿出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摊在手掌上。
“就从这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说起吧。”我说。
记者姓陈，叫陈望秋。他小心地捏起一颗玉米，对着车窗透进来的光仔细看，又放在掌心掂了掂。“籽粒饱满，胚部充实，是好种子。但这和抗旱有什么关系？”
我从帆布包里抽出一张手绘的草图，铺在小桌板上。是刘家庄试验田的示意图，标注着陶罐埋设的间距、深度，旁边还有土壤湿度变化的折线图。
“这是我们晋中榆次县刘家庄村的试验田。往年一般田的玉米亩产不到两百斤。今年春旱用了这种陶罐滴灌的，”我指着那颗玉米，“预计亩产三百二十斤。”
陈记者立刻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陶罐滴灌？具体怎么操作？成本多少？农民接受吗？”
他的问题很专业。我详述了刘家庄的试验过程，从发现瓦盆渗水，到集体窑厂改制陶罐，再到草绳导水的替代方案。讲到老农们一开始的怀疑，以及看到出苗后的转变。
“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我强调，“在太谷，我们改造土渠，用三合土防渗；在祁县山区，我们用劈开的竹管做引水滴灌；在平遥极端缺水的山村，我们教他们建屋檐集雨系统。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只有对症下药的方子。”
陈记者笔走如飞，偶尔抬头追问细节：“三合土的配合比有科学依据吗？”“竹管的使用寿命如何解决？”“集雨窖的水质怎么保证？”
他的专注感染了我。我索性把包里那本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抗旱节水技术手册（试行版）》初稿拿出来，一页页翻给他看。里面有简笔画描绘的技术步骤，有老农口述的经验记录，还有我们初步测算的物料成本、用工量。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翻到“深翻保墒”那一节，指着一段文字，“这方法是介休一位老把式教的，他说‘深翻一尺，多收一斗’。我们请教了农科所的专家，原理是打破犁底层，建立‘土壤水库’。但我们把深度标准化了，根据土质类型，确定最适宜的深翻深度，太深了反而破坏土壤结构。”
火车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轰鸣声充斥车厢。黑暗中，陈记者合上笔记本，感慨道：“我走访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少新技术推广，要么是专家高高在上，农民听不懂；要么是光讲大道理，落地就变样。你们这个路子不一样——从群众中来，用科学提炼，再回到群众中去。”
“因为问题在群众那里，办法也在群众那里。”我说，“我的角色，更像一个……翻译？一座桥？把流传千年的土经验，翻译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语言；把现代科学的原理，翻译成老乡们能听懂、能操作的大白话。”
陈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隧道尽头的光亮越来越近，火车猛地冲进一片明晃晃的午后阳光里。他看向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忽然问：“韩同志，你这么年轻，这些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学校里教的？”
我顿住了。怎么形成的？来自2025年的知识储备，对这个时代深沉的情感，还有这半年来双脚踩在黄土里的真切体会……这些都无法宣之于口。
“是实践教的。”我斟酌着词句，“在学校学了理论，到了地里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是骨架，老百姓的经验才是血肉。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立不起来；只有血肉没有骨架，走不长远。”
这个回答似乎让他满意。他重新打开笔记本，记下了这句话。
火车在傍晚时分抵达北京站。月台上人潮涌动，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乐曲。
陈记者与我握手告别：“韩同志，明天会场见。你的报告，我很期待。”
我提着帆布包走下火车，北京初秋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出站口，举着“农业部会议接待”牌子的工作人员很快找到了我，一辆吉普车将我和其他几位来自不同省份的代表送到了西郊的招待所。
招待所是栋四层灰砖楼，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和水煮白菜的味道。房间简陋但整洁，两张木板床，一个写字台，一台老式拨盘电话。同屋的是位来自陕西的老同志，姓杨，满脸风霜，手指关节粗大，一说话带着浓重的陕北口音。
“山西的？听说你们搞滴灌搞得不错？”杨同志很健谈，放下行李就递过来一根卷烟。
我谢绝了，拿出自己的笔记本：“正在摸索。杨老师你们陕西呢？听说关中旱情也不轻。”
“唉！”杨同志深深吸了口烟，“塬上缺水啊！我们想了些办法，打深井，修‘陂塘’（一种蓄水池）。但成本高，进度慢。老百姓急得眼睛冒火。”他凑近些，“你们那个陶罐，真管用？一个罐子能管多大一片？”
我们聊到深夜。杨同志详细询问了陶罐的制作、埋设、管理细节，我也从他那里学到了陕西民间一些蓄水保墒的土法。他提到一种“砂田”，在田地表层铺一层粗砂砾，能有效抑制蒸发，我立刻记了下来。
“这就对了！”杨同志拍着大腿，“咱们各省闭门造车不行，就得这样交流！好办法不分地域，管用就是硬道理！”
第二天上午，八省抗旱经验交流会在农业部大礼堂召开。会场庄重简朴，主席台上方挂着红色横幅，台下坐着来自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山东的代表，黑压压一片，许多人衣着朴素，皮肤黝黑，一看就是常年在田间地头奔波的人。
会议由农业部一位副部长主持。前面几位代表的发言，多是从宏观角度汇报旱情、阐述重要性、汇报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地党委政府的部署措施。数据很多，决心很大，但具体怎么干，遇到困难怎么解决，讲得相对笼统。
轮到我时，我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台下目光聚焦，我看到陈记者坐在后排记者席，朝我微微点头。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会场，“我是山西晋中地区的韩浩。今天我不讲大道理，就汇报一下这半个多月，我们如何在晋中六个县的田间地头，和老百姓一起摸索抗旱节水办法的过程。”
我打开帆布包，没有先拿稿子，而是拿出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用一个小瓷碟装着，放在讲台上。
“这是昨天刚从山西晋中刘家庄村带来的玉米，用的是土法改造的陶罐滴灌种出来的。在今年大旱之年，用了这办法的地，比去年亩产比还多了六成。”
会场里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不少人伸长了脖子。
我没有直接念报告，而是从这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开始，讲刘家庄那个干旱的下午，讲老书记拍大腿的果断，讲第一次试验时老乡们将信将疑的眼神，讲出苗后老农蹲在田埂上抽烟时的笑容。
接着，我展示了手绘的示意图，讲解不同地形、不同水源条件下的不同策略：平原地区的三合土渠防渗，山区的竹管引水滴灌，极端缺水区的屋檐集雨。每一张图背后，我都讲了一个小故事，提到了具体的人名、地名、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过程。
讲到向老农学习时，我翻开了那本《抗旱节水技术手册》初稿：“这手册里二十多项技术，一半以上是从各地老农那里学来、再经过科学验证和改进的。比如‘深翻保墒’，老祖宗传下来的话是‘深翻一尺，多收一斗’。我们通过试验，确定了不同土质的最佳深翻深度，并解释了为什么能蓄水——这叫‘土壤水库’。”
我看到台下很多人开始低头记录。
“我的体会是，”我提高了声音，“抗旱技术推广，不能光靠行政命令，也不能光靠专家灌输。首先要相信群众有无穷的智慧，他们世代与这片土地打交道，办法就在他们手中。我们的任务，是发现这些散落的珍珠，用科学的线把它们串起来，再送回到群众手里。这把锄头，他们用起来才顺手；这个办法，他们理解了才会真心去用，用了才能坚持，坚持了才能见效。”
会场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最后，我想说，”我拿起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抗旱，抗的不仅是自然界的干旱，更是思想和方法的‘干旱’。只要我们扎根泥土，拜群众为师，把科学精神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就一定能找到出路。这颗玉米能在大旱之年长得饱满，我相信，我们北方的万亩良田，也一定能找到抵御旱魔的办法！”
掌声响了起来，起初有些零星，随即变得热烈而持久。我看到陈记者在用力鼓掌，看到身边的杨同志眼眶有些发红，也看到主席台上几位领导在低声交流，频频点头。
提问环节很踊跃。甘肃的代表问高海拔地区陶罐防冻裂的问题，河南的代表关心三合土渠在沙质土壤上的适用性，山东的代表询问如何组织群众大规模制作陶罐……我尽我所知一一回答，也坦诚某些问题我们还在摸索，并欢迎大家提供更好的思路。
散会后，我被好几位代表围住，索要技术手册的初稿，询问更详细的参数。陈记者挤过来：“韩同志，讲得太好了！生动、实在、有东西！我们报纸想做一个专题报道，深入采访你，也去山西实地看看，你看行吗？”
我正想回答，一位工作人员分开人群走过来：“韩浩同志，部领导请你去小会议室，有几个问题想再跟你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