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好也站起来，走到我身边：“韩专员，您放心。我会记住您的话——保护好自己，保护好骨干，为人民服务。”
“好。”我拍拍他的肩膀，“还有一件事。园里的研发不能停。我留下的那些图纸和方案，你们要继续研究。特别是小型拖拉机项目，那是未来的方向。”
“明白。”
我们又聊了半个小时，从生产到管理，从技术到市场。我把能想到的都交代了。最后，刘永好送我出门时，忽然说：“韩专员，您什么时候走？我们想去送送您。”
“不用送。”我摆摆手，“明天一早我就走。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别耽误生产。”
走出会议室，王志强、老张、孙大姐他们还在门口等着。见我出来，又想围上来。
“都回去工作。”我笑着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从香港回来，给你们带洋货！”
这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笑声中，我挥手告别，转身走向等在园区门口的吉普车。
车子启动时，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刘永好他们一直站在原地，直到车子拐弯，再也看不见。
从星火工业园出来，我让司机开往太原城茶煮匠的总部。
茶煮匠这两年的发展，比星火工业园还要快。1963年还是个小作坊，现在已经在山西四个直辖市6个地级市98个县都已经建设了中央厨房，成规模的养鸡场已经建设了542家，每日产鸡蛋三千五百万—五千五百万颗，销售协作点已经扩展至11万家，正式职工从12人发展成1400人。赵经理和王会计把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去年净利润达到了一百万元。
这在1965年，是个惊人的数字。
车子停在茶煮匠总部门口，我下车走进店里。店里客人不多，几个服务员正在擦桌子。柜台后面，王会计正在打算盘，噼里啪啦的声音清脆悦耳。
“王会计。”我喊了一声。
王会计抬起头，看见是我，脸上立刻露出笑容：“小韩！您怎么来了？快坐快坐！”
她站起身，朝后面喊：“老赵！老赵！小韩来了！”
赵经理从后面的办公室跑出来，手里还拿着账本：“小韩！哎呀，您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好准备准备”
“不用准备。”我在靠窗的桌子旁坐下，“就是来看看你们。沏壶茶吧，老规矩，茉莉花茶。”
“好嘞！”
赵经理亲自去沏茶，王会计在我对面坐下，仔细打量我：“小韩，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还好。”我笑笑，“王会计，你儿子快上小学了吧？”
“可不是嘛，明年就上一年级了。”王会计说起儿子，眼睛都亮了，“小家伙调皮得很，昨天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赔了两块钱”
正说着，赵经理端着茶壶过来了。青花瓷的茶壶，配着四个小茶杯，茶叶是上等的茉莉花，一冲水，香气就飘出来了。
“小韩，请。”赵经理给我倒茶。
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水温热，花香沁人。四年前，我就是在这样一杯茶里，看到了茶煮匠的未来。
“老赵，王会计，”我放下茶杯，“我要调走了。”
两人愣住了。
“调走？调哪儿去？”赵经理问。
“香港。华润公司。”
“香港？！”王会计惊呼，“那么远”
赵经理沉默了一会儿，问：“去多久？”
“说不好，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年八年。”我说，“茶煮匠这边，以后就全靠你们了。”
王会计的眼圈红了：“小韩，您这一走我们心里没底啊”
“有什么没底的？”我笑了，“茶煮匠现在运转得这么好，你们俩配合默契，生意蒸蒸日上。我在这儿，也就是个甩手掌柜。”
这话不假。茶煮匠的具体经营，我早就放手了。赵经理管运营，王会计管财务，两人把生意打理得比我在时还好。
“可是”赵经理还想说什么。
“没什么可是的。”我摆摆手，“有几件事，我要嘱咐你们。”
两人正襟危坐。
“第一，茶煮匠的经营方针不变——薄利多销，服务百姓。不要因为生意好了就涨价，不要因为开分店了就降低质量。记住，咱们的根在老百姓，老百姓认可，茶煮匠才能长久。”
“明白。”赵经理点头。
“第二，财务要规范。每一笔账都要清清楚楚，该交的税一分不能少，该给员工发的钱一分不能扣。王会计，你是老党员，原则问题不能含糊。”
王会计郑重地说：“韩专员放心，账上的事，我从不马虎。”
“第三，”我顿了顿，“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保护好自己。如果如果政策有变化，该收缩就收缩，该关店就关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话我说得隐晦，但两人都听懂了。赵经理的脸色凝重起来：“韩专员，您的意思是”
“我没什么意思。”我端起茶杯，“就是提醒你们，做生意要审时度势。风大的时候，把帆收一收；雨大的时候，把船靠一靠。等天晴了，再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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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经理和王会计对视一眼，都点了点头。
“好了，正事说完了。”我笑着说，“晚上我请客，咱们一起吃个饭。就去老张家的羊肉馆，他家的炖羊肉是一绝。”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没再说工作的事，而是聊家常，聊孩子，聊太原城的变化。赵经理说起他女儿要嫁人了，王会计说起她儿子上学的趣事，我听着，笑着，心里却有些酸楚。
这些人，这些事，都是我这两年来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幻想姬 埂欣醉快现在要离开了，就像要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肉。
饭后，我起身告别。赵经理和王会计一直把我送到门口。
“小韩，”赵经理握着我的手，“您保重。茶煮匠，我们一定给您守好。”
“不是给我守好，”我纠正他，“是给咱们守好。茶煮匠是咱们一起创下的基业。”
“对，对。”赵经理重重点头。
王会计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小韩，这里有点全国粮票和钱，您带着路上用。香港那地方，花钱的地方多”
我推回去：“不用，我有。”
“您拿着！”王会计执意要给我，“您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这点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我看着王会计诚恳的眼神，最终接过了布包。布包沉甸甸的，不只是钱和粮票的重量。
“谢谢。”我说。
转身离开时，太原城的街灯已经亮了。1965年的小城，路灯昏黄，街上行人稀少。但我记得二年前刚来时，这里连路灯都没有几条。
二年，改变了很多东西。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小姨家。
我提着大包小包走进院门时，小姨正在院里晾衣服。看见我，她愣了一下，随即惊喜地叫起来：“小浩！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她放下手里的衣服，在围裙上擦擦手，拉着我往屋里走：“吃饭了没？小姨给你做饭去！”
“吃过了，小姨您别忙。”我把礼品放在桌上，“这是给您和小姨夫带的——两斤红糖、五斤白面、一块的确良布，还有些点心。”
“你这孩子，来就来，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小姨嗔怪道，但脸上满是笑容。
小姨夫从里屋出来，看见我，也很高兴：“小浩来了？坐坐坐！正好，我刚泡了茶。”
我们在堂屋坐下。堂屋很小，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墙上挂着像和几张奖状。陈设简朴，但干净整洁。
“小浩，你在山西工作还顺利吧？”小姨夫问，“听说你现在是副专员了，管七个县呢！”
“还行，就是忙。”我笑笑，“小姨，小姨夫，我这次来，是有事跟你们说。”
两人都看着我。
“我要调走了，去外地工作一段时间。”我说，“可能很长时间不能来看你们了。”
“调哪儿去？”小姨急忙问。
“香港。”
“香港？！”小姨惊呼，“那那不是在广东那边吗？离咱们山西可远了！”
“是很远。”我点头，“所以我走之前，想来看看你们。还有件事，想拜托小姨。”
“你说，什么事？”小姨拉着我的手， “跟小姨还客气啥？”
我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这里面是五百块钱。小姨，您收着。”
“五百块？！”小姨夫倒吸一口凉气，“小浩，这太多了！我们不能要！”
“小姨夫，您听我说。”我把信封推过去，“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父母的坟在老家，我不在的时候，想请小姨和小姨夫有空去上上坟，烧烧纸。这钱，是给你们的辛苦费。”
小姨的眼圈红了：“小浩，你这说的什么话！给你父母上坟，那是应该的！这钱我们不能要！”
“小姨，您一定得收着。”我坚持，“不光是为上坟。您和小姨夫年纪也大了，该吃好点，穿好点。我在外面工作，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
小姨哭了，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小浩，你从小就不容易现在有出息了，还惦记着小姨小姨心里”
“小姨，别哭。”我拍拍她的手，“我这是去工作，是好事。等我在那边站稳脚跟，就把你们接过去看看。”
小姨夫沉默了很久，终于说：“小浩，这钱我们收下了。但你要答应小姨夫一件事——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香港那地方，我听说复杂得很，你要多加小心。”
“我会的。”
我们又聊了一个多小时。小姨非要留我吃饭，去市场买了肉，包了饺子。吃饭时，她不停地给我夹饺子，说我瘦了，得多吃点。
吃完饭，我起身告辞。小姨和小姨夫一直把我送到巷口。
“小浩，等等。”小姨夫叫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这个你戴着。是我去年得的先进工作者奖励，上海牌的。你去香港，没块表不方便。”
那是一块半旧的上海牌手表，表盘有些磨损，但走时很准。
“小姨夫，这太贵重了”
“拿着！”小姨夫不由分说把手表戴在我手腕上，“出门在外，要知道时间。还有”
他压低声音：“小浩，你在外面，做事要谨慎。有些话，能不说就不说；有些事，能不做就不做。咱们普通老百姓，平平安安最重要。”
我心头一暖。小姨夫是个普通工人，没读过多少书，但这话说得实在。
“我记住了，小姨夫。”
“还有，”小姨夫继续说，“如果如果在外面遇到难处，就写信回来。小姨夫虽然没本事，但认识几个跑运输的朋友，也许能帮上忙。”
“好。”
小姨又哭了，拉着我的手不放：“小浩，一定要常写信回来让小姨知道你平安”
“我会的，小姨。”我抱了抱她，“您保重身体。”
我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见小姨和小姨夫站在巷口，朝我挥手。
那画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四年时间，韩家村的变化翻天覆地。村口修了牌楼，上面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村里的土路全部硬化成了水泥路。
虽然是晚上，但村里并不安静。村办加工厂里传来机器的轰鸣声，那是夜班工人在生产方便面和火腿肠。文化室里亮着灯，年轻人在里面看书学习。篮球场上，几个小伙子在打篮球，吆喝声传得很远。
我把车停在村委会门口。
“李书记。”我敲敲门。
李书记抬起头，看见是我，赶紧站起来：“浩娃子！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他给我倒水，一边倒一边说：“正好，我这儿有账要跟你对。上个月加工厂的利润又涨了，现在一个月能赚三万二！还有大棚蔬菜，第一批黄瓜已经上市了，在太原卖得可好了”
我听着，笑着，心里却在想怎么开口。
等李书记说完，我才说：“李书记，我要走了。”
“走？去哪儿？”李书记一愣，“又要去省里开会？”
“不是。”我摇摇头，“调走了，去香港工作。”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李书记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又戴上，仔细看着我：“小浩，你说真的？”
“真的。调令已经下了，明天就去北京报到，然后从北京去香港。”
李书记沉默了。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灯火通明的韩家村，看了很久很久。
“四年了”他喃喃道，“四年前，咱们村是什么样子？家家户户吃不饱饭，住的都是破土房。村集体的账上，就剩三块二毛钱。现在”
他转过身，眼圈红了：“浩娃子，没有你，就没有韩家村的今天。”
“李书记，您这话不对。”我站起身，“韩家村能有今天，是全体村民一起干出来的。我不过是出了点主意。”
“可没有你的主意，咱们就是想干，也不知道往哪儿干啊！”李书记激动地说，“养鸡厂、加工厂、大棚蔬菜、蚯蚓养殖哪一样不是你想出来的？还有这房子，这路，这沼气站”
他越说越激动：“浩娃子，你知道吗？去年过年，咱们村杀了十头猪，家家户户分了五斤肉！老人们都说，这辈子都没过过这么肥的年！还有孩子们，现在村里有小学了，孩子们不用走十几里路去外村上学了”
我看着李书记激动的样子，心里也涌起一股暖流。
是啊，四年时间，韩家村从全县最穷的村，变成了全省的模范村。人均收入从1961年的三百多元，涨到了三千四百六十元。家家住新房，户户有副业，孩子有学上，老人有保障。
这不止是数字的变化，更是几百口人命运的转变。
“李书记，”我打断他，“我这次来，就是想再看看咱们村。还有就是，有些话想跟您说。”
“你说，我听着。”
我们坐下，我把我对刘永好说的那些话，又对李书记说了一遍——保护好自己，保护好骨干，记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李书记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点头。
“还有，”我拿出三封封信，“这个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