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在华北平原上奔驰了整整一夜。我躺在软卧车厢的上铺，听着铁轨有节奏的“哐当”声，久久无法入睡。
软卧车厢条件不错，四人一间，床铺也干净。和我们同车厢的除了丁老，还有两位年轻人——都是丁老从外贸系统挑选的“青年才俊”，要一起派往香港华润工作的。
我睡上铺，对面是丁老。下铺两位年轻人，一个叫陈建国——二十五六岁，浓眉大眼，说话带着广东口音；另一个叫李卫国，二十七岁，北京人，戴副眼镜，文质彬彬的。
夜里十点多，车厢里的灯还亮着。丁老靠在床头看书，是一本《国际贸易实务》。陈建国在整理行李，李卫国则在写什么东西。
“小韩。”丁老忽然放下书，抬头看我，“还没睡？”
“有点睡不着。”我老实回答。
“想小林同志了？”丁老难得地笑了笑，语气里带着长辈的打趣。
我脸一热：“也不全是……”
“年轻人，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丁老坐起身，“我年轻时候，也和你们一样。那时候在延安，认识了我爱人。后来组织派我去上海搞地下工作，一别就是三年。那三年，我天天想她，写信写了厚厚一沓。”
陈建国和李卫国都停下手里的事，静静听着。
“那后来呢？”我问。
“后来？”丁老眼神变得悠远，“后来解放了，我们结婚了。组织上安排我们在北京工作，总算能在一起了。但好景不长，五十年代我又被派到香港，一待又是好几年。”
他叹了口气：“干革命工作，个人感情总是要让位于国家需要。这是咱们这一代人的宿命，也是责任。”
车厢里安静下来，只有火车行进的声音。
“丁老，”李卫国推了推眼镜，“您在香港那几年，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丁老想了想，“最难的不是工作，是那种孤独感。香港那地方，表面上灯红酒绿，实际上人情淡漠。大家都是生意人，见面只谈钱，不谈感情。你想找人说说心里话，都找不到人。”
他看向我们三个：“所以你们三个到了香港，要互相照应。你们都是组织上精挑细选的，是信得过的好同志。在外面，同志就是亲人。”
“是！”我们三个齐声回答。
丁老又看向我：“小韩，尤其是你。你是农村出来的，吃过苦，也干出了成绩。但香港和山西不一样，和北京也不一样。那里是资本主义社会，游戏规则完全不同。你要尽快适应，但也要守住底线。”
“我记住了，丁老。”
“还有，”丁老顿了顿，“香港华润的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表面上，我们是国营公司，代表国家做贸易。”
陈建国点头：“丁老放心，我在广州长大，对香港的情况多少了解一些。到了那边，我会带着韩浩同志和李卫国同志熟悉环境。”
“那就好。”丁老看看表，“不早了，都睡吧。明天下午到广州，咱们在广州住一晚，后天一早过关。”
灯熄了。车厢里陷入黑暗。
我躺在铺位上，睁着眼睛看车顶。窗外的月光透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明天就到广州了。再过一天，就到香港了。
那个只在电影里见过的东方之珠，那个汇集了资本、机会、诱惑的繁华都市，就要真实地展现在我面前。
而我，一个从1961年重生而来，在山西农村摸爬滚打了四年的年轻人，要去那里开启新的人生阶段。
心里有期待，有忐忑，也有一种使命感。
丁老说得对，我去香港不是为了个人享受，是为了学本事，为国家做事。这个信念，我要牢牢记住。
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梦里，我看到了林雪晴，看到了韩家村的老槐树，看到了星火工业园的厂房……
第二天下午两点，火车缓缓驶入广州站。
广州，这座南方大城，与我记忆中的北方城市截然不同。一下车，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突然走进了蒸笼。
站台上人声鼎沸，比北京站还要热闹。挑着担子的小贩高声叫卖：“凉茶！正宗王老吉凉茶！”“云吞面！热腾腾的云吞面！”
人们的穿着也更“洋气”些。虽然还是以中山装、列宁装为主，但能看到不少人穿着短袖衬衫，女性也有穿裙子的——这在北方的十月，几乎不可想象。
“广州比北京热多了。”李卫国擦着额头的汗，他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
“这才十月份，还算凉快的。”陈建国笑道，“要是七八月来，那才叫热，走在街上像烤火。”
丁老走在前面，步履稳健。他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广州，对这里很熟悉。
“建国，”丁老回头说，“你去联系招待所的车。咱们先去安顿下来。”
“是！”
陈建国应了一声，快步朝站外走去。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脚上是皮鞋，在人群中穿梭自如，一看就是常来广州的。
我们在出站口等了一会儿。广州站的建筑风格与北京站不同，更偏西式，红砖墙，拱形窗，站前广场上种着高大的棕榈树。
“这就是南方啊……”我喃喃道。
四年来，我走过山西的黄土高原，去过北京的皇城根下，但来到广州，还是第一次。这里的植被、建筑、口音、气候，都与我熟悉的北方截然不同。
“小韩，感觉怎么样？”丁老问我。
“很不一样。”我说，“比我想象的还要热，还要潮湿。但很有活力，街上的人走路都很快。”
“对，广州人做事雷厉风行。”丁老点头，“这里离香港近，受资本主义影响也早。你多看多学，对你去香港有帮助。”
正说着，一辆黑色轿车驶过来，停在路边。是那种老式的伏尔加轿车，车身很宽大。
陈建国从副驾驶下来：“丁老，车来了。招待所安排在沙面，那边环境好，也安全。”
我们上了车。车子驶出火车站，汇入广州的街道。
1965年的广州，已经初具现代化城市的雏形。街道比北京窄，但更密集。路两旁是骑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底层是商铺，二楼以上住人，临街的走廊可以遮阳避雨。
商铺的招牌大多是繁体字，有的还写着英文。卖什么的都有：布匹、药材、海鲜、日用百货……街上行人如织，自行车、三轮车、偶尔驶过的轿车，交织成一幅繁忙的市井图。
“这就是珠江。”车子经过一座大桥时，陈建国指着窗外说。
珠江宽阔，江水浑浊，但航运繁忙。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往来，有木船，有机帆船，还有几艘小火轮。江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建筑，有些是西式洋楼，有些是中式民居，混杂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广州是千年商埠，”丁老说，“自古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窗口。唐朝时就有‘广州通海夷道’，宋朝时设市舶司，明清时‘十三行’更是闻名世界。”
他看向我们：“咱们国家现在搞建设，需要外汇，需要技术。广州这个窗口很重要，香港那个窗口更重要。你们去了，要好好干，把窗口擦亮。”
“是！”我们齐声应道。
车子驶过珠江大桥，进入一片宁静的区域。这里的建筑全是西式风格，有哥特式的教堂，有巴洛克式的银行大楼，街道两旁种着高大的榕树，树冠遮天蔽日。
“这就是沙面。”陈建国介绍，“以前是英法租界，建筑都是西洋风格。现在大部分作为政府招待所和机关办公用。”
沙面岛不大，但环境清幽。与外面喧闹的市井相比，这里像是另一个世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偶尔能看到几个外国人走过——可能是苏联专家，也可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人。
车子在一栋三层小楼前停下。楼是白色外墙，拱形门窗，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广东省人民政府外事招待所”。
招待所的条件比我想象的要好。虽然是1965年，但这里是专门接待外宾和重要内宾的地方，设施齐全。
我和李卫国住一间，双人房，有独立卫生间——这在北京的招待所都少见。房间里有电风扇，有写字台，甚至还有一台收音机。
“这条件真不错。”李卫国放下行李，好奇地打量着房间，“比北京的一些宾馆还好。”
“沙面招待所是广州最好的之一。”陈建国帮我们把行李搬进来，“主要是接待外宾和重要领导的。丁老级别高，咱们沾光了。”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窗外是庭院，种着几棵玉兰树，花开正盛，香气扑鼻。远处能看到珠江，江面上船只往来，汽笛声声。
“建国同志，”我问，“你常来广州？”
“算是吧。”陈建国在床边坐下，“我父亲是广东人，解放前就在广州做生意。解放后，父亲把生意交给了国家，自己进了外贸系统工作。我从小在广州长大，后来去北京读书，毕业后也进了外贸部。”
他顿了顿：“这次丁老点名要我一起去香港，一是因为我懂粤语，熟悉香港情况；二是因为我父亲在香港有些老关系，也许能用得上。”
“原来如此。”我点头。
“韩浩同志，”陈建国看着我，“我听说过你。在山西搞星火工业园，把韩家村从贫困村变成模范村。丁老很欣赏你，说你是有大才的人。”
“丁老过奖了。”我谦虚地说，“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到了香港，咱们互相帮助。”陈建国真诚地说，“你是丁老重点培养的，将来肯定要挑大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
“谢谢建国同志。”
正说着，门外传来敲门声。是招待所的服务员，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梳着两条辫子。
“几位同志，餐厅开饭了。丁老请你们下去用餐。”
餐厅在一楼，是个小厅，摆了四张桌子。我们到的时候，丁老已经在主桌坐下了。桌上摆着四菜一汤：白切鸡、清蒸鱼、炒青菜、红烧肉，还有一个老火靓汤。
“坐。”丁老示意我们坐下，“广州菜清淡，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
“吃得惯，吃得惯。”李卫国连忙说，“这比我们在北京的伙食好多了。”
丁老笑了：“在广州，就要吃广州菜。到了香港，饮食更杂，什么口味都有。你们要尽快适应。”
我们坐下吃饭。白切鸡鲜嫩，蘸着姜葱酱吃，别有风味。清蒸鱼是用鲈鱼做的，肉嫩刺少，味道鲜美。汤是排骨玉米汤，炖了很久，汤色乳白，香气扑鼻。
“丁老，”我边吃边问，“咱们明天怎么过关？”
“明天一早，会有车送我们去深圳。”丁老说，“到了深圳，从罗湖口岸过关。香港那边，华润公司会派车来接。”
他放下筷子，神色严肃起来：“过关的时候，有几件事要注意。”
我们都放下筷子，认真听着。
“第一，证件要保管好。你们的通行证、工作证，都是特别办理的，丢了很麻烦。”
“第二，过关时不要多说话。海关人员问什么答什么，不要主动攀谈，更不要谈论工作。”
“第三，行李要检查清楚。不该带的东西一样不要带，该带的东西一样不能少。”
“不该带的东西？”李卫国问，“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