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丁老压低声音，“大陆的内部文件、机密材料、政治书籍等等。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这些东西带过去，如果被查出来，会很麻烦。”
他看向我们：“你们都是党员，政治觉悟要高。到了香港，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心里要有数。工作上的事，在公司谈；生活上的事，在住处谈。公共场合，谨言慎行。”
“明白了。”我们点头。
“还有，”丁老继续说，“香港的社会制度和大陆完全不同。你们去了，会看到很多在大陆看不到的东西——高楼大厦、私家车、夜总会、跑马场这些，你们看看就好，不要沉迷，更不要羡慕。要记住，资本主义的繁华背后，是剥削，是不平等，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这话说得沉重。我们都沉默了。
丁老看着我们，眼神复杂：“我说这些，不是要吓唬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好准备。香港那个环境，对年轻人诱惑很大。你们要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生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果立场不坚定，很容易迷失。”
他顿了顿：“但我也相信你们。组织上挑选你们，是经过严格考察的。你们都是好同志，有理想，有信念。只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在香江站稳脚跟，为国家做出贡献。”
“丁老放心，”陈建国郑重地说，“我们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对！”我和李卫国也表态。
丁老欣慰地笑了：“好，吃饭吧。多吃点，明天要赶路。”
那顿饭吃得有些沉重。饭后，我们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
早餐很简单，粥、馒头、咸菜。吃完后，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已经等在招待所门口。
“上车吧。”丁老说。
吉普车驶出沙面，穿过还在沉睡的广州城，驶向深圳方向。
路况不好，大多是土路，坑坑洼洼。吉普车颠簸得厉害，我们只能紧紧抓住扶手。窗外的景色从城市逐渐变为乡村，又从乡村变为丘陵。
“这条路，”丁老看着窗外，“我走过很多次了。五十年代，我每次从香港回大陆，或者从大陆去香港，都要走这条路。那时候路更差，车更破，一趟要走七八个小时。”
“现在好多了。”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这几年修了路，四五个小时就能到。”
“是啊，国家在发展。”丁老感慨，“每次走这条路，都能看到变化。以前路两边都是荒地，现在能看到农田、村庄，有的地方还建了工厂。
确实，沿途能看到一些新建的砖瓦房，能看到田里劳作的身影，能看到冒着烟的烟囱——那是小工厂的痕迹。
1965年的中国，虽然还贫穷，但已经在艰难中前行。就像这条颠簸的路，虽然不好走，但一直在延伸。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深圳。
1965年的深圳，还不是后来那个现代化大都市。这里是个小镇，或者说，是个大一点的村庄。街道狭窄，房屋低矮，路上行人不多，偶尔能看到几辆自行车。
但这里的气氛很特别。也许是靠近边境的缘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感。街上能看到解放军战士在巡逻，穿着绿军装，背着枪，神情严肃。
吉普车在一栋两层小楼前停下。这里是深圳边防检查站。
“下车吧。”丁老说，“先在这里办手续。”
我们提着行李走进小楼。里面很简陋，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像和边防条例。几个边防战士在办公，见到丁老，都站起来敬礼。
“丁主任！”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迎上来，“手续都办好了，就等你们了。”
丁老点点头：“辛苦了。这三位同志是新派往香港工作的，你给他们讲讲过关的注意事项。”
“是！”
那干部把我们带到一边，详细讲了过关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和丁老昨天说的差不多。然后开始检查我们的证件和行李。
检查很严格。每件行李都要打开，每样东西都要查看。我的帆布包里除了衣物、笔记本、手表，还有林雪晴给的酱菜，都被一一检查。
“这个笔记本？”检查人员拿起林雪晴的日记本。
“是私人日记。”我说，“我爱人送的。”
检查人员翻了翻，看到里面都是生活记录，没有敏感内容，就还给了我。
“这个酱菜可以带吗？”我问。
“可以，食品没问题。”检查人员说，“但到了香港，如果海关问起，就说是个人的。”
“明白。”
检查完行李，又检查证件。我们的通行证是特别办理的，盖着外交部的章。检查人员仔细核对了照片、姓名、出生日期等信息，确认无误后，才还给我们。
“可以了。”丁老看看表，“走吧，过关。”
我们从检查站后门出去，走了大约一百米，来到罗湖桥头。
罗湖桥，这座连接深圳和香港的桥梁，在1965年还是个简陋的铁桥。桥不宽，只能容两辆车并排通过。桥中间有一道铁门，就是分界线。
桥这边，是五星红旗；桥那边，是米字旗。
站在桥头，我忽然感到一阵恍惚。这座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见证多少历史变迁，多少悲欢离合。而此刻，1965年的秋天，我要从这里走过去，从社会主义中国走到资本主义香港。
“走吧。”丁老说。
我们提着行李，走上罗湖桥。桥面是木板的，踩上去发出“咚咚”的声音。桥下是深圳河，河水浑浊，缓缓流淌。
走到桥中间，那道铁门前，我们停了下来。这边有中国边防战士站岗，那边有香港警察——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腰间别着警棍。
交接手续很快。这边的战士把我们的证件交给那边的警察，警察核对后，打开铁门。
“可以过去了。”丁老说。
我们迈过那道门槛。
一步之隔，两个世界。
过了罗湖桥，就算是进入香港地界了。
这边的建筑风格立刻不同。虽然还是农村景象，但能看到一些西式的小楼，屋顶是红色的瓦，墙上刷着白灰。路上跑的车也更多，除了吉普车，还有轿车，甚至能看到几辆双层巴士。
“丁主任！”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人迎上来，“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
“老赵！”丁老和他握手，“你怎么亲自来了？”
“丁主任您来，我当然要亲自来接。”被称作老赵的人笑道，然后看向我们，“这三位就是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我是华润公司办公室主任，赵启明。”
“赵主任好。”我们齐声问好。
“车在那边，”赵启明指着路边，“咱们先回公司，丁主任您休息一下，晚上王总经理设宴，给你们接风。”
路边停着两辆车，都是黑色的轿车，牌子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那是英国的“奥斯汀”轿车。
丁老坐前一辆，我们三个坐后一辆。车子启动，驶离罗湖口岸。
窗外的景色在变化。从乡村逐渐变为城镇，又从城镇逐渐变为城市。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辆越来越多。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1965年的香港。
街道两旁是密集的楼房，大多是四五层高，外墙斑驳，挂着密密麻麻的招牌。招牌上全是繁体字，有的还闪着霓虹灯——虽然是白天，但有些霓虹灯还亮着。
街上行人如织，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穿西装的男士，有穿旗袍的女士，有穿学生装的孩子。人们的步伐很快，神情匆忙，和广州的市井气息不同，这里更有一种“快节奏”的感觉。
车窗外掠过各种景象：叮叮车（有轨电车）在轨道上缓缓行驶，发出“叮叮”的声响；双层巴士挤满了人，从车窗能看到乘客的脸；人力车夫拉着车在街上跑，满头大汗；小贩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报纸、小吃
“这就是香港。”陈建国轻声说，“和大陆完全不一样，是吧？”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确实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繁华、喧嚣、多元，与我生活了四年的山西农村，与我熟悉的北京城，都截然不同。
车子驶过一条繁华的街道，我看到了更高的大楼——有十几层高，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了大酒店，门口站着穿制服的门童。看到了电影院，海报上画着穿旗袍的女明星。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吗？这就是香港吗？
我心里涌起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我被这种繁华震撼——1965年，大陆还在为温饱奋斗，这里已经有了高楼大厦、私家车、霓虹灯。另一方面，我想起了丁老的话：资本主义的繁华背后，是剥削，是不平等。
车子继续前行，穿过隧道，驶上盘山公路。从山上往下看，维多利亚港尽收眼底。
蔚蓝的海水，繁忙的港口，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对岸是九龙，高楼林立，密密麻麻。海面上，渡轮穿梭，拖船往来，一派繁忙景象。
“那就是维多利亚港。”赵启明坐在副驾驶，回头对我们说，“香港的命脉。全世界的好东西从这里进来，中国的好东西从这里出去。”
我凝视着那片海，那片港。这就是华润公司战斗的地方，这就是我要工作的地方。
车子下山，驶入中环。这里是香港的商业中心，街道更宽，建筑更高，行人更时尚。西装革履的洋人，穿着旗袍的中国女人，拎着公文包的职员各色人等，匆匆而过。
最后，车子在一栋八层高的楼前停下。楼是灰色的，方方正正，门口挂着牌子：“华润公司”。
“到了。”赵启明说，“这就是咱们的总部。”
我们下车，抬头看这栋楼。在周围更高的大楼衬托下，它不算起眼，但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
这就是华润，这就是国家在香港的窗口，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奋斗的地方。
丁老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小韩，到了。从今天起，你就是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干部了。记住你的使命，记住你的初心。”
我深吸一口气，挺直腰板：“是！”
走进华润公司大楼，大厅里人来人往。有的拎着公文包匆匆上楼，有的在接待处与人交谈，有的在布告栏前看通知。
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气味——是纸张、油墨、汗水和某种不知名的香水混合的味道。这是香港的味道，是国际贸易的味道，也是新生活的味道。
赵启明带我们上楼。楼梯是水磨石的，扶手是木质的，踩上去发出沉稳的声响。
在二楼走廊，我看到一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几个人正在开会。说的是粤语，语速很快，我听不懂，但能感受到那种紧张的工作氛围。
赵启明说，“三位同志的宿舍安排在铜锣湾，一会儿我让人带你们过去。今天先安顿，明天正式上班。”
我们跟着上了四楼。丁老的办公室很大，有办公桌、书架、沙发，还有一台电风扇在转。窗外能看到远处的海。
“坐。”丁老在沙发上坐下，“到了香港，有几件事要跟你们交代清楚。”
我们坐下，认真听着。
“第一，华润的工作性质特殊。我们既是商业公司，要赚钱；又是国家机构，要完成任务。这两者有时候会有矛盾，你们要把握好平衡。”
“第二，香港社会复杂。有英国人，有本地商人，有大陆来的，有台湾来的，还有世界各国的人。你们在工作中，要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但也要保持警惕。”
“第三，生活上要自律。香港诱惑多，黄、赌、毒都有。你们是组织上派来的干部，要洁身自好，不要给组织抹黑。”
他顿了顿，看着我们：“你们三个，都是组织上精心挑选的。我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香港这块土地上，干出一番事业，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丁老放心，”陈建国代表我们表态，“我们一定努力工作，严守纪律，为国家争光。”
“好。”丁老欣慰地点头，“去吧，先去安顿。晚上六点，公司餐厅，王总经理给你们接风。”
我们起身告辞。走出丁老办公室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丁老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维多利亚港，背影挺拔，但鬓角已经斑白。
这个老人，把大半辈子都献给了国家的外贸事业。从延安到上海，从北京到香港，他走过千山万水，经历过无数风雨。
而现在，他把我带到了这里，带到了香港，带到了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地方。
我心里涌起一股责任感。我要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成长，在这里为国家做事。等有一天我回到大陆，要把在香港学到的知识、技术、经验，都带回去，建设家乡，建设国家。
走出华润大楼，香港的阳光有些刺眼。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