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留下五十港币和剩下的白酒，默默离开。他的话沉甸甸的。我记录的不仅仅是路线和时间，更是一个时代的灰色剪影。
一个半月下来， 我通过食物、小额现金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情，陆陆续续从七八个不同渠道的偷渡者口中，拼凑出了一幅破碎但逐渐清晰的“路线图”：陆路主要有三条（梧桐山、沙头角、罗湖山区），水路则有大小五六处登陆点，价格从一百到一千五百港币不等，成功率天差地别。
我也摸清了一些规律：潮汐、巡逻间隙、不同“蛇头”的信用和风险。更重要的是，我确认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对于传递像借据那样轻薄但无比重要的物品，现有的偷渡网络都极不可靠。物品极易丢失或被私吞，风险完全不可控。
这条路，暂时走不通。我将记录路线的纸条烧掉，灰烬冲入下水道。但这段经历并非无用，它让我更深切地理解了这片土地暗流之下的欲望与挣扎，也让我彻底放弃了利用灰色地带的念头——我必须寻找更稳妥、更智慧的方法。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我很久没睡着。
那些偷渡者的脸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游过深圳河、穿过边境线，为了什么？为了香港的繁华？为了更好的生活？
也许都有。但更多的是无奈。
1965年的大陆，虽然比前几年好了很多，但依然贫穷。农村户口很难进城，城里工作机会有限，粮食还要凭票供应。而香港这边，工厂在招工，码头在招工，建筑工地也在招工。一个月能挣两三千港币，是大陆工人工资的一百倍。
这种巨大的落差，驱动着一批又一批人铤而走险。
但我也看到，很多偷渡者到了香港，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美好。住笼屋、做苦力、被剥削，还要时刻担心被遣返。香港的繁华属于有钱人，不属于他们。
这种观察让我心情复杂。一方面，我理解他们的选择；另一方面，我知道这种无序流动不是长久之计。
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通过偷渡渠道传递重要物品，风险太大。那些“蛇头”不可靠，边境巡查越来越严，一旦被抓，后果不堪设想。
借据的事，还得想其他办法。
就在我每周日坚持观察偷渡情况的同时，工作日里，我对香港的商业环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培训进入第三周时，赵主任安排我们到各部门轮岗实习。我被分到粮油食品部的市场调研科，任务是协助收集香港食品零售市场的资料。
这给了我光明正大逛街考察的机会。
1965年的香港零售业，还处在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初期。大型百货公司只有寥寥几家：永安、先施、大新、中华百货。这些百货公司主要服务中产阶级和富人，商品价格较高。
普通市民购物，主要去三种地方：
一是街市（菜市场）。香港每个街区都有街市，卖肉、菜、鱼、水果等生鲜食品。早上和傍晚最热闹，人声鼎沸，气味混杂。
二是士多（小杂货店）。遍布大街小巷，卖油盐酱醋、饼干糖果、烟酒饮料等日用品。店面很小，货品堆得密密麻麻，老板通常就住在楼上。
三是专卖店。米铺、油铺、酱园、茶庄、海味店这类店铺专业性强，老字号很多。
但有一种店铺，我在香港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便利店。
不是士多那种小杂货店，而是后世那种24小时营业、统一标识、标准化管理的便利店。1965年的香港，还没有7-11，没有ok便利店，没有全家。
这个发现让我心跳加速。
我知道便利店模式什么时候会在香港出现——1970年代后期，7-11才会进入香港。而现在还是1965年，整整早了十多年。
更让我兴奋的是，我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切入时机。
1965年初，香港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银行危机。几家华资银行因为过度放贷给地产商，在地产市场调整时陷入困境，其中一家倒闭，引发储户恐慌。虽然危机很快被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联手平息，但对普通市民的冲击已经造成。
四月份的恒生银行挤兑事件更是雪上加霜。虽然恒生最终被汇丰收购，避免了倒闭，但市民对华资银行的信心严重受损。
银行危机传导到实体经济。一些靠银行贷款维持的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被迫裁员甚至倒闭。失业率上升，市民消费能力下降。
反映在零售市场，就是购买力萎缩，士多店主抱怨生意难做，有些甚至考虑关店。
危机，危机，危中有机。
我花了三个晚上，整理出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不仅描述了市场现状，还分析了背后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当前香港零售业分散、低效、抗风险能力弱。华润作为国有企业，应该主动布局零售终端，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具体建议是：试点开设“便民商店”。
这种商店与传统士多不同：第一，统一标识、统一装修、统一管理；第二，商品品类更全，除了食品日用品，还可代售邮票、提供复印等服务；第三，营业时间更长，部分店铺可尝试24小时营业；第四，与华润的采购优势结合，商品价格更有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我提出了一个关键切入点：收购或合作现有经营困难的士多店。
银行危机导致不少士多店主资金紧张，正想转让店铺。华润可以以较低成本接手，快速铺开网络。同时，这也是一种“雪中送炭”，能赢得市民好感。
报告写完的那天晚上，我反复修改了好几遍。既不能写得太超前，显得不切实际；又不能太保守，失去创新价值。
最终，我决定从“解决市民生活困难”“稳定市场供应”的角度切入，这样更符合华润作为国企的社会责任定位。
我将精心撰写的《关于在香港试点开设便民商店以稳定供应、探索零售新模式的报告》交给了粮油食品部林国栋经理。
林经理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足足二十分钟。期间，他的表情从好奇到凝重，再到恢复平静。
“小韩啊，”他放下报告，摘下眼镜，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你这个想法很有开拓性。年轻人就是有冲劲，敢想敢干，这是好事。”
我的心稍微提起来一点。
“但是，”他话锋一转，手指敲着报告封面，“问题也不少啊。第一，华润是搞大宗国际贸易的，是国家外汇战线的尖兵。开小店卖油盐酱醋？这传出去，别的兄弟单位怎么看？上层领导怎么看？会不会觉得我们不务正业？”
“林经理，我认为这恰恰是务正业。”我试图解释，“掌握终端零售渠道，能直接获取市场需求第一手信息，反哺我们的采购决策，还能”
林经理摆摆手，打断我：“第二，开店要钱、要人、要地方。钱从哪里来？公司的外汇额度每一分都要用在刀刃上，进口粮食、钢材、机器设备，哪样不比开店紧要？人从哪里来？我们都是外贸干部，谁懂零售？谁愿意去站柜台？地方就更复杂了，在香港租铺面，要和业主、地头蛇、差佬（警察）打交道，麻烦一大堆。”
“我们可以先小规模试点，投入不会很大。人选可以在本地招聘培养”
“第三，”林经理仿佛没听见，继续列举，“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政策风险。我们是什么企业？是国有企业，是代表国家的。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每一步都要谨慎再谨慎。开店，和市民、和小商小贩直接竞争，抢了他们的饭碗，会不会引发本地舆论反弹？被别有用心的人渲染成‘共产经济入侵’？这个政治责任，谁来负？”
他每说一条，我心中的热度就凉一分。这些理由听起来都冠冕堂皇，站在部门负责人的立场上，甚至无可指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稳定压倒一切，尤其是政治上的稳定。
“林经理，我理解您的顾虑。但市场机遇稍纵即逝，现在香港零售业正处在低潮，正是低成本介入的好时机。我们可以把试点控制在小范围内，低调进行”
“小韩啊，”林经理的语气变得语重心长，像是长辈在劝导冒进的晚辈，“你的热情和能力，我都看在眼里。丁总把你从山西要过来，是寄予厚望的。你应该把精力放在我们部门的主业上，比如怎么把山西的老陈醋卖得更好，怎么从泰国买到更便宜的大米。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功劳。至于开店这种新鲜事物还是再研究研究，观望观望吧。”
“研究研究，观望观望”。我太熟悉这套话语了。在体制内，这六个字往往意味着无限期的拖延，直至不了了之。
我深吸一口气，知道在林经理这里，此路暂时不通了。但我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林经理，那这份报告，能否请您转呈丁总看看？听听他的意见？”
林经理沉吟了一下，似乎在想如何婉拒。最终，他点了点头：“报告先放我这里。丁总这几天去广州出差了，参加一个重要的外贸协调会，大概要一周后才能回来。等他回来，视情况我再向他汇报。”
一周。我捕捉到了这个时间信息，也听出了他话语中的保留——“视情况”。这意味着丁老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份报告，或者看到时已是许久之后，时过境迁。
“我明白了，谢谢林经理。”我平静地起身离开。
走出林经理办公室，我没有感到多少沮丧，反而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清醒。前世的职场经验告诉我，创新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推动起来有多难。林经理不是坏人，他只是庞大机器上一个恪守本分、规避风险的齿轮。
指望体系主动变革是低效的。真正的破局，往往需要来自体系外的压力，或者体系内更高层、更有魄力者的直接推动。
丁老是那个可能的高层推动者，但他出差了，而且归期未定。我不能被动等待。
b计划，必须加速了。
上午九点，我穿上最好的那套灰色中山装——是来香港前在北京做的，料子不错，但款式明显与香港的西装格格不入。不过没关系，我要的就是这种“大陆干部”的感觉。
从中环皇后大道中28号的华人行大厦出来，我抬头看了看这座十二层高的建筑。在1965年的香港，这算是高档写字楼了。我要找的律师事务所就在八楼。
电梯是那种老式的手拉门电梯，需要操作员控制。开电梯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穿着制服，彬彬有礼。
“八楼，谢谢。”
“好的，先生。”
电梯缓缓上升。透过铁栅栏门，能看到每一层的景象。六楼是一家洋行，几个外国人在走廊交谈；七楼是会计师事务所，算盘声噼啪作响。
八楼到了。走廊铺着深红色地毯，墙上挂着油画，安静而肃穆。
我找到808室，门牌上写着“陈冯律师事务所”。推门进去，前台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姐，穿着职业套裙，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她普通话带粤语口音，但很清晰。
“我预约了陈律师，姓韩。”
“韩先生请稍等。”
我在等候区的沙发上坐下。沙发是真皮的，很柔软。茶几上摆着几本杂志，《南华早报》《经济学人》，还有一本英文的法律期刊。
等了大约十分钟，内间门打开，一个四十多岁、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走出来。他戴着金丝眼镜，头发梳得整齐，笑容得体。
“韩先生？我是陈志坚。请进。”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房间不大，但布置精致。实木书柜占满一面墙，里面全是精装书籍。办公桌很大，摆着台灯、笔筒、文件架。窗外能看到维多利亚港的一角。
“请坐。”陈律师在办公桌后坐下，“韩先生是第一次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