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刚来一个多月。
“在哪个部门高就？”
这个问题很自然，但我不能说实话。华润干部的身份敏感，我不能以这个名义咨询私人商业事务。
“我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我含糊地说，“今天来咨询，是有些私人问题想请教。”
陈律师点点头，没有追问：“请讲。”
我斟酌着措辞：“陈律师，我有个亲戚，想在香港做些小生意。但他不是香港人，也没有香港身份证。想问一下，有什么合法途径可以在香港注册公司？”
陈律师推了推眼镜：“这个问题很常见。香港是自由港，对公司注册者的国籍没有限制。外国人、大陆人都可以注册。关键是”
他顿了顿：“需要有一个香港居民作为公司董事或股东。另外，要有香港的注册地址。”
“如果没有香港居民愿意合作呢？”
“那就比较麻烦。”陈律师说，“不过，可以找信托公司或律师事务所代持股份。我们事务所也提供这种服务，当然，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我记下了。代持股份，这是常见操作。
“另外，”我继续问，“如果公司赚了钱，想把资金汇回大陆，是否可行？”
陈律师的表情变得谨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目前大陆的外汇管制很严格，个人汇款限制很多。但如果通过正规贸易渠道，比如公司对公司的汇款，会容易一些。”
他看了我一眼：“韩先生，恕我直言，您问的这些问题，不像‘小生意’那么简单。您那位亲戚，到底想做什么？”
我笑了笑：“确实是些小生意。比如开个士多店，或者做点小贸易。”
陈律师显然不信，但也没有深究。律师的职业操守让他懂得分寸。
“如果只是开士多店，其实不用注册公司。”他说，“以个人名义申请商业登记就可以。但如果是做贸易，特别是进出口，就需要公司实体了。”
“我明白了。”我点头，“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如果有人想从大陆带些旧物过来，比如家传的字画、借据之类，有什么合法渠道吗？”
陈律师这次真的皱起了眉头：“字画、古董这类文物，出境需要大陆文物部门的批准。私人借据倒是不算文物，但也要看内容。如果是涉及财产权利的旧借据，可能被视为有价证券，出入境也会有管制。”
他顿了顿，压低声音：“韩先生，我多嘴一句。香港这个地方，表面自由，实际上有很多看不见的规则。特别是涉及跨境的事情，要特别小心。有些灰色地带的‘办法’，短期可能有效，长期风险很大。”
这话说得很含蓄，但我听懂了。他在提醒我，不要走歪路。
“谢谢陈律师提醒。”我真诚地说，“我就是想了解清楚规则，合法合规地做事。”
“那就好。”陈律师脸色缓和了些，“如果需要注册公司或咨询其他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初次咨询免费，后续服务我们会按标准收费。”
“明白。谢谢陈律师。”
离开律师事务所时，我已经有了清晰的思路。
第一，以私人名义在香港做生意是可行的，但需要找本地人代持股份。
第二，零售和贸易可以同时进行。零售店作为终端销售点，贸易公司作为采购和批发平台。两者相辅相成。
边走边想，我回到了中环的繁华街道。周日的中环，人流比平日少些，但依然热闹。西装革履的洋人挽着穿旗袍的女士走进酒店；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在书店橱窗前驻足；小贩推着车叫卖菠萝包和丝袜奶茶
这就是香港，规则与机会并存的香港。
我站在皇后像广场，看着远处的汇丰银行大厦。那栋楼在1965年已经是香港的地标，象征着资本的力量。
而我要做的，是在这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里，找到一条既能实现个人价值，又能服务国家利益的道路。
便利店计划是第一步。如果能成，不仅能赚钱，还能为华润探索新的业务模式，为将来大陆的零售业发展积累经验。
更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个平台，一个不受华润体制限制、可以自由施展的商业平台。
前世的我，在2025年的金融市场上搏杀，最后输得一败涂地。这一世，我要用更稳健的方式，更长远的眼光，打造真正有价值的事业。
香港，将是我的试验场。
回到铜锣湾宿舍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陈建国和李卫国都不在，估计出去逛街了。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份关于便利店的报告副本，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在最后一页加了一段：
“此计划若实施，建议先试点2-3家店。选址应在居民区，避开竞争激烈的商业区。商品结构以食品日用品为主，突出‘便民’特色。可考虑与华润现有供应商合作，降低成本。管理模式可借鉴日本、美国的连锁便利店经验，但需本土化改良。”
写完后，我把报告重新收好。
接下来要做的事很多：继续完善方案，寻找合适的店铺，物色管理人员，准备启动资金…
又一个周日，我再次来到中环皇后大道中28号的华人行大厦，踏入“陈冯律师事务所”。
与上次公事公办的咨询不同，这次会面在陈志坚律师的小型会客室进行，氛围更为私密。茶几上摆着两杯清茶。
“韩先生，再次见面。”陈律师笑容依旧得体，但眼神中多了一丝探究，“上次您咨询的问题，似乎意犹未尽。”
我没有绕弯子：“陈律师，您上次提到，贵所可以提供公司股份代持服务。我想了解得更具体一些，比如，如何确保代持人的绝对诚信，以及这种合作能否建立在更深度的信任基础上。”
陈律师坐直了身体，神情变得专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这类合作最关键的核心。法律协议可以规定违约责任，但那只是事后补救。真正的信任，往往需要前置的筛选和共同的利益基础。”
我缓缓说道：“我观察和打听过，陈律师您在业内口碑很好，专业、谨慎，最重要的是，重承诺。令尊早年从潮州来港，白手起家，最重‘信义’二字。这是您家的门风。”
陈律师眼中闪过一丝讶异，随即化为欣赏：“韩先生有心了。”
“所以，我想提出一个超出常规法律服务的合作建议。”我直视他的眼睛，“我希望聘请您，不仅作为我未来公司的法律顾问和股份代持人，更作为公司的常务董事，参与实际运营。
我会支付您一份高于目前律所合伙人收入的固定薪酬，外加未来公司的业绩分红。”
陈律师彻底愣住了。这个提议显然超出了他通常处理的业务范畴。
“韩先生这非常规。我的主业是律师。”
“我知道。但您也精通商业法，对香港的商业环境了如指掌。我需要的不只是一个藏在幕后的代持人，而是一个能在台前帮我处理法律、财务、政府关系，并能真正为公司利益考量的伙伴。您的时间可以分配，初期公司事务不会太繁重，律所的工作您可以继续兼顾。”
我顿了顿，抛出关键条件：“初期薪酬，我可以按您目前年薪的一点五倍支付，按月预付。法律服务和代持的佣金另算。我们需要签订一份详细的协议，规定彼此的权利、义务、保密条款以及退出机制。一切都在法律和商业规则的框架内，阳光透明。”
陈律师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手指无意识地在茶杯边缘摩挲。我能看出他内心的权衡：一方面是稳定的、受人尊敬的律师生涯；另一方面是一个未知但充满诱惑的商业邀请，以及对他能力和信誉的高度认可。
“韩先生，”他终于开口，声音缓慢而清晰，“您所规划的事业，具体是什么？风险有多大？长远的目标又是什么？我必须知道，我可能将自己和事务所的声誉与什么绑定在一起。”
我拿出一份比提交给林经理那份简略、但核心思路一致的《便民商店试点计划书》递给他。这次，我着重阐述了市场机遇、运营模式、风险控制以及长期愿景——打造一个连接大陆优质商品与香港市民的可靠零售网络，并探索未来现代零售管理的经验。
陈律师仔细翻阅着，越看神色越凝重，也越兴奋。他看到了其中严谨的市场分析，也看到了潜在的政治和商业风险，但更看到了其中蕴含的、契合香港未来发展的商业逻辑。
“很有野心，也很有见地的计划。”他合上计划书，“但如果华润不参与，启动资金从何而来？”
“我有一些积蓄，可以启动第一家试点店。如果模式成功，我相信可以吸引到其他资源，甚至届时华润的态度也可能改变。”我没有透露全部底牌，但给出了可行的路径。
又是片刻沉默。陈律师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维多利亚港。
“我父亲常跟我说，律师的职责是帮客户控制风险，但有时候，最大的风险是不敢拥抱有价值的机会。”他转过身，目光坚定，“韩先生，我接受您的邀请。但我们必须从最规范的方式开始：签订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合同、雇佣合同、代持协议以及保密协议。每一步，都要经得起最严格的审视。”
我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伸出手：“合作愉快，陈律师。不，以后该称您为‘陈董事’了。”
“合作愉快，韩老板。”陈律师与我握手，脸上露出了不同于职业微笑的、带着些许挑战意味的笑容，“让我们看看，能在这香港地，做出一番怎样的事业。”
离开律师楼时，已是华灯初上。中环的高楼灯火璀璨，宛如一座玻璃与钢铁的丛林。
我不仅找到了一位可靠的商业伙伴，更是在香港错综复杂的规则迷宫中，落下了一颗关键而稳固的棋子。便利店计划，在华润内部受阻后，即将在另一条轨道上悄然启动。
借据的事，我也有了新的思路——或许，可以借助这位新伙伴的专业渠道，以“历史文件研究”或“资产证明”等更规范的名义，尝试申请将其合法转移。
回到铜锣湾宿舍，我摊开香港地图，开始用铅笔圈划可能的店铺选址。第一步，必须走稳走扎实。
窗外的香港，夜色迷人，危机与机遇在霓虹灯下交织缠绕。而我，已经不再只是一个观察者或建议者。我即将成为一名入局者。
“叮铃铃——”宿舍楼的公用电话再次响起。
管理员阿伯在楼下喊：“308房韩先生！电话！是公司赵主任！”
我快步下楼，接起电话。
“韩浩同志吗？我是赵启明。”赵主任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丁总提前从广州回来了，刚下飞机。他看了你那份报告，很感兴趣。明天早上八点，他要在办公室见你，当面听你汇报。做好准备，丁总问得很细！”
“是！谢谢赵主任！”
挂掉电话，我站在电话旁，心跳在短暂的加速后，迅速恢复了冷静。
丁老回来了，而且主动召见。
这意味着a计划（华润主导）突然重现曙光。但b计划（独立运作）的齿轮也已经启动。
明天，我将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无论丁老最终决定支持还是否决，我都已经为自己，也为那个更大的目标，铺下了另一条可能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