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巴图被捕后的第七天，清晨的露水还没散尽，其木格就骑马来到了那五千亩刚刚划归合作社的草场。
这是宝音用命换来的地，也是钢巴图经营了二十年的老巢。
马匹踏过草场边缘时，她下意识地勒紧了缰绳——眼前的景象比她预想的还要触目惊心。
靠近水源地的区域，草皮已经被啃食得露出大片沙土，羊蹄印密密麻麻地重叠在一起，像一块巨大的、溃烂的疮疤。
几处低洼地积着浑浊的死水，水边散落着羊粪和垃圾，散发着腐败的气味。
远处，钢巴图盖的那座砖石房子孤零零地立在土坡上，墙皮剥落，窗户破碎，门口堆着废弃的农机具和生锈的铁桶。
“这片草场，十年前是咱们公社最好的冬牧场。”巴特尔骑马跟上来，声音有些发涩，“那时候草能没过马膝盖，到了夏天，野花一片连着一片，蜜蜂多得能撞脸。”
其木格没说话，只是默默看着。风吹过裸露的地表，卷起细细的沙尘，打在脸上生疼。她想起小时候阿爸带她来这片草场放牧，那时候她还能在草丛里追蝴蝶，摘野草莓。才十几年光景，怎么就变成了这副模样？
“钢巴图太贪了。”巴特尔继续说，“他恨不得把每一根草都变成钱。夏天把草割了卖干草，冬天又把羊群赶进来，草根都啃光了。年复一年，草越长越稀，沙越长越多。”
“那为什么没人管？”其木格问。
“管？谁敢管？”巴特尔苦笑，“他是草原上的王，手里有钱，有人，还有枪。谁敢说个不字，轻则牛羊被盗，重则”他没说下去，但意思已经明了。
两人骑马在草场里缓缓巡视。其木格用笔记本记录着情况：哪里沙化最严重，哪里还有恢复的可能，哪里需要先围起来禁牧。
数字越记越多，心里也越来越沉——这五千亩草场，中度以上退化的超过三千亩，轻度退化的一千五百亩，真正还能放牧的，不到五百亩。
“修复这些草场，要多少钱？”她问。
巴特尔算了算：“光是补种草籽、建围栏、打井，每亩至少得投五十块。五千亩就是二十五万。这还不算人工。”
二十五万。合作社成立两年来的全部盈余，加起来还不到八万。
其木格收起笔记本，望向远方。朝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给草原镀上一层金色，但光照到沙化区域时，那金色就变得刺眼而荒凉。
她突然想起陈望在电报里说过的话：“草原的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就是把已经倾斜的天平，往公正的方向推一点，哪怕只是一厘米。”
“回去吧。”她说，“下午开会。”
合作社的会议室里挤满了人。
不仅是合作社的成员，还有附近十几个牧业点的代表，甚至有几个钢巴图以前的雇工——他们听说合作社要接管这片草场，偷偷跑来看看有没有活干。
屋子里烟气缭绕，人们低声交谈着，眼神里混杂着期待、疑虑和好奇。
其木格和巴特尔坐在长桌的一端，丹巴律师坐在旁边，桌上摊着法院的判决书、草场权属证明，还有那份刚刚拟好的《草场治理与分配方案》。
“人都到齐了。”巴特尔清了清嗓子，屋里安静下来。
其木格站起身，没有拿稿子，就用蒙语讲，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有力：“今天请大家来，是商量钢巴图那五千亩草场的事。法院已经判决，其中三千亩作为赔偿划归合作社，另外两千亩罚没后公开拍卖，合作社有优先购买权。”
底下有人小声议论：“那咱们买得起吗？”
“买不起全部，”其木格如实说，“合作社现在只有八万块现金，就算把钢巴图的牛羊和设备全卖了，顶多再凑五万。十三万，按市价最多买一千亩。”
“那剩下的呢？”一个老牧民问。
“这就是今天要商量的。”其木格翻开方案，“陈老板——就是哈尔滨那位支持咱们的老板——提出了一个‘三三制’方案。”
她走到墙边，那里挂着一张手绘的草场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着区域。
“第一，”她指向地图上靠近水源、沙化最严重的三千亩，“这一块，作为‘集体牧场’，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合作社出资修复草场，建围栏，打井，补种草籽。修复期间禁牧三年，三年后恢复放牧，所得收益归合作社全体成员所有，按股份分红。”
底下开始有人点头。集体经营，风险共担，收益共享，这道理大家都懂。
“第二，”其木格指向地图中间的一千五百亩，“这一块，划给宝音阿爸的家属，以及被钢巴图害得最深的五户牧民。无偿使用十年，十年后如果愿意，可以折价入股合作社，也可以继续独立经营，但必须遵守合作社的放牧规则——不能超载，要轮牧。”
这话一出，屋里炸开了锅。
“无偿？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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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公平吧，我们合作社的人出了力，凭什么他们白用？”
“宝音家确实可怜，但十年也太长了”
其木格等议论声稍平，才继续说：“宝音阿爸是用命给咱们换来了这场官司的胜利。如果没有他那本账本，没有他儿子愿意出庭作证，钢巴图现在还在草原上横行。这十年使用权，不是施舍，是补偿，是草原该还给他的公道。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至于其他几户，他们的草场被钢巴图强占，牛羊被抢，人被逼得走投无路。给他们一块地，是让他们活下去，也是告诉所有人——跟着合作社，受的委屈不会白受，吃的亏不会白吃。”
屋里安静了。那几个钢巴图以前的雇工低着头，手指紧张地搓着衣角。
“第三，”其木格指向最后五百亩，“这一块，作为‘实验基地’。合作社要和哈尔滨的专家合作，在这里试种新的牧草品种，试验新的放牧方法。成功了，推广到整个草原；失败了，损失合作社承担。”
她走回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这就是‘三三制’。集体经营、补偿受害、实验创新。有人可能觉得不公平，有人可能觉得太理想。但我想说——”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种光：“草原病了，病了很久。钢巴图这样的人不是病因，而是病症。真正的病因，是我们每个人都只顾眼前那一口草，只顾自家那几只羊，从没想过这片草原还能活多少年，我们的子孙还能不能在这里放牧。”
“合作社要做的，不是当另一个钢巴图，把草场都抓在自己手里。而是要当医生，把草原治好，把规矩立起来，让每一户牧民都能有尊严地活，有希望地活。”
话音落下，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过了很久，坐在角落里的一个老人缓缓站起来。他是宝音的表兄，今年六十八了，背驼得厉害，走路需要拄拐。老人走到其木格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十几张皱巴巴的钞票，面额最大的十块，最小的一毛。
“这是我攒了三年的钱，”老人声音嘶哑，“原本想给孙子买双新马靴。现在，我捐给合作社，修草场。”
他把钱放在桌上，又拿出一张纸，上面按着红手印：“我替我妹妹——宝音的老伴——签字。那一千五百亩草场，我们只要五百亩，剩下的，给更困难的人家。”
其木格的喉咙哽住了。
老人转身，对着满屋子的人说：“我活了六十八年，见过三场白灾，饿死过牛羊，也饿死过人。但我从没见过，有人愿意把到手的草场分给别人。合作社要是真能这么做，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再干五年。”
像是推开了闸门。
第二个站起来的是个中年妇女，她的丈夫去年被钢巴图打断了腿，至今下不了地：“我们家愿意出两个劳力，修围栏不要工钱。”
第三个是个年轻人，钢巴图以前的雇工：“我我还会开拖拉机，草场修复用得着。”
一个接一个，有人捐钱，有人出力，有人签字同意方案。不是所有人，还有几个坐在原地没动，眼神里仍有疑虑。但其木格知道，这已经够了——足够开始，足够让草原往新的方向，挪出第一厘米。
会议开到太阳偏西才散。人们陆续离开，会议室里只剩下其木格、巴特尔和丹巴律师。
丹巴整理着文件，突然说：“其实陈老板的原话，我翻译时做了点调整。”
其木格看向他。
“他说的是：‘三三制不是施舍，是投资。投资草原的良心，投资牧民的信任。这笔投资的回报，不是钱，是人心。而人心，才是草原真正稀缺的资源。’”
其木格沉默了很久。
窗外，夕阳把草原染成一片暖金色。远处，合作社的羊群正被赶回圈舍，牧羊犬的叫声随风传来。更远的地方，那五千亩待修复的草场静静躺在暮色里，像一块等待缝合的伤口。
“丹巴律师，”她突然问，“你说，咱们真能把这片草场治好吗？”
丹巴笑了，那笑容里有种法律文书上没有的温度：“我当了二十年律师，见过太多人为了争一块地打破头。但今天，我见到了有人愿意把地分出去。就冲这个，我觉得能。”
半个月后，第一批修复工程启动。
合作社从乌兰巴托买来了铁丝网和木桩，男人们天不亮就出发，在沙化最严重的区域打下第一根界桩。女人们负责运送草籽和肥料，孩子们放学后也来帮忙，拎着小桶浇水。那五个获得草场使用权的家庭，几乎全家出动，干得比谁都卖力。
乌克兰专家也来了，三位畜牧、兽医、草原生态领域的老人，是雷钢通过边境渠道请来的。他们带着苏联产的土壤检测设备，在草场上取了上百个样点，化验酸碱度、有机质含量、微生物数量。“这片草场的病根是过度放牧和土壤板结，”生态专家谢尔盖指着检测报告，“草根扎不下去，雨水存不住，草越长越稀，沙越刮越多。得先松土，再补播耐旱的草种，比如冰草、羊草、苜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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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的蛋白质含量高，但需水量大，”巴特尔有些担心，“咱们这里干旱。”
“所以不能全种苜蓿，”谢尔盖在地图上画圈，“水源附近种苜蓿，坡地种冰草，沙地种沙打旺。不同草种混播，既能固沙，又能提供不同营养。”
兽医专家尼古拉则关注牲畜健康：“我看了合作社现在的羊群，品种太杂，产毛量、产肉量都不稳定。建议引进澳洲美利奴羊的种羊，改良本地品种。另外，挤奶的卫生标准要规范——你们现在的手工挤奶，细菌超标严重。”
他带来的牛奶检测设备派上了用场。第一天检测，合作社牛奶的菌落总数高达80万/l，远远超过“白山计划”
“这样不行，”其木格召集挤奶的妇女开会，“从明天开始，挤奶前要用碘酒擦手和奶头，奶桶要用开水烫，挤完的牛奶要在一小时内送到冷藏罐。”
妇女们起初不习惯，觉得麻烦。但尼古拉做了个实验：用旧方法挤的奶，和新方法挤的奶，分别装在两个玻璃瓶里，放在太阳下晒半天。旧方法的奶已经发酸结块，新方法的奶还保持新鲜。
“看到了吗？”尼古拉指着两个瓶子，“你们多花五分钟，牛奶的保质期能延长三天，价格能提高三成。这笔账，划算。”
妇女们信了。
修复工程进行到第三周时，哈尔滨的第一批援助物资到了——不是钱，而是设备：两台二手拖拉机，一套简易滴灌系统，还有五百公斤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优质草籽。
随车来的还有一封信，是陈望亲笔写的蒙古文，字迹工整但有些生涩：
“其木格、巴特尔：草籽是送给草原的礼物，不用还。拖拉机是借的，三年后合作社盈利了，按原价折现还款。滴灌系统是试验品，成功了，帮我们在东北推广；失败了，算我们的学费。另外，哈尔滨研究院正在研发适合干旱地区的固沙植物，明年春天可以寄种子过来试种。草原的春天，要靠草原上的人自己种出来，我们只是递了一把锄头。陈望，于哈尔滨，初冬。”
其木格读完信，小心翼翼折好，放进贴身口袋。
那天傍晚，她独自骑马来到宝音的坟前。墓碑已经立稳了，周围种了一圈耐旱的灌木，是她亲手栽的。夕阳把墓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正在返青的草场上。
“宝音阿爸，”她轻声说，“你看到了吗？那五千亩草场，已经开始绿了。虽然还只是一小片一小片的，但明年春天，会更多。”
风吹过，墓碑旁的灌木沙沙作响，像是在回应。
她从怀里掏出那个褪色的护身符，放在墓碑前：“你留下的账本，已经让钢巴图进了监狱。你护了一辈子的草原，现在有更多人一起护了。你可以，安心了。”
起身时，她看见远处合作社的草场上，夜校的帐篷已经亮起了灯。今天是法律课，丹巴律师在讲《草原保护法》。帐篷里坐满了人，有老人，有妇女，有年轻人，甚至还有几个半大孩子趴在窗口听。
更远的地方，修复工地的篝火也点起来了，男人们围坐在一起，边吃饭边商量明天的活计。炊烟袅袅升起，融进暮色里。
其木格翻身上马，最后看了一眼宝音的墓碑，然后调转马头，朝灯光的方向驰去。
马匹踏过正在恢复的草场，蹄下传来松软的触感。她低头，看见一簇新绿的草芽，正从去岁的枯草中钻出来，在晚风里轻轻摇曳。
春天还远，但生命的力，已经在这片饱经苦难的土地上，重新开始搏动。
就像草原上流传的那句古老谚语：“被火烧过的地方，草会长得更绿。”
而现在，放火的人已经倒下。
该长的草，该绿的春天，正在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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