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初冬来得又早又狠。
十一月的第一场雪还没化净，第二场就已经压在铅灰色的云层里，随时准备把这座城市再次裹进湿冷的白毯中。伊万站在阿尔巴特街一栋老式公寓的窗前，手里捏着安德烈半小时前送来的密函，指尖被纸张边缘硌得发白。
密函是用打字机敲的，但关键处留着空白，由安德烈亲笔填上数字——这是克格勃内部传递敏感信息的惯用手法，以防整份文件被追踪溯源。伊万的目光停在最核心的那段：
“财政部内部会议纪要（绝密）：鉴于外汇储备持续流失及黑市汇率失控，拟于1992年1月15日前启动汇率调整机制。初步方案：官方汇率从现行06卢布兑1美元，调整为12卢布兑1美元，贬值幅度40。但据经济委员会非正式评估，实际市场压力可能导致最终稳定在20-25区间。窗口期：三个月。”
窗外，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轿车歪斜地停在路边，引擎盖敞开着，司机正弯腰修理，嘴里呼出的白气在寒风中迅速消散。街对面的国营商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裹着厚重的棉衣，脚下来回踩着取暖——那是今天刚贴出通知，说下午会到一批匈牙利罐头。尽管没人知道是什么罐头，什么时候真的能到。
这就是1991年深秋的莫斯科：一个帝国的黄昏，混杂着物资短缺的恐慌、货币信用的崩塌，以及普通人为了生存而被迫培养出的惊人耐心。
伊万转身走到桌前，摊开莫斯科市区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十几个点：红色的是银行和黑市兑换点，蓝色的是仓库和物流集散地，黑色的是安德烈标记的“敏感区域”——克格勃监控点、内务部巡逻路线、以及几个敌对帮派的势力范围。
“三个月。”他低声重复，从抽屉里取出加密电报本。按照陈望设计的编码规则，他需要把这条信息转换成一组看似普通的贸易数据：汇率贬值对应“木材价格波动”，窗口期对应“运输船期”，实际贬值幅度则用“货物含水量百分比”来隐喻。
编码花了他二十分钟。完成后，他仔细核对了两遍，然后撕下电报纸，折好塞进贴身口袋。这封电报不能从邮局发，得通过安德烈的渠道——用外交信使袋带到柏林，再从柏林转发到香港，最后由林保生解码转哈尔滨。一套流程走完至少要四十八小时，但绝对安全。
门被敲响，三长两短。
伊万收起地图，起身开门。安德烈裹着一件深灰色羊绒大衣站在门外，帽檐压得很低，肩膀上落着细碎的雪沫。
“下雪了？”伊万侧身让他进来。
“刚开始下。”安德烈脱下大衣，露出里面熨烫平整的西装——即使在这种时候，这个前克格勃少校依然保持着体面的外表。他走到窗前，看了眼楼下排队的人群，“他们知道吗？”
“普通人？不知道。”伊万倒了杯伏特加递过去，“但黑市已经反应了。今早美元兑卢布黑市价是32:1，比上周涨了04。”
安德烈接过酒杯，没喝，只是晃动着杯子里透明的液体：“32？那还是保守的。我的人说，如果去塞瓦斯托波尔酒店的地下室，能谈到35。要是敢去地铁站深处那些连灯都没有的角落，40也有人收。”
他说的是莫斯科两大黑市美元交易中心：塞瓦斯托波尔酒店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倒汇的地方，相对“文明”；而地铁站深处的黑市，则是真正的法外之地，抢劫和欺诈是家常便饭，但也因此汇率更高。
“陈老板的指令是什么？”安德烈终于喝了一口酒，辣得眯起眼。
伊万坐回桌前，翻开黑色笔记本——那是陈望给他的，和哈尔滨那本一模一样，连页码标注方式都相同。“按第二套预案执行。我们手头现在有多少卢布贷款？”
“八百万。”安德烈报出数字，“其中五百万是上周刚从国家银行贷出来的，抵押物是列宁格勒那家罐头厂的设备——虽然那些设备实际价值连五十万都不值，但银行评估员收了钱。另外三百万是从远东商业银行拆借的，年息24，但只签了半年期。”
八百万卢布。按照官方汇率，相当于四百八十万美元；按照黑市价，只剩两百五十万；而如果卢布真如密函所说贬值到20以上，那可能连两百万都不到了。
“陈老板要我们怎么分配？”安德烈问。
伊万看着笔记本上陈望亲笔写下的预案方案，那是在三个月前，卢布第一次出现波动迹象时就制定的：
“若确认贬值窗口，执行比例：
“四百万换美元，”伊万开始计算，“两百四十万买实物，一百六十万买地皮。”
安德烈皱眉：“四百万卢布换美元，按现在的黑市价，大概能换一百二十五万美元。但这么大笔交易，会直接把黑市汇率推到35以上。”
“所以要分批。”伊万用铅笔在地图上圈出五个点，“塞瓦斯托波尔酒店换一百万，地铁站换一百万，剩下的两百万走安德烈——你认识的那些军需官，他们手里有美元现金。”
“军需官汇率低，但安全。”安德烈点头，“我明天去联系。实物资产呢？买什么？”
伊万指向地图上标注的蓝色点：“哈巴罗夫斯克的木材厂有一批红松原木，一共两千立方米，报价每方八十卢布——这是官方价，但厂长私下说，给五万卢布‘手续费’，可以按每方六十卢布结算。算下来十六万卢布就能吃下。”
“两千立方米红松运到满洲里，转手就能卖八十万人民币。”安德烈快速心算，“利润四倍。但运输呢？”
“瓦西里将军的侄子管着远东铁路局的一个调度处。”伊万在本子上记下一笔，“给他一万卢布，车皮三天内到位。木材装车后直接发往绥芬河，我们在那边有人接货。”
“有色金属呢？”
“赤塔有个铜矿，有一批电解铜板库存，大概五十吨。矿长急着变现，开价每吨两千卢布——这比国际市场价低一半还多。但要求现金交易，而且不开发票。”
安德烈吹了声口哨：“五十吨电解铜，国际市场价每吨至少两千美元。十万卢布买进，转手就是十万美元。这个必须吃下。”
两人就这样一个点一个点地核对，从木材到有色金属，从化肥到柴油，甚至还有一批滞留在敖德萨港的保加利亚玫瑰精油——那是轻工业部去年进口的，结果因为卢布贬值预算不足，一直没付款提货，港口仓储费已经累积到原货值的三分之一。
“精油也要？”安德烈挑眉，“这玩意儿在国内有市场？”
“陈老板说，中国女人迟早会爱上香水。”伊万想起陈望说这话时那种笃定的表情，“而且精油不易变质，囤着不亏。”
最后是地皮。这是最棘手，但也是潜在利润最大的部分。
“莫斯科郊区有三处废弃工厂，”安德烈从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产权清晰，都是国营企业破产后移交国有资产委员会的。文件齐全，但实际价值……”他顿了顿，“这么说吧，其中一处以前是生产机床的，厂房漏雨，设备被偷光了，地皮还被化工厂污染过。”
“报价多少？”
“委员会开价二十万卢布一处，三处打包五十万。但负责拍卖的官员暗示，给五万卢布‘加速费’，可以按三十万打包拿下。”
伊万翻看着文件上的平面图和产权证明。这些地皮放在太平年月可能一文不值，但现在——在卢布即将崩盘、国有资产被疯狂抛售的当下，它们就像赌桌上的筹码。赌的是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
“买。”他合上文件，“三处全要。但付款方式要谈：先付十万，剩余二十万分六个月付清。如果卢布贬值，我们实际还款金额会大幅缩水。”
“委员会不会同意分期。”
“那就加价。”伊万冷笑，“告诉他们，如果同意分期，总价可以提到四十万。但首付只给十万——他们现在急需现金发工资，会妥协的。”
安德烈盯着伊万看了几秒，突然笑了：“你越来越像陈老板了。”
“我只是执行他的策略。”伊万收起文件，“陈老板常说，在货币贬值期，借债买资产是普通人唯一翻身的机会。因为债务会被通胀稀释，而资产会保值增值。”
窗外的雪下大了。鹅毛般的雪片纷纷扬扬，很快就把街道、车辆、排队的人群都覆上一层白。那辆伏尔加轿车的司机终于修好了引擎，砰地关上引擎盖，钻进车里。车子吭哧了几声，喷出一股黑烟，缓缓开走了。
“还有件事。”安德烈走到窗前，背对着伊万，“弗拉基米尔昨天找我，说想引荐一个人。”
“谁？”
“列宁格勒大学经济系的助教，叫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和他同名。三十出头，是激进改革派，公开写文章批评现行货币政策。他说，这个人将来可能有用。”
伊万记下了这个名字。陈望在之前的电报里特意提过：要重点关注苏联年轻一代的经济学者和官员，尤其是那些对现状不满、渴望变革的。“保持接触，但不要深交。观察他的观点和人脉。”
“另外，”安德烈转过身，“弗拉基米尔还透露了一个消息：轻工业部现在极度缺外汇，但又急需进口食品生产线。他问我们，有没有可能用罐头、羽绒服这类实物，直接换他们的石油沥青。”
“以货易货？”
“对。他们有一批石油沥青在巴库港，原本要出口到东欧换外汇，但现在东欧那边也付不出美元。如果我们能用等值的轻工业品去换，他们可以按官方汇率结算——06卢布兑1美元，而不是黑市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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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迅速心算。如果按官方汇率，他们的罐头和羽绒服价值可以翻五倍。而石油沥青运回国内，正是基础设施建设急需的紧俏物资。
“答应他。”伊万立刻说，“但要加条件：第一次交易量不能太大，先试水。而且运输要他们解决——从巴库到满洲里的铁路车皮。”
“明白。”
安德烈穿上大衣，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伊万一眼：“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伊万没说话。
“这个国家要完了。”安德烈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下雪一样，“卢布会变成废纸，工厂会关门，商店会空掉。而我们——我们在这堆废墟里捡金子。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秃鹫。”
“秃鹫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伊万想起陈望说过的话，“旧事物死去，新事物才能生长。我们不是毁灭者，我们只是……顺应潮流。”
安德烈笑了笑，那笑容里有说不清的复杂情绪：“顺应潮流。好吧。那我继续去顺应了。”
门关上了。
伊万独自站在房间里，听着安德烈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远去。窗外的雪还在下，整个世界一片寂静，只有远处隐约传来电车的叮当声。
他走回桌前，重新摊开加密电报本。除了汇率信息，他还要向陈望汇报几件事：木材和铜板的采购进度、地皮谈判情况、以及弗拉基米尔提出的易货贸易建议。
编码到一半时，他突然停下笔。
电报本的最后一页，有陈望用铅笔写的一行小字，那是很久以前留下的：
“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结果。我们要做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在未来到来时，手里有足够的筹码坐在牌桌上。”
伊万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他继续编码，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把莫斯科初冬的黄昏、即将崩盘的卢布、等待易货的石油沥青、还有那个名叫弗拉基米尔的年轻助教，全部变成一组组冰冷的数字和代号。
两小时后，电报编码完成。他仔细封好，放进大衣内袋。
推开房门时，楼道里的声控灯应声亮起，昏黄的灯光照在斑驳的墙壁上。楼下传来电视的声音，是戈尔巴乔夫在发表讲话，语气疲惫而无力。走廊尽头那户人家的门开着，老太太正在用煤油炉煮土豆，蒸汽里混杂着贫穷的气味。
伊万走下楼梯，推开公寓楼厚重的门。风雪扑面而来，他竖起衣领，走进1991年莫斯科的深冬。
街角的电话亭里，一个男人正在激动地对着话筒喊叫，另一只手用力拍打着玻璃壁。不远处，两个穿着军大衣的年轻人蹲在路边抽烟，眼睛警惕地扫视着过往行人——那是黑市的“了望哨”。
伊万走过他们，没有回头。
他知道，这个冬天会很长，很冷。但冬天过后，冰雪会融化，泥土里会钻出新的东西。
而他，他们，陈望和北极光，要做的就是在那之前，把种子埋进土里。
深深的，牢牢的。
埋在卢布的废墟之下，埋在帝国的黄昏之中。
等春天来的时候，它们会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