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音葬礼后的第十一天，乌兰巴托地方法院门口的公告栏贴出了一张用蒙、俄、中三种文字打印的告示。
清晨七点，天刚蒙蒙亮，其木格和巴特尔就站在了公告栏前。昨夜下过霜，玻璃罩面上凝着一层薄冰，巴特尔用袖子擦了好几下，才看清告示右下角那个鲜红的法院印章，以及印章旁手写的案号：蒙民字第1991-047号。
“受理了。”巴特尔的声音有些发颤，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因为激动。
其木格没说话，只是盯着那张告示看了很久。三种文字中，蒙古文在最上，俄文居中，中文在下——这是乌兰巴托官方文件的固定格式。但今天，中文那一行在她眼中格外清晰：“原告：中蒙草原生态合作有限公司；被告：钢巴图·巴特尔；案由：非法高利贷、破坏生产经营、威胁人身安全。”
合作有限公司，这是丹巴律师的主意。用合资企业的名义起诉，既能规避“外国人不得介入本国纠纷”的法律限制，又能借助中方背景给法院施加无形压力。更重要的是，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巴特尔——一个土生土长的蒙古牧民，这从根本上堵死了钢巴图“境外势力干预”的污蔑。
“走吧。”其木格终于开口，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散开，“丹巴律师说八点半开庭前会议，我们得提前到。”
两人转身朝法院大楼走去。那是一座苏联式样的三层建筑，灰黄色墙面有不少地方已经剥落，露出里面暗红的砖块。门口的石阶被无数双脚磨得中间凹陷，边缘处长着枯黄的苔藓。
还没走到门口，就看见台阶下聚着七八个人。都是生面孔，穿着厚重的羊皮袄子，腰间佩着蒙古刀，眼神不善地盯着每一个进出法院的人。领头的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汉子，其木格认得——那是钢巴图手下的打手头目，叫巴雅尔，据说年轻时在乌兰巴托地下拳场打过黑拳，左手少了两根手指。
巴雅尔看见其木格和巴特尔，咧嘴笑了，露出被烟草熏得焦黄的牙齿：“哟，这不是合作社的大知识分子吗？这么早来法院，告状啊？”
巴特尔脚步一顿，其木格拉住他胳膊，低声道：“别理，直接走。”
两人继续往上走。巴雅尔使了个眼色，两个手下横跨一步，堵在了石阶中央。法院门口站岗的法警看见了，却把脸转开，假装没注意到这边的冲突。
“让开。”其木格用蒙语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
“法院是讲理的地方，”巴雅尔慢悠悠地说，“但前提是你得活到讲理的时候。宝音那老东西不就是例子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他非要寻死，怪谁？”
巴特尔的脸涨红了。其木格死死抓着他的胳膊，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她知道这是激将法，钢巴图的人巴不得他们先动手，那样就能以“扰乱司法秩序”的罪名让法警把人扣下，今天的庭前会议就开不成了。
“巴雅尔，”其木格突然笑了，那笑容冷得像草原十二月冻硬的湖面，“你儿子在乌兰巴托二中读高一，对吧？我昨天去学校送资料，看见他了。小伙子长得挺精神，就是好像有点怕冷，穿得比别人都厚。”
巴雅尔的笑容僵住了。
“我还听说，”其木格继续用那种平静的、叙述事实的语气，“你老婆有肺病，每个月要去国立医院拿药。药挺贵的，靠你给钢巴图当打手挣的那点钱，够吗？”
空气凝固了。
巴雅尔脸上的横肉抽搐了两下，眼神从挑衅变成了某种混杂着惊疑和凶狠的东西。他死死盯着其木格，像是第一次真正看清这个年轻女人。她穿着合作社发的蓝色棉服，围一条红色围巾，看起来和草原上其他年轻姑娘没什么不同。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种他看不懂的东西，不是恐惧，不是愤怒，而是一种……洞悉。
“你调查我？”巴雅尔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不是调查，”其木格摇头，“是合作社的日常工作。我们要了解每一个牧民家庭的情况，老人有没有医保，孩子有没有学上，病人有没有药吃。巴雅尔，你也是牧民的儿子，你爹妈还在牧区放羊吧？去年冬天那场白灾，你家死了十七只羊，合作社给了救济粮，你领了吗？”
巴雅尔说不出话了。他身后的手下们互相看了看，眼神闪烁。
“让开。”其木格又说了一遍，这次不是请求，而是陈述。
巴雅尔盯着她看了足足五秒钟，然后侧身，让出了路。他的手下也跟着挪开。
其木格拉着巴特尔，一步一步走上石阶。经过巴雅尔身边时，她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钢巴图完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然后她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法院大门。
庭前会议在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举行。丹巴律师已经到了，正在整理桌上的文件。见两人进来，他推了推眼镜：“门口那些人没为难你们吧？”
“没有。”其木格坐下，从包里取出宝音的账本和护身符，“律师，这些证据今天要提交吗？”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要，但要先做证据保全公证。”丹巴翻开日程表，“公证处的人九点到，我们需要把每一页账目、每一个手印都拍照、录像，然后由公证员出具保全证书。这样即使原件遗失，法庭也会采信公证副本。”
正说着，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一个穿着法院制服的工作人员探进头：“丹巴律师，被告方要求推迟庭前会议，理由是他们需要时间寻找新证据。”
“新证据？”丹巴皱眉，“什么新证据？”
“不清楚，只说和原告方证人有关。”
其木格和巴特尔对视一眼。钢巴图这是要拖延时间。
“不同意推迟。”丹巴斩钉截铁，“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2条，被告必须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十五日内提交答辩状和相关证据。现在十五天已经过了，他没有正当理由拖延。”
工作人员点点头，关上门走了。
十分钟后，门再次打开。这次进来的是钢巴图本人。
他穿着崭新的蒙古袍，深蓝色缎面，袖口镶着金线，腰间系一条镶银的皮带。头发梳得油亮，脸上堆着笑，完全不像个被告，倒像是来参加庆典的贵宾。身后跟着一个穿西装、提公文包的中年男人——那是他请的律师，据说在乌兰巴托很有名，专门给有钱人打官司。
“丹巴律师，久仰久仰。”钢巴图主动伸出手。
丹巴没握，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请坐。根据程序，庭前会议双方律师和当事人到场即可，但既然你来了，我们就直接开始。”
钢巴图笑容不变，坐下后目光扫过其木格和巴特尔，最后停在巴特尔脸上：“巴特尔兄弟，咱们都是草原上长大的，有什么话不能坐下好好说？非要闹到法院来，让外人看笑话。”
巴特尔刚要开口，其木格在桌下踢了他一脚。
“法庭上只讲证据，不讲情面。”丹巴律师翻开文件夹，“被告钢巴图，原告指控你三项罪名：第一，非法高利贷，年利率超过法定上限四倍，且有暴力催收行为；第二，破坏生产经营，指使手下剪断合作社围栏、放任羊群啃食试验田；第三，威胁人身安全，对已故牧民宝音实施言语威胁，间接导致其自杀。对这些指控，你有什么要说的？”
钢巴图的律师接过话：“我的当事人完全否认这些不实指控。所谓的‘高利贷’是民间正常借贷，利率是双方自愿约定的；围栏损坏是野生动物所为，与我的当事人无关；至于宝音老人的死，我们深表同情，但那是个人行为，不能归咎于我的当事人。”
“自愿约定？”丹巴从文件堆里抽出一份复印件，“这是宝音老人的账本副本。1987年5月3日，借款5000图格里克，约定月息三分，六个月还清。按照这个利率，六个月的利息就是900图格里克，年化利率72。而蒙古现行法律规定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是年化24。这是自愿，还是趁人之危？”
钢巴图的律师面不改色：“账本的真伪存疑。退一步说，即使是真的，那也是多年前的事了，早已超过诉讼时效。”
“宝音老人去年还在还款，”丹巴又抽出一份文件，“这是信用社的取款记录，显示宝音在去年三月、六月、九月分别取出3000、2000、5000图格里克，时间与你账本上标注的还款日完全吻合。这说明借贷关系一直持续到去年，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次还款日开始重新计算。”
钢巴图的律师顿了顿，看了一眼钢巴图。后者脸上的笑容终于有些挂不住了。
“关于破坏生产经营，”丹巴继续进攻，“我们有两段录像证据。一段是去年十月五日，你的手下巴雅尔带人剪断合作社围栏的画面；另一段是十月八日，你本人骑马在试验田旁指挥羊群进入。需要当庭播放吗？”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钢巴图放在膝盖上的手攥紧了，蒙古袍的缎面被捏出深深的褶皱。他的律师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但最终没发出声音。
“最后，”丹巴的声音像一把锤子，一下一下敲在钢巴图的心上，“关于威胁人身安全。我们有三位证人愿意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宝音的儿子。他们可以证明，在宝音自杀前一天，你带人闯入他家，扬言‘再不还钱就用草场抵债’。而当时宝音的妻子正卧病在床，你的手下掀翻了药罐。”
“那是误会……”钢巴图终于忍不住开口，声音干涩。
“是不是误会，法庭会判断。”丹巴合上文件夹，“我的建议是，在正式开庭前，你可以考虑和解。归还所有非法高利贷收益，赔偿合作社的经济损失，公开向宝音家属道歉，并承诺不再骚扰任何牧民。这样原告可以考虑撤诉。”
钢巴图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和解？我凭什么和解？草原上的规矩就是这样，借债还钱，天经地义！他们穷，他们活该！”
“钢巴图先生，”丹巴也站起身，虽然个子比对方矮半头，但气势丝毫不弱，“这里是法院，不是草原。草原的规矩在这里不适用。适用的是法律。”
门突然被敲响，还是刚才那个工作人员：“丹巴律师，公证处的人到了。”
“请进。”
两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提着设备箱走进来，开始架设相机和录像机。钢巴图死死盯着他们从其木格手中接过账本和护身符，一页一页拍照，每一个细节都录下来。当公证员用镊子夹起那片写着“他们要我还三倍的债”的羊皮纸时，钢巴图的脸色彻底白了。
他知道，这些东西一旦成为法庭证据，他就完了。
当天下午，乌兰巴托《真理报》编辑部。
总编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三个编辑围坐在一张老旧的大办公桌前，桌上摊着厚厚一沓照片、数据和手写稿。这些都是巴特尔和其木格一周前送来的，关于草原退化与合作社治理的素材。
“这些数据可靠吗？”一个戴眼镜的老编辑翻看着草场植被覆盖率对比图，“从35提升到52，只用了一年？”
“我核实过，”负责此事的年轻记者说，“我亲自去了合作社的试验田，用gps测量了样方，还采访了乌兰巴托大学的草原生态专家。数据是真实的，他们的围栏轮牧、补播种草确实有效。”
另一个编辑拿起一组照片：左边是钢巴图草场上裸露的沙地、稀疏的枯草、瘦骨嶙峋的羊群；右边是合作社试验田里茂密的牧草、清澈的小水塘、膘肥体壮的牲畜。对比强烈到触目惊心。
“这个钢巴图，”老编辑指着左边照片，“就是被告的那个？”
“对。他不仅放高利贷逼死人命，还坚持传统游牧，一片草场往死里啃，啃光了就换地方。十年下来，他名下的五万亩草场，三万亩已经中度以上退化。”
办公室里沉默了片刻。
“稿子怎么写？”年轻记者问。
老编辑掐灭烟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发黄的报纸——那是三年前《真理报》的一篇报道，标题是《草原的呼唤：我们留给子孙什么？》
“就从这个角度切入，”老编辑说，“不光是法律案件，更是草原的命运。一个是用掠夺和暴力维持的旧秩序，一个是用科学和合作开创的新道路。我们要让读者看到，宝音的死不是孤立的悲剧，而是整个草原生态和牧民生存困境的缩影。”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乌兰巴托灰蒙蒙的天际线，远处能看见草原的轮廓。
“标题我想好了，”他说，“就叫《草原之殇：高利贷、沙化与新生》。”
三天后，报纸上市。
其木格永远记得那一天。清晨六点，合作社的卡车从乌兰巴托运回五百份《真理报》，分发给每一个识字的牧民。不识字的，就由夜校学员念给他们听。
她站在合作社院子中央，看着那些牧民们——有老人，有妇女，有年轻人——或坐或站，或独自默读，或围成一圈听人朗读。当读到宝音的故事时，有人开始抹眼泪；当读到钢巴图名下草场退化的数据时，有人愤怒地咒骂；当读到合作社试验田的成功时，又有人眼睛发亮。
一个老牧民走到其木格面前，手里捏着报纸，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姑娘，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
“真的，”其木格说，“每一句都是真的。”
老人沉默了很久，然后转身，朝等在不远处的儿子喊：“去，把咱们家那二十只羊赶到合作社的草场去。从今天起，咱们跟钢巴图一刀两断。”
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接下来的三天里，先后有十七户牧民宣布退出钢巴图的借贷关系，把牲畜迁入合作社保护区；有九户申请加入合作社；甚至连钢巴图手下两个打手的家人，也偷偷跑来询问“能不能让孩子上夜校”。
钢巴图那边反应也很快——或者说，狗急跳墙。
第四天夜里，合作社饲料仓库方向冒出火光。
巴特尔是第一个发现的，他冲出板房，看见仓库的木门已经被踹开，里面堆放的干草和豆粕正在燃烧，浓烟滚滚。两个黑影正翻墙逃走，手里还提着空油桶。
“站住！”巴特尔一边喊一边追。
但那两人跑得飞快，眼看就要翻过围墙。就在这时，围墙另一侧突然亮起手电筒光，四五个人影从暗处冲出，一把将那两个纵火犯按倒在地。
其木格带着夜校的年轻人赶过来时，看见巴雅尔——钢巴图那个打手头目——正用膝盖压着一个纵火犯的背，反剪着他的双手。另一个纵火犯已经被捆了起来，嘴里塞着破布。
“巴雅尔？”巴特尔愣住了。
巴雅尔抬起头，脸上有淤青，嘴角还流着血，但眼神很平静：“我儿子在二中读书，成绩很好。我老婆的药，合作社上周派人送到了家里。”
他顿了顿，又说：“钢巴图让我来放火，说事成之后给我五万图格里克。但我把消息告诉了丹巴律师，他让我将计就计。”
其木格走到那两个纵火犯面前，用手电筒照他们的脸——都是熟面孔，钢巴图的亲信。
“录像了吗？”她问。
巴雅尔从怀里掏出一个微型摄像机——那是丹巴律师从乌兰巴托带来的，日本产的稀罕玩意儿。“从头到尾都录了，包括他们怎么倒汽油，怎么点火。”
仓库的火很快被扑灭了，损失不大。但纵火未遂的证据，已经牢牢握在手里。
第二天一早，乌兰巴托警察局来人，带走了两个纵火犯。钢巴图当天下午试图去警局“捞人”，结果自己也被扣下了——纵火是刑事案件，而且证据确凿。
丹巴律师打来电话时，其木格正在合作社院子里组织牧民们修复仓库。
电话那头，丹巴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疲惫和欣慰：“钢巴图被正式批捕了，三项罪名全部成立。法院决定合并审理，下周开庭。另外，根据警方审讯，他还供出了另外三起暴力催收致人伤残的旧案。”
“会判多少年？”其木格问。
“数罪并罚，至少十年。十年后他出来，草原上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
挂断电话后，其木格走出板房，站在院子里。深秋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远处，合作社的草场上，新补播的牧草已经冒出了嫩绿的芽尖，在风中轻轻摇曳。
巴特尔走过来，递给她一杯热奶茶：“结束了？”
“不，”其木格接过奶茶，看着远方的草原，“是刚刚开始。”
她想起宝音葬礼那天，陈望通过加密电报传来的那句话：“告诉草原上的兄弟姐妹，宝音阿爸的葬礼，不是结束。而是钢巴图们的葬礼，刚刚开始。”
现在，第一个钢巴图倒下了。
但草原上还有贫穷，还有愚昧，还有因为不懂法律而被欺压的牧民。合作社的路还很长，夜校要扩建，草场要治理，新的合作模式要推广。
她喝完奶茶，把杯子还给巴特尔：“下午的夜校，讲什么课？”
“今天讲《草原保护法》和《合作社章程》。”巴特尔说。
“好。”其木格转身朝夜校的帐篷走去，“我去准备教案。”
身后，草原一望无际，在秋日的阳光下铺陈开去，像一块正在被重新编织的、巨大而古老的毯子。
而编织它的人，不再是挥舞鞭子的霸主，而是那些曾经跪着生、如今决定站着活的普通人。
他们手里拿着的，不是刀，不是鞭子，而是笔，是法律文书，是科学数据，是合作社的股权证。
这些，才是这个时代，这片草原，真正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