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冬天像一场缓慢的窒息。
进入十二月，气温彻底跌破了零下二十度。街头的积雪被车轮反复碾压，变成了肮脏的冰壳，行人踩上去发出嘎吱嘎吱的碎裂声。商店门口的队伍越排越长，但货架上的东西越来越少——上周还能见到匈牙利罐头，这周只剩下空荡荡的货架和一张手写的告示：“面包明日供应，每人限购500克。”
伊万站在国家银行对面的咖啡馆二楼，手里捧着一杯已经凉掉的黑咖啡，目光透过结霜的玻璃窗，盯着银行门口那块巨大的汇率显示屏。
屏幕还是老式的机械翻牌式，数字由一块块刷着白漆的铁片组成。最上面一行是“官方汇率”，下面依次排列着美元、德国马克、日元、英镑。美元那一栏，铁片显示的数字是：060卢布兑1美元。
这个数字已经挂了三个月。
但街对面的黑市贩子们，手里举着的硬纸板上，用粗马克笔写着的数字是：38卢布兑1美元。而且每小时都在变——上午还是38，中午就有人喊39，到了傍晚，伊万亲眼看见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男人举起了“41”的牌子。
裂痕已经扩大到无法忽视的地步。
“还有四十八小时。”
安德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他端着两杯新冲的热咖啡走过来，把其中一杯放在伊万面前，自己坐下，从大衣内袋掏出一份折叠的报纸——是今天的《消息报》，头版头条标题触目惊心：“财政部宣布启动汇率市场化改革，新机制将于12月15日生效”。
文章很长，充满了官僚术语和模糊表述，但核心意思很清楚：官方汇率将“逐步调整以反映市场真实需求”，并且“鼓励企业和个人通过正规渠道进行外汇交易”。
“逐步调整？”伊万冷笑，翻开报纸内页，在第三版找到了一篇不起眼的评论文章，作者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个年轻经济学家，“这篇文章说，所谓的‘逐步调整’，实际上是一次性贬值。因为黑市汇率已经失控，如果不大幅贬值，外汇储备将在三个月内耗尽。”
安德烈凑过来看：“这个经济学家你认识吗？”
“胆子真大。”安德烈啜了口咖啡，“这种话也敢公开说。”
“他说的是事实。”伊万合上报纸，“而且他说对了。”
两人沉默地坐了一会儿，看着窗外的街景。国家银行门口，几个穿着厚棉袄的工作人员正爬上梯子，开始拆卸那块汇率显示屏——不是要换数字，而是要整个拆掉。机械铁片被一块块取下，露出后面斑驳的墙面。
“旧时代结束了。”安德烈轻声说。
“新时代会更糟吗？”伊万问。
“不知道。但至少，”安德烈看向伊万，“我们手里有筹码。”
十二月十四日，深夜。
莫斯科郊外的一处仓库区，伊万站在冻得硬邦邦的水泥空地上，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货物。左边是两千立方米红松原木，粗大的树干在探照灯下泛着暗红色的光泽，树皮上的霜花闪闪发光。右边是五十吨电解铜板，整齐地码放在木托盘上，金属表面在低温下凝结着一层白霜。中间是二十桶保加利亚玫瑰精油，铁桶上印着褪色的保加利亚文标签。
这些都是过去三个月，用八百万卢布贷款换来的实物资产。
“木材明天凌晨装车，”瓦西里将军的侄子——一个三十出头、穿着铁路制服的男人——搓着手走过来，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一团，“车皮已经调度好了，二十五节，直达绥芬河。边境那边……”
“边境那边打点好了。”伊万递过去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厚，“这是尾款。按约定，木材到满洲里后，再付百分之二十。”
男人接过信封，捏了捏厚度，满意地点头：“放心，这条线我跑了三年，从来没出过问题。”他顿了顿，压低声音，“不过最近查得严，特别是……你知道的。”
伊万知道。最近两周，莫斯科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军车，内务部的巡逻队也增加了。政局动荡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所有人都嗅到了不安的气息。
“所以更要快。”伊万说，“赶在彻底乱起来之前，把能运走的都运走。”
男人点头，转身去指挥工人了。
安德烈从仓库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收到的电报。他的脸色在探照灯下显得有些苍白：“哈尔滨回电了。”
伊万接过电报，走到灯光下看。电文是用加密暗语写的，他花了五分钟才解码完成：
“同意成立中苏轻工贸易公司，股权按你方案分配。首期业务：我方提供罐头五千箱、羽绒服两千件，换巴库石油沥青一千吨。运输由苏方解决，我方派技术员随车验收。另：弗拉基米尔可聘为顾问，月薪三百美元，要求其每月提供苏联经济形势分析报告。陈望。”
电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卢布收割完成后，速归。草原有新进展，需你协调。”
伊万把电报折好，塞进贴身口袋。心里那根紧绷了三个月的弦，终于松了一点点。
“陈老板同意了，”他对安德烈说，“但条件很明确——弗拉基米尔拿钱就得办事，每月交报告。”
“他会答应的。”安德烈很肯定，“三百美元，在莫斯科现在能换一千二百卢布，是他大学工资的十倍。而且，他需要这个渠道——把自己的声音传到国外去。”
伊万点点头，看了眼手表：凌晨两点。
距离官方宣布汇率调整，还有十个小时。
“美元兑换完成了吗？”他问。
“完成了。”安德烈报出数字，“四百万卢布，按平均汇率35计算，换得一百一十四万美元。其中四十万在塞瓦斯托波尔酒店换的，三十万在地铁站，剩下的四十四万走了军需官渠道——汇率低了点，但安全。”
一百一十四万美元。按照即将调整的官方汇率12计算，相当于九十五万卢布，账面亏损三百万。但按照实际可能达到的黑市汇率20计算，这笔钱只值五十七万卢布，亏损更大。
但伊万不这么算。
他算的是：如果用这一百一十四万美元，在卢布贬值后回购资产，能买回多少东西？
“地皮呢？”他继续问。
“三处废弃工厂，产权文件都过户了。”安德烈从公文包里抽出三份厚厚的文件，“总价三十万卢布，首付十万，剩余二十万分六个月付清。按照陈老板的预测，六个月后卢布至少贬值到50以上，那时候我们还的二十万，实际价值可能不到四万美元。”
这就是通胀套利的精髓：借入即将贬值的货币，买入实物资产或硬通货，等货币贬值后，用价值缩水的钱偿还债务。中间的差价，就是利润。
“最后一个问题，”伊万看着安德烈，“安德烈，你想好了吗？的股份，但从此就绑在我们的船上了。一旦局势恶化……”
“局势已经恶化了。”安德烈打断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抖出一根点上，“我昨天去看了我母亲。她住的那栋楼，暖气已经停了两天，老人穿着棉袄睡觉。药店里连最基础的阿司匹林都缺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伊万没说话。
“意味着这个国家，”安德烈吐出一口烟，烟雾在冷空气中迅速消散，“已经连最基本的体面都维持不住了。我在克格勃干了十五年，见过太多黑暗，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普通的、体面的老百姓，要为了面包和药排队。”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伊万，我不是秃鹫。我只是……不想和我母亲一样，穿着棉袄在冰冷的房间里等死。我需要一条船，一条能离开沉船的路。你们的船，我愿意上。”
伊万伸出手，安德烈愣了一下，然后握住。
“欢迎上船。”伊万说。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十点整。
莫斯科所有银行的汇率显示屏同时更新。机械铁片咔哒咔哒地翻转，最终定格在新的数字上：
美元：120卢布兑1美元
但就在同一时间，街头的黑市贩子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手里纸板上的数字改成了：50卢布兑1美元。
伊万站在阿尔巴特街的公寓窗前，看着楼下发生的一切。人们涌向银行，不是去兑换，而是去取钱——把仅存的卢布存款全部取出，然后冲向商店，冲向黑市，冲向任何还能用钱买到东西的地方。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电话响了。是安德烈，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银行系统瘫痪了。取款限额从每人每天五千卢布降到一千，排队的人已经堵满了三条街。”
“我们存在银行的那笔尾款呢？”伊万问的是那二十万卢布分期款的首期——按照合同，今天要付第二期三万卢布。
“已经付了。”安德烈说，“我昨天就让会计去办了。现在想想，真是走运——如果拖到今天，银行根本取不出钱。”
伊万松了口气。他看着窗外，一辆满载着家具和行李的卡车正艰难地从人群中驶过，车顶上绑着床垫和自行车。这是要离开莫斯科的人，去乡下，去亲戚家，去任何他们认为更安全的地方。
“伊万，”安德烈在电话那头说，“弗拉基米尔刚才来找我。他说，学校停课了，因为付不起供暖费。他问，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个月工资，他想买些木柴和罐头。”
“给他。”伊万说，“另外告诉他，如果他认识的其他学者或者技术人员有困难，也可以来找我们。我们提供工作——翻译、咨询、技术指导，报酬用美元支付。”
“你这是……”
“这是投资。”伊万说，“投资人才。现在他们是落魄的学者，但总有一天，这个国家会需要他们。到那时候，我们的投资就会有回报。”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传来安德烈有些复杂的笑声：“伊万，你越来越像陈老板了。看得远，算得清。”
“我只是学会了。”伊万看着窗外混乱的街道，“在这个时代，要么看得远，要么死得快。”
挂断电话后，他走到桌前，摊开笔记本，开始起草给陈望的汇报电报。需要汇报的内容很多：卢布贬值完成，资产收割结束，新公司成立进展，以及莫斯科现状的详细描述。
写到一半时，他停下来，抬头看向墙上挂着的日历。今天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距离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还有十天。
但历史的进程，已经在卢布贬值的这一刻，划下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线。
旧货币死了，旧秩序正在崩塌。而他们，在这片废墟上，捡起了第一批重建所需的砖瓦。
电报的最后，他加了一段自己的话：
“莫斯科已入寒冬，人心比天气更冷。但我们在冰层下埋了种子：一百万美元现金、两千方木材、五十吨铜、二十桶精油、三块地皮，还有弗拉基米尔这样的年轻头脑。待春天冰雪消融时，这些种子会发芽。届时，请备好哈尔滨的土壤。伊万。”
编码，加密，折叠，封入信封。
做完这一切，伊万走到窗前。天色暗下来了，街灯陆续亮起，但电力供应不稳，灯光忽明忽暗。远处传来警笛声，不知道是哪里又出了乱子。
他想起陈望曾经在电报里引用过的一句中国古诗：“山雨欲来风满楼。”
现在，山雨已经来了。
而他们的楼，虽然摇摇欲坠，但至少，他们提前备好了伞，备好了干粮，备好了离开的路。
这就够了。
在这个时代，能活着，能站着，能往前走，就已经是胜利。
伊万关掉台灯，房间里陷入黑暗。只有窗外街道上忽明忽暗的灯光，透过玻璃，在天花板上投下晃动的光影。
明天，他要开始安排回国的行程。
哈尔滨在等他，草原的新进展在等他，陈望和整个北极光集团在等他。
而莫斯科，这座他生活了多年的城市，正在沉入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夜。
但他知道，冬夜终会过去。
而他们埋下的种子，会在下一个春天，在另一片土地上，长出新的东西。
到那时候，他会带着在莫斯科学到的一切——关于崩塌，关于重生，关于在废墟中寻找生机的一切——回到陈望身边，告诉他：
“我们活下来了。而且，我们准备好了。”
而现在，在黑暗的房间里，伊万闭上眼睛，第一次允许自己，露出了三个月来的第一个真正的笑容。
虽然疲惫，虽然沉重。
但那是活下来的人，才有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