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集团总部，第四十七层战略会议室。
巨大的落地窗外，东京的夜景铺展开来，像一片由光点织成的、无边无际的星河。
那些光点中，有铃木家的百货商场、酒店、银行、造船厂……每一盏灯，都代表着一份产业，一份权力，一份延续了百年的骄傲。
铃木朋子站在窗前，背对着长桌。
她的手里，捏着一份刚刚签署完毕的文件。
纸张很厚，质感高级，右下角她的签名墨迹浓重，力透纸背，像要用墨水把“铃木朋子”四个字，刻进这份决定家族命运的文件里。
《第三次深海勘探紧急预案启动授权书》。
签署时间：23:47。
距离现在，正好72小时。
她看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那个穿着铁灰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锐利如刀的女人，看起来依旧是无懈可击的铃木家主母。
但她知道，倒影看不见的地方，她的手指在颤抖。
不是生理性的颤抖，而是一种深植于骨髓的、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某种正在逼近的、她无法理解的毁灭的预感。
“这一次，”她对着倒影，一字一句地说，声音很轻，却用尽了全身力气，“不会再有任何意外。”
但说这句话时，她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某个方向——公安大楼所在的方向。
那个男人，还在那里。
被关着。
被审讯着。
应该……无能为力了吧？
——妃英理律师事务所，书房。
深夜十一点的书房，只开了一盏台灯。
昏黄的光晕笼罩着书桌，妃英理站在书架前，手指无意识地划过一本厚重的《刑事诉讼法典》的书脊。
皮革封面冰凉光滑的触感，让她稍稍回神。
她的另一只手里，握着手机。屏幕是黑的，但她的指尖悬在解锁键上方，仿佛下一秒，那条已经自动删除的短信，就会重新跳出来。
【很快见。】
只有三个字。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甚至没有标点。
但就是这三个字，像三根烧红的针，扎进她的记忆里，烫出三个永远无法愈合的洞。
她闭上眼睛。
脑海里浮现的，不是法庭上慷慨陈词的自己，不是媒体前冷静专业的自己，甚至不是女儿面前努力维持着“坚强母亲”形象的自己。
而是某个平常的一天——
某个深夜，在远介的事务所里
他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声音平静得像在陈述客观事实：“英理姐，这个世界没有公平正义。工藤新一那种‘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的童话，只有在不触及真正利益的时候，才有人愿意陪你演。”
那时她反驳了。
用法律条文，用案例，用她二十年来坚信不疑的司法信仰。
但现在，她站在这里，握着一部刚刚收到过“嫌疑人”秘密短信的手机，站在法律与情感的断层线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那堵她毕生都在维护的“正义之墙”，底下爬满了多么深邃的裂缝。
她深吸一口气。
然后转身，从衣帽架上拿起外套和车钥匙，走向门口。
高跟鞋敲击木地板的声音，在寂静的深夜里，清脆，决绝。
有些事，不能等。
有些答案，必须亲自去要。
——————毛利侦探事务所，二楼起居室。
地板上，咖啡的污渍已经干涸成一片深褐色的、扭曲的地图。
小兰蹲在那里，很久了，久到膝盖开始发麻，小腿的肌肉开始酸痛。
但她终于捡起了最后一片碎瓷片。
很锋利，边缘在灯光下泛着寒光。
她把它放在掌心里，和其他碎片拼在一起——那个她最喜欢的、妈妈从京都带回来的樱花图案马克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堆无法复原的残骸。
她想起远介说过的一句话。
不是在什么严肃的场合，只是一次很普通的午后，在咖啡厅，他看着她不小心打翻砂糖罐，手忙脚乱地收拾时，笑着说：“有时候，破碎的东西，拼回去之后，会比原来更坚固。”
那时她没听懂，以为只是安慰。
现在，她看着掌心里的碎片，忽然明白了。
不是物理上的坚固。
是心理上的。
是当你亲手把破碎的东西一片一片捡起来，承认它碎了，接受它碎了，然后还是决定要把它拼回去的时候——那种“决定”本身，会比任何完好的东西，都更坚固。
她站起身，走到洗手间，把碎片小心地倒进垃圾桶。然后打开水龙头，洗净手上干涸的血迹和咖啡渍。
镜子里的女孩，眼睛很红，但眼神很亮。找到了追寻许久的答案~
她，是远介君的女朋友。
她，应该相信他。
就像记忆里那么温柔体贴的远介君，在她还思念着新一的时候，从来不会逼她，不会质问，只是安静地站在她身后，等她回头。
现在，轮到她了。
轮到她在全世界都说他是凶手的时候，站在他身后。
等他回来。
——————米花三丁目，综合诊所，二楼病房。
古旧的立式钢琴前，浅井诚实弹完了《月光》的最后一个音符。
余音在寂静的病房里缓缓消散，像月光下的潮水，退向看不见的深海。
他合上琴盖。
老旧的铰链发出“吱呀”一声轻响，在深夜里格外清晰。他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
夜风灌进来，带着初夏特有的、微凉湿润的气息。
他抬起头，看向夜空。
月亮很圆，很亮，像一面擦得锃亮的银盘，悬在东京密密麻麻的楼宇丛林之上。月光是冷的，白的，没有任何温度，却把这座不夜城照得轮廓分明，像一幅用钢笔和墨水绘制的、过于精细的建筑素描。
那月光……
像某个人的眼睛。
平静，深邃，看似温柔，底下却藏着能吞噬一切光亮的黑暗。
诚实看着那轮月亮，很久。
然后轻声说，声音很轻，轻得刚一出口，就被夜风吹散：“我等你。”
———东京西郊，别墅区，凌晨十二点零七分。
杭特推着那台老旧的草坪修剪机，缓缓离开那栋豪华别墅的前院。
修剪机的轮子碾过鹅卵石铺就的小径，发出“咯啦、咯啦”的轻微声响。他的动作很慢，很稳，像一个真正的、工作了一整天后疲惫不堪的园艺工人。
他的工具包放在修剪机的置物架上。
帆布材质的包，看起来很旧，边缘有些磨损，沾着泥土和草屑。
拉链拉得很紧。
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包的侧面，有一处不起眼的、大约三十厘米长的、硬物撑起的凸起。
而现在，那个凸起，消失了。
包瘪了下去，软塌塌地搭在架子上，随着修剪机的移动轻轻晃动。
杭特推着机器，经过别墅的铸铁大门时，脚步没有停。
但他抬起头，对着二楼那扇还亮着灯的窗户，微微一笑。
那个笑容很浅，转瞬即逝。
就像只是一个疲惫的工人，在结束一天工作后，对雇主住所下意识的、礼貌的致意。
窗户后面。
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拉得很严实，没有一丝缝隙。
但如果有透视眼，就能看到——
房间里没有开主灯，只有床头一盏阅读灯亮着，在昂贵的波斯地毯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
光晕边缘，一双穿着意大利手工皮鞋的脚，以一种不自然的、扭曲的角度，伸在那里。
往上。
是剪裁精良的西裤，此刻皱成一团，浸在某种深色的、正在缓缓扩散的液体里。
再往上。
他的眼睛睁得很大，瞳孔散开，倒映着天花板上华丽的水晶吊灯。但那双眼睛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了。
因为他的头……
已经不完全是“头”了。
更像一个被重物反复砸击、彻底碎裂的、盛着红色和白色粘稠物的容器。
颅骨碎片、脑组织、血液、混合在一起，溅射到周围三米内的每一个表面——墙壁、地毯、昂贵的古董家具、甚至那盏阅读灯的灯罩上。
而在尸体旁边，距离他伸出的右手不到二十厘米的地毯上——
躺着一条鱼。
一条冻得硬邦邦的、三十厘米长的海鲈鱼。
鱼眼圆睁，瞳孔浑浊，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死寂的、冰冷的光泽。
鱼身上，没有任何血迹。
干净得诡异。
像一件被精心放置在那里的、残酷的艺术品。
————公安大楼，地下监控中心。
巨大的弧形屏幕上，分割着几十个监控画面——审讯室、走廊、出入口、甚至大楼周边街道的实时影像。
其中最大的那个画面，正是第七审讯室。
远介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像一尊没有生命的蜡像。
一切正常。
村上警视正站在主控台前，双手撑在桌沿，身体前倾，死死盯着那个画面。
他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衬衫的后背，已经湿透，黏腻地贴在皮肤上。空调开得很足，冷风从通风口吹出来，吹在他的后颈上，带来一阵阵寒意，但他还是觉得热。
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无法驱散的燥热。
不，不是热。
是……不安。
像暴风雨来临前，空气中那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压得他胸闷，心悸，喘不过气。他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每一次搏动都像重锤敲击着肋骨，耳膜里充斥着血液奔流的轰鸣。
一切都太正常了。
正常得反常。
高桥远介被捕。
记者围堵。
他发表了那番挑衅的宣言。
然后被带到这里。
接受审讯。
现在在睡觉。
每一个环节，都符合程序。
每一个画面，都没有异常。
但村上就是觉得——
不对。
哪里都不对。
像一幅拼图，每一块都严丝合缝，但拼出来的图案，却和他认知里的世界，完全对不上。
他猛地抓起桌上的对讲机。
手指因为用力而发白，塑料外壳在他掌心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
他按下通话键，声音嘶哑，像砂纸摩擦生锈的铁皮：
“所有单位，提高警戒级别。”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屏幕上那个闭目养神的男人，咬紧牙关，从齿缝里挤出下一句话：“从现在开始——”
“东京，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月光，依旧洒在这座城市上。
月光很平静。
很温柔。
像母亲的手，抚过沉睡孩童的额头。
但月光下的东京——
暗潮，已经汹涌到了临界点。
72小时。
倒计时。
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