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7年11月20日，星期四
地点：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燃烧学研究所
“伊万的信。”瓦西里说，“通过官方渠道转来的，已经经过检查。”
五双手几乎同时伸向那三页纸的复印件。在如今的莫斯科学术界，来自“东方”的消息总是带着某种特殊的光晕——那里有经费，有项目，有未来。
“他只谈了技术问题。”她说，“严格遵守了界限。”
“但你看最后一段。”尼古拉——当年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现在已是副博士——指着复印件，“‘如果你对火焰稳定性在船舶动力中的应用感兴趣……’他在暗示什么？”
“在暗示他正在做这个方向，而且有进展。”瓦西里点了一支烟，烟雾在昏暗的会议室里升腾，“还有前面那句：‘实验室的设备比我想象的要好，重要的是——它们每天都在使用。’”
五个人互相看着。这句话象一根针，刺痛了房间里每个人。
他们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三台内核实验设备已经停了两台——因为没有维护经费，因为没有足够的电力配额，甚至因为买不起实验用的特种气体。剩下一台还在勉强运行，但每个月只能开机十天。
“中国人……真的那么重视科研？”谢尔盖——另一位老研究员——问。他的语气不是怀疑，而是某种近乎渴望的确认。
“伊万不会说谎。”亚历山德拉说，“至少不会在技术问题上说谎。如果他说设备每天都在用，那就是真的在用。”
会议室陷入沉默。窗外是莫斯科初冬的灰色天空，远处传来有轨电车叮当的声响——那是这座城市还在运转的少数迹象之一。
“瓦西里，”尼古拉忽然问，“你上次拿到全额工资是什么时候？”
“三个月前。还不知道。”
“我女儿在德国读书，学费是靠我卖掉那套列宁格勒的邮票凑的。”谢尔盖的声音很低，“我父亲留下来的邮票，1930年代的珍品。”
没有人接话。这样的故事在如今的莫斯科太常见了——科学家卖藏书，音乐家卖乐器，工程师卖祖传的银器。知识在贬值，尊严在磨损，未来在消失。
“我想写信问伊万，”亚历山德拉忽然说，“问他……那里需不需要六十岁的女燃烧学家。我的脊椎有问题，不能长时间站着做实验，但我的脑子还好用，我还能计算，还能指导年轻人。”
她说这话时，眼睛看着桌面，手指摩挲着茶杯的边缘——那个茶杯的边缘已经磕破了一小块。
瓦西里深吸一口烟，然后缓缓吐出：“亚历山德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意味着离开祖国，意味着被一些人骂‘叛徒’，意味着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开始。”她抬起头，眼神却异常坚定，“但留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知识随着我一起老去、死去，意味着我三十年研究的那些公式、那些模型，最终只会变成文档室里的灰尘。”
会议室再次沉默，但这次的沉默不一样了。有什么东西被打破了，有什么决定正在形成。
“不止我们。”尼古拉轻声说，“基辅的安德烈去了，哈尔科夫的米哈伊尔也去了，我听说圣彼得堡造船研究所那边，已经有一整个小组在和中国人接触。”
“是那个‘星火计划’。”瓦西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皱巴巴的传真——那是他从一个在以色列的同事那里辗转得到的，“持续引进中坚人才，提供住房、实验室、有竞争力的薪水，最重要的是……提供‘让知识落地的机会’。”
他把传真放在桌上，五个人围拢过来。那是一份用英文写的简单介绍，没有华丽的承诺，只有朴实的描述：有哪些研究方向，需要什么专业背景，如何申请。
“看起来……很务实。”谢尔盖说。
“就象伊万的信一样务实。”亚历山德拉点头，“没有空话，只有事实。”
瓦西里看着自己的同事们——这些曾经一起在苏联科学黄金时代奋斗过的人们。他们的脸上有疲惫，有困惑，但在这份传真和那封信面前，某种东西正在重新点燃。
那是科学家最本能的渴望：让知识有用。
“我打算申请。”亚历山德拉第一个说，“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在我还能工作的时候，再做点真正有意义的事。”
“我也申请。”尼古拉举手，“我才四十二岁，我不想未来的三十年都在等待经费、等待设备、等待一个永远不会来的‘好转’。”
一个接一个，五个人里有四个举起了手。只有谢尔盖还在尤豫——他的妻子病重，离不开莫斯科的医院。
“谢尔盖，”瓦西里说，“你可以申请远程顾问。中国人需要的是知识，不一定非要人去。我听说他们有一种‘远程协作’的模式，通过传真和电话指导项目。”
“真的？”谢尔盖的眼睛亮了一下。
“伊万在信里没明说，但我能感觉到——他们很灵活。”瓦西里把烟掐灭，“他们要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形式。”
那天下午，燃烧学研究所那间昏暗的会议室里，五份“星火计划”申请表的草稿开始起草。每一份都详细列出了申请人的专业背景、研究成果、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
这不是逃离，这是迁徙——知识和人才的迁徙，从一片正在干涸的土壤，流向一片正在灌溉的田野。
而这一切的开始，只是叶菲莫夫那封严格遵守界限、却又在不经意间透露了关键信息的回信。
涟漪，已经荡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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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下午，北京，谈判室
“所以，这颗‘朝阳一号’卫星，重量控制在120公斤，设计寿命五年，主要载荷是一台多光谱相机和一台通信转发器。”他复述着方案要点，“由中国负责总体设计、内核部件提供和发射服务，科林托方面参与结构设计、部分电子系统集成，并在圣何塞创建地面控制站。”
“是的。”李振华点头，“更重要的是，整个研制过程，贵方的工程师团队将全程参与。从设计评审到总装测试，每一步都有培训环节。这颗星上天后，你们将拥有完全自主的控制权。”
曼努埃尔和身边的通信部长交换了一个眼神。部长低声用西班牙语说：“总统，这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美国人之前给的方案，只同意卖整星，连地面站都要用他们的，所有数据都要经过他们的服务器。”
“我知道。”曼努埃尔用西班牙语回答，然后转向李振华，切换回中文，“李总，我有个直白的问题：你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教会我们造卫星，将来我们就不需要再向你们购买了，这对你们的长远商业利益没有好处。”
李振华笑了。他站起身，走到墙边的白板前，拿起笔。
“总统先生，请允许我画一个简单的图。”
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大圆：“这是全球航天市场。”然后在大圆里画了一个小圆：“这是目前能玩这个游戏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欧洲，加之正在进入的中国。”
“这个小圆里的玩家，习惯的商业模式是这样的——”他在小圆里画了几个箭头，都指向大圆的其他部分，“卖出成品，收取服务费，保持技术代差。因为玩家少，所以可以拢断，可以定高价。”
曼努埃尔点头——这正是科林托过去几十年面对的困境。
“但中国想走另一条路。”李振华在小圆旁边又画了一个正在变大的圆，“我们想把更多的国家带进这个游戏。怎么带？不是施舍，不是卖成品，而是——赋能。”
他在两个圆之间画了很多双向箭头：
“我们提供技术培训，你们获得能力；我们联合研制，你们积累经验；你们拥有了自主的航天能力后，会需要更多卫星、更多升级、更多合作；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成为你们最自然的合作伙伴——因为我们的技术体系是你们熟悉的，我们的工程师是你们认识的，我们的标准是你们参与制定的。”
李振华放下笔，看着曼努埃尔：“总统先生，您问我长远的商业利益是什么？我的答案是：长远的商业利益不是赚今天的钱，而是培育明天的市场，并且成为那个市场里最被信任、最被需要的伙伴。”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曼努埃尔忽然想起二十年前，他还是个年轻工程师时读过的一本中国古籍的西班牙语译本。书里有一句话：“欲取之，必先予之。”
当时他不理解，现在他明白了。
“最后一个问题。”曼努埃尔说，“如果我们选择这个方案，从今天签字到卫星上天，最短需要多长时间？”
“18个月。”李振华的回答没有丝毫尤豫，“如果贵方团队能在下个月就到位开始培训，那么1999年5月之前，‘朝阳一号’将在中国西昌发射中心升空。”
“18个月……”曼努埃尔低声重复。他知道美国人的方案是36个月，欧洲是30个月，而且价格是这套方案的三倍。
他站起身，向李振华伸出手：“李总，我想看看你们的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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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天津港，远星公司临时办公室
“对。”汉斯拿起传真纸，“精度不高，但确实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想用这颗遥感卫星，也测试自己的部件。”
“这会影响整体可靠性。”乔瓦尼皱眉，“我们设计的平台是针对成熟商用部件的，突然加一个未经充分验证的国产设备……”
“所以要修改设计。”汉斯打断他，“但不是拒绝——是包容。”
他走到白板前，开始快速画示意图：“我们把辐射计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模块里，做好隔离，即使它失效，也不影响主载荷多光谱相机的工作。同时，我们帮他们改进这个辐射计的设计——不是我们直接做，是指导他们的工程师做。”
乔瓦尼明白了：“就象中国人对科林托做的那样？”
“就象所有真正的合作应该做的那样。”汉斯放下笔，“乔瓦尼，我们投标的不仅是卫星，是一种模式——‘欧洲技术经验+中国成本控制+本地化参与’的模式。巴基斯坦人想要的不只是一张卫星照片，他们想要的是能力建设。”
传真机又响了，吐出一份新的文档。汉斯拿起一看，笑了。
“好消息？”乔瓦尼问。
“supar同意将投标截止日期延长一周——为了让我们有时间修改方案，集成他们的国产辐射计。”汉斯把传真递给乔瓦尼，“他们还特意提到，这个建议是……中国合作伙伴建议的。”
传真末尾，有一行手写的英文备注：“王先生转达：包容性设计是赢得信任的关键。”
乔瓦尼看着那行字，忽然想起半年前在慕尼黑，自己还执着于“纯粹的技术完美”。而现在，他正在为一个巴基斯坦国产的、精度不高的辐射计修改整个卫星设计。
但他没有感到妥协，反而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比设计出一个理论上完美的卫星更真实。
“汉斯，”他忽然说，“如果我们拿下这个单子，我想去巴基斯坦一趟。不是去监督，是去培训——教他们的工程师如何做航天级电子集成。”
汉斯看着他，眼神复杂：“你变了，乔瓦尼。”
“我们都在变。”乔瓦尼笑了，“或者应该说……我们在进化。从只懂得追求技术极限的工程师，进化成懂得如何让技术真正服务世界的工程师。”
窗外，天津港的夜色渐浓。远处泊位上，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亮起灯火，像漂浮在海上的星群。
汉斯想起李振华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太空不应该只是少数国家的游乐场，而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前沿。”
当时他觉得那是理想主义的空话，现在他明白了——那不是空话，是愿景。而他们正在做的每一颗卫星、每一次合作、每一个设计修改，都是在为这个愿景铺路。
路很长，但至少，他们已经开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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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北京，李振华办公室
陈向东送走科林托代表团后，直接来到了这里。
“曼努埃尔总统答应了。”他汇报，“下周正式签约。但他提了一个额外要求——签约前，他想去酒泉看看，不只是看火箭，看整个发射场，看那些普通工程师的生活。”
“可以安排。”李振华点头，“让他看真实的，不要包装的。”
“另外，巴基斯坦那边，王胖子传来消息，supar对远星的修改方案反应积极。
“不够。”。告诉王胖子，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额外的技术支持承诺——比如，如果巴基斯坦的国产辐射计在轨出现问题，我们免费提供一次在轨软件修复服务。”
陈向东记下：“这会增加成本。”
“但会创建信任。”李振华说，“而信任，在开拓新市场时，比任何技术参数都重要。”
电话响了。李振华接起，听了几句，表情变得微妙。
“好，我知道了。”他挂断电话，看向陈向东，“莫斯科那边，‘涟漪效应’开始显现了。今天一天，外事部门收到了四份来自俄罗斯燃烧学研究所的‘星火计划’申请，还有六份咨询。”
“叶老那封信的效果？”
“不止。”李振华走到窗前，“是那封信，加之我们持续引进人才的事实，加之……苏联解体六年后，那些真正想继续做科研的人，终于做出了选择。”
窗外，北京的夜空没有星星——城市的光太亮了。但李振华知道，在那些光之上，在看不见的轨道上，中国的卫星正在运行。不久之后，会有科林托的卫星，巴基斯坦的卫星，更多发展中国家的卫星。
每一颗星，都是一粒种子。
而他们正在做的，是培育一片森林——一片属于全人类的、向太空延伸的森林。
“老陈，”他忽然问，“你说，一百年后的人会怎么评价我们这段历史？”
陈向东想了想：“大概会说……这是一个时代转折的开始。从航天被少数国家拢断的时代，转向更多国家参与、共同探索的时代。”
“而我们，”李振华转身，眼神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是那个按下转折按钮的人。”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远处传来城市的夜声——车流声，风声，还有不知哪栋楼里隐约的电视机声响。
那是人间的声音。而他们，正在把人间的声音，带向星辰。
（第 150 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