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扳手的哲学
2016年4月，海南文昌航天培训中心
“在我开始介绍中国航天体系之前，”卡洛斯用流利的中文说，手按在讲台上那个木制工具箱上，“我想先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他打开箱盖。
二十四双眼睛聚焦过去——里面不是精密的仪器模型，也不是复杂的电路图，而是十二把扳手。普通的、钢铁的、手柄缠着防滑胶布的扳手。它们在箱内整齐排列，每一把的手柄上都刻着细小的编号和年份：1978、1985、1992、1998……
“这些，”卡洛斯拿起编号“1998”的那把，正是老刘传给他的那把，“是中国航天第一批国际学员的‘毕业证书’。”
他把扳手递给前排的埃及学员莱拉——这个三十岁的女工程师有着与她同名的“梦想席位”候选人相似的名字，但命运轨迹完全不同。莱拉接过扳手，明显感觉重量超出预期。
“很沉，对吗？”卡洛斯看着她，“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量，而是因为它承载的历史。这把扳手见证过中国第一枚商业火箭发射，见证过‘鲲鹏’平台第一次靠柴油机驶出大连港，见证过神舟五号载人前夜的燃料加注。”
他让扳手在学员间传递。每个人接过时都小心翼翼，仿佛捧着一件易碎的文物。
“老刘——传给我这把扳手的那位工程师——说过一句话。”卡洛斯等扳手传回手中，将它举高，“‘技术好学，心难得。’你们来中国学习，会学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航天技术，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这些技术背后的‘心’。”
“什么心？”尼日利亚学员奥卢问道。
卡洛斯走到投影幕布前，点开第一张图片——那是“鲲鹏”平台在晨雾中出港的照片，拍摄于1997年12月10日。
“先从一颗‘心脏’说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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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步走：柴油机的时代
同一时间，大连造船厂，“鲲鹏”平台动力舱
赵志坚穿着工装，站在那台已经运行了近二十年的16v390柴油机旁。机器刚完成大修，外壳重新喷漆，铭牌擦得锃亮。他身边站着六名年轻工程师——都是“鲲鹏”平台动力系统的接班人，平均年龄不到三十岁。
“知道为什么我们最开始，选的是它吗？”赵志坚拍了拍柴油机厚重的外壳。
“因为成熟可靠。”最年轻的小陈立刻回答，他在教科书上看过这段历史。
“对，但不全对。”赵志坚打开旁边的控制柜，指着里面密密麻麻的线缆和继电器，“1997年我们拿到平台船体时，有两个选择：等最先进的燃气轮机成熟，或者先用成熟的柴油机动起来。我们选了后者。”
他调出当年的决策会议纪要投影——泛黄的纸质文档扫描件，上面有李振华、陈向东和他自己的签名。
“当时有反对声音。”赵志坚说，“有人说，用柴油机是‘凑合’，是‘将就’。但李总说了一句话：‘能动的平台才有未来，不能动的平台只是废铁。’”
他点开一段视频——1997年12月10日的出港录像。画面晃动，象素不高，但能清淅看到平台缓缓离开码头时，甲板上那些欢呼跳跃的人影。
“那天早上，平台第一次靠自己的动力移动。”赵志坚的声音有些遥远，“柴油机的轰鸣声在港池里回荡，岸上站了上千人——工人、工程师、家属，还有从北京赶来的领导。没人说话，所有人都屏着呼吸。直到平台完全驶出港池，岸上才爆发出欢呼。”
视频里，年轻的赵志坚在指挥塔上，手握对讲机，肩膀紧绷。画面切到甲板，当时还是学员的卡洛斯紧抓着栏杆，腰间的工具套明显鼓起——里面就是那把扳手。
“那时我们只有两台柴油机，总功率一万千瓦出头，平台航速不到十五节。”赵志坚关掉视频，“但就是这两台‘土气’的机器，让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海上发射平台。从那天起，‘鲲鹏’不再是图纸上的概念，而是能动的、能用的、能承载火箭的现实。”
他走到柴油机的排气管旁，手抚过已经冷却的金属表面：“这二十年，它出过七次故障，大修三次，小修不计其数。但每一次，它都坚持到了任务完成。就象个老实巴交的老伙计——不华丽，不先进，但关键时刻，靠得住。”
小陈问：“赵总，那我们现在还用柴油机，是不是……落后了？”
赵志坚笑了：“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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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燃气轮机：叶菲莫夫的遗产
海南，课堂上
卡洛斯切换图片——现在屏幕上是一台燃气轮机的剖面图，复杂的叶片和流道象一件精密的艺术品。
“这是qc-280燃气轮机，2006年开始在‘鲲鹏’平台换装。”他说，“单台功率一万四千千瓦，比两台柴油机加起来还多40。平台航速从十五节提升到二十六节，具备了真正的远洋能力。”
他点开一段测试视频——大连重工的测试台上，燃气轮机首次达到100额定功率。屏幕里，叶菲莫夫院士站在控制台前，花白的头发在气流中微微飘动。他的手按在操纵杆上，旁边的数据屏上，振动曲线平稳得象一条直线。
画面切换：2003年，病房。叶菲莫夫躺在病床上，床边站着李振华和陈向东。老人已经很虚弱，但眼睛依然明亮。他握着李振华的手，用俄语说了什么。字幕显示中文翻译：
“告诉中国的年轻人……造好了船，要去月球看看。”
“三天后，叶老去世。”卡洛斯说，“但他的算法活了下来。现在，每一台国产燃气轮机的控制系统中，都有他的‘基因’。”
教室里安静下来。来自埃及的莱拉举手：“卡洛斯老师，您见过叶院士吗？”
“见过一次，2002年。”卡洛斯回忆道，“那时我还是学员，在‘鲲鹏’平台上参与振动测试。叶老上船检查设备，经过我身边时停下来，看了看我腰间的扳手——就是你们刚才传看的那把。”
他顿了顿：“他问我，知不知道这把扳手意味着什么。我说，意味着标准。他摇头，说：‘不，意味着选择。你选择用它来拧紧螺栓，而不是让它生锈。’”
卡洛斯看向窗外的海，那里停泊着正在进行维护的“鲲鹏”平台。夕阳下，平台的轮廓镀着金边。
“从柴油机到燃气轮机，不只是技术的升级。”他说，“更是选择——选择在合适的时间，用合适的工具，做合适的事。柴油机让平台‘活下来’，燃气轮机让平台‘强起来’。下一步——”
他切换到最后一张图片：概念图，一艘未来感十足的核动力航天母船，舷号模糊，但轮廓雄伟。
“——是让它‘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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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水槽里的天空
2016年5月，北京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王建国套着厚重的训练服，站在失重水槽边缘。水面下，是天宫空间站内核舱的一比一模型，悬在十二米深的水中，像沉没的钢铁宫殿。
“王老师，最后一次确认。”负责训练的女教员陈雨站在他身边，“您确定不需要降低训练强度？这是您第三次水槽训练，前两次的生理数据——”
“按原计划。”王建国打断她，声音平静。他今年四十八岁，但穿上训练服后，身形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这是乡村教师二十六年来每天爬山上课、在黑板上书写练就的体魄。
陈雨欲言又止，最后点头：“好。入水后按预定路线完成三项任务：一、从节点舱转移到实验舱；二、仿真更换实验载荷；三、返回时处理仿真泄漏点。全程四十分钟，有任何不适立即报告。”
王建国检查了面罩，深吸一口气，向后倒入水中。
失重的感觉瞬间包裹了他。水抵消了重力，但带来了新的阻力。他调整姿态，用手臂轻轻划水，身体缓慢飘向空间站模型。通过面罩，他看到水波扭曲的阳光，看到模型舱壁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接口和标识。
这一刻，他想起贵州山区的教室。
想起二十六年前，十八岁的他第一次站上讲台，面对三十七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六岁。教室是土坯房，窗户漏风，黑板是木板刷的漆。他教语文、数学、自然，还有一门他自己编的课：《外面的世界》。
每周五下午，他会用那台老旧的投影仪——是1998年县里“希望工程”捐赠的——给孩子们放图片。城市的楼、大海的船、飞机的翅膀。有一次，他放了一张从杂志上剪切来的火箭照片。
“老师，这是什么？”最前排的小女孩问。
“这是火箭，能把人送到太空。”
“太空在哪？”
王建国指了指屋顶漏下的那片天：“就在上面，很高很高的地方。”
小女孩仰起头，看了很久：“那我长大了，能去吗？”
“能。”他说，“只要好好读书，就能。”
后来，小女孩考上了县里的中学，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现在在深圳做软件工程师。去年春节回来，还专门到学校看他，带了一台崭新的笔记本计算机。
“老师，您当年说的‘外面的世界’，我看到了。”她说，“现在轮到您了。”
王建国飘进节点舱。这里仿真得极其逼真——舱壁上的控制面板、储物格、甚至还有一张用魔术贴固定的“全家福”照片。照片里是中国航天员家庭的合影，笑容真实。
他按训练要求，开始操作仿真面板。手指划过按钮时，手套的触感让他想起粉笔的粗糙。
山区的冬天很冷，教室里没有暖气。孩子们的手会生冻疮，握笔都困难。他就自己烧热水，课前让孩子们泡手。后来条件好了，有慈善机构捐了暖气片，但那个烧水的小炉子他还留着，放在教室角落。
“王老师，”有孩子问，“您为什么不去城里教书？城里暖和。”
“这里也需要老师啊。”他说。
“可是这里穷。”
王建国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地球是圆的。穷的地方，富的地方，都在同一个圆上。如果所有人都往一个地方挤，圆就歪了。”
他现在明白了，那个圆，就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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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莱拉的平衡
同一水槽，三天后
但此刻，她遇到了问题。
“心率上升，血压异常。”水槽控制室里，陈雨盯着监控屏，“莱拉，暂停任务，报告状态。”
莱拉停下手，深呼吸：“我……有点晕眩。舱壁好象在旋转。”
这是空间适应综合症的水下仿真。虽然不是真实的太空失重，但长时间在水中倒置、旋转，依然会引发前庭系统的混乱。
“保持静止，调整呼吸。”陈雨的声音通过水下通信传来，“回想地面训练时的平衡练习。”
莱拉闭上眼睛。
她想起开罗的家。想起七岁的儿子阿里和五岁的女儿玛丽亚。想起决定报名“梦想席位”的那个夜晚。
“妈妈，你要去太空？”阿里睁大眼睛，“像电视里那样？”
“对，如果被选上的话。”
“去多久？”
“半年。”
玛丽亚立刻抱住她的腿：“不要！妈妈不要去那么久！”
莱拉蹲下来，搂住两个孩子：“妈妈不是离开你们，妈妈是去为你们——为所有埃及的孩子——开一扇窗。一扇能看到更大世界的窗。”
“可是我想妈妈。”玛丽亚哭了。
莱拉从书架上拿出一本旧相册，翻开一页——那是她母亲的照片，穿着医生的白大褂，站在开罗一家医院的走廊里。照片摄于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
“这是外婆。”莱拉说，“她当年是战地医生。战争爆发时，我才五岁，你舅舅三岁。外婆把我们都送到乡下亲戚家，自己留在医院，救了很多人。”
她指着照片里母亲疲惫但坚定的眼神：“外婆说，有些事必须有人去做，哪怕要暂时离开最爱的人。”
“那外婆想你们吗？”
“想。但她更想让我们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
莱拉睁开眼睛。水槽的灯光通过面罩，在水波中折射出光斑。她调整姿态，让自己慢慢旋转，直到找回垂直感。
“控制室，我恢复了。”她说，“请求继续任务。”
“批准。注意节奏。”
莱拉重新拿起工具。这一次，她的手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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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克的困惑
2016年6月，酒泉，离心机训练
“准备，3g加速度，三十秒。”教官的声音从头盔里传来。
离心机开始旋转。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象一只无形的手柄他按进座椅。血液往脚下沉，视野开始变暗，耳边是自己的心跳声——沉重，快速，像擂鼓。
他想起第一次见李振华的情景，2015年底，北京。
“马克先生，感谢您对‘梦想席位’的支持。”李振华那时已经五十七岁，头发花白，但眼神依然锐利，“但我必须确认——您真的理解这个项目的意义吗？不只是太空旅行，而是一次完整的任务，长达六个月的驻留，复杂的科学实验，严格的纪律。”
“我理解。”马克说，“我付钱，一部分是为了自己，一部分是为了……赎罪。”
“赎罪？”
马克沉默了很久：“1999年，我在硅谷创业，做互联网支付。公司上市那天，市值三十亿美元。我给我父亲打电话——他在广东老家，开了家小杂货店。我说：‘爸，别开店了，来美国享福吧。’”
他顿了顿：“他说：‘不去。店开了三十年，街坊邻居都习惯来我这买东西。我走了，他们去哪？’”
“后来呢？”
“后来他脑溢血，倒在店里。等我赶回去，已经昏迷三天。最后也没醒过来。”马克的声音很轻，“他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把零钱——是那天早上卖酱油收的。”
离心机的压力达到峰值。马克咬紧牙关，对抗着黑视的侵袭。
父亲杂货店的气味——酱油、咸鱼、干货的混合味道，突然在记忆中清淅起来。还有那个老式算盘，父亲每天打烊后都要拨一遍，珠子碰撞的声音，清脆，规律，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
“马克先生，您的生理数据接近极限。”教官的声音打断回忆，“是否中止？”
“不。”马克从牙缝里挤出字，“继续。”
他想知道，当血液被加速度拉扯、当身体承受数倍体重压力时，那个算盘的声音还会不会在记忆里响。
他想知道，当他终于抵达父亲从未想象过的太空时，那个一辈子没离开过县城的小杂货店主，会不会以某种方式，和他一起看到那片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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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南海的航迹
2016年8月，“鲲鹏”平台，南中国海
平台以十六节的巡航速度航行在平静的海面上。甲板上，卡洛斯带领的二十四名学员列队站立，海风吹拂着他们的工装。
“二十年前，”卡洛斯指着远方的海平线，“‘鲲鹏’平台第一次远航，就是来这片海域。任务代号‘南海一号’，不是军事任务，不是科研任务，而是……象征性任务。”
“像征什么？”肯尼亚学员问。
“像征中国有能力把航天平台部署到任何需要的海域。”卡洛斯说，“那年是1999年，平台刚完成柴油机动力改装不到两年。我们从大连出发，经东海，过中国台湾海峡，一路南下。全程三千海里，航行二十八天。”
他调出当年的航海日志投影——手写的记录，字迹工整，还有手绘的海图标记。
日志下一页，有一段简短的记录：
“18:30，日落。全体人员在甲板列队，面向北方。鸣笛三声。无人说话，只有海风和海浪。中国海上航天发射能力，从今天起，不再是一个概念。”
卡洛斯关掉投影：“后来我才明白，那次航行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在那里。就象在棋盘上落下一枚棋子——它可能暂时不动，但它的存在，改变了整个棋局。”
学员们在甲板上散开，各自拍照、记录。卡洛斯走到船舷边，看着海面上平台拉出的白色航迹。那航迹很长，很直，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
他想起了老刘。那个已经正式退休的老工程师，现在应该在大连的家里，整理他最后一批手稿。扳手已经全部传下去了，笔记也找到了继承人。一个时代，就这样安静地落幕。
但航迹还在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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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后的一课
2016年9月，大连，老刘家
客厅里堆满了纸箱。有的装着技术资料，有的装着工作笔记，最多的还是各种工具——不是博物馆里那些，是真正用过、磨光、修过又修的老工具。
老刘坐在小板凳上，正在给最后一把螺丝刀缠新的防滑胶布。他七十岁了，背驼得厉害，但手依然稳。
门铃响。开门，是赵志坚和卡洛斯。
“刘工，我们来接您了。”赵志坚说。今天是大连航天培训中心博物馆“工匠精神展区”的开馆日，老刘的十二把扳手和全套笔记，将在那里永久陈列。
老刘点点头，继续缠胶布。缠完最后一圈，他用剪刀剪断，仔细捏平接口。
“这把螺丝刀，”他举起来，“1979年发的。我用它拧过长征二号丙的燃料阀，拧过‘鲲鹏’平台的第一根柴油机固定螺栓，拧过神舟一号测试舱的密封盖。”
他站起身，把螺丝刀放进最后一个空纸箱：“现在，它也退休了。”
三人把纸箱搬下楼，装上车。车驶向培训中心，一路无话。老刘看着窗外掠过的街道——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八年，从四十二岁到七十岁，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这座北方港城。
博物馆门口已经聚了很多人。有老同事，有年轻工程师，有媒体记者，还有十几名“归燕计划”的学员——专门从海南飞过来参加仪式。
展区中央，是一个特制的透明展柜。里面分两层：上层是十二把扳手，按编号排列；下层是十二本笔记，从1978到1998，每本都厚得象砖头。
老刘走到展柜前，主办方递给他话筒。他摆摆手，没接。
他只是看着那些扳手。晨光从博物馆的天窗斜射进来，照在磨光的金属表面，反射出温润的光泽。每一道划痕，每一处磨损，都是一个故事。
“我师傅传给我第一把扳手时，说了一句话。”老刘开口，声音不大，但整个展厅都安静下来，“他说：‘小子，工具会旧，手艺会老，但标准不会。你第一次拧紧的那个螺栓，就是你一辈子的尺子。’”
他顿了顿：“今天，我把尺子传到这里。不是因为它们多珍贵，而是因为它们证明了一件事：中国航天走到今天，不是靠某几个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靠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用最普通的工具，一毫米一毫米地，把梦想拧进了现实。”
掌声响起。老刘后退一步，把位置让给年轻的讲解员。
卡洛斯走到他身边，轻声说：“刘工，您的那把扳手——1998号——现在在我的一个学员手里。她叫莱拉，埃及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说，等她回到开罗，要把扳手的故事讲给埃及的孩子们听。”
老刘笑了，脸上的皱纹舒展得象秋天的田野。
“好。”他说，“故事就是要传下去。传到非洲，传到南美，传到所有想看星星的孩子耳朵里。”
仪式结束后，人群渐渐散去。老刘最后一个离开展厅。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
展柜在灯光下静静地立着。扳手们躺在那里，象一排沉默的士兵，守卫着一段已经结束、但永远在场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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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选择之夜
2017年12月20日，北京航天城
最后一轮选拔评审会已经开了八个小时。会议室里烟雾弥漫——尽管墙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识，但紧张的气氛让几位老专家忍不住掏出了烟。
长桌一侧坐着评审委员会：李振华、陈向东、杨利伟、航天员系统总师，还有两名国际观察员——俄罗斯加加林中心的代表和欧空局的资深教官。
另一侧是三位候选人的最终文档，每份都厚达三百页。王建国、莱拉、马克。过去一年半的训练数据、心理评估、团队协作记录、应急处理能力分析……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
“生理适应性，王建国最优。”杨利伟翻着数据，“他是三人中唯一全程无晕动征状的，离心机、转椅、失重水槽，所有数据都在优秀线以上。但他年龄最大，四十九岁了，长期驻留的健康风险需要评估。”
“莱拉的综合素质最均衡。”欧空局教官说，“工程背景让她能快速理解实验设备，母亲的身份让她在心理稳定性和团队关怀方面有独特优势。但她有家庭牵挂，这是双刃剑——既是动力，也可能成为心理负担。”
“马克的资金支持不可或缺。”陈向东点了点财务报告，“‘梦想席位’金字塔能创建，他的三千万美元是基石。而且他这一年的训练态度无可挑剔，完全放下了沃尓沃身份，服从性甚至比年轻人还好。但他毕竟五十三岁了，体能是硬伤。”
李振华一直没说话。他面前的资料摊开着，但不是数据页，而是三份手写的“申请陈述”。
王建国的陈述写在从学生作业本上撕下的纸上，字迹工整有力：
“我教了二十六年书，告诉孩子们要仰望星空。现在，我想用我的眼睛，替他们去看看——看看星星是不是真的像课本里画的那么亮，看看地球是不是真的像照片里那么蓝。等我回来，我会站在讲台上，告诉我的学生们：‘老师去过了，那片天，很美。’”
莱拉的陈述是英文，但旁边有她七岁儿子阿里用彩色笔画的一幅画：一个穿宇航服的小人站在月球上，挥手。画纸底部，阿里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阿拉伯语：“妈妈，带我一起看。”
马克的陈述最短，只有三段话。最后一段是：
“我父亲一辈子没离开过广东的那个小镇。他最喜欢的事，是夏夜躺在杂货店门口的竹椅上，摇着蒲扇，看天上的星星。有一次他跟我说：‘阿张，星星那么远，为什么人总喜欢看？’我当时没回答。现在我想，也许是因为，再远的光，也是光。再小的梦，也是梦。我想替他去看看，那些他看了六十年的星星，到底长什么样。”
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北京冬夜的天空，看不到几颗星星。
“还有四十八小时就要公布最终人选。”李振华终于开口，“我们需要决定：是一个人，还是……”
他顿了顿：“按照‘梦想席位’的原始设计，应该是三个席位：一个全额商业，一个半补贴科研，一个全公益教育。但天宫空间站目前只能同时容纳两人长期驻留，第三人的发射要等到六个月后。”
会议室里沉默。
“那就分批。”杨利伟说，“第一批两人，第二批一人。但谁先谁后？”
陈向东揉了揉太阳穴：“如果从任务须求角度，莱拉和王建国的组合最优——一个工程师背景负责实验操作，一个教师背景负责科普教育。马克可以作为第二批，他的商业背景可以用于后续的商业航天推广。”
“但马克的资金已经到位了。”财务顾问提醒，“如果把他放在第二批，可能会影响资金链。”
“更重要的是，”欧空局教官说，“三位候选人的训练是基于同时出发设计的。如果分批，后出发的人需要重新调整心理预期，训练计划也要修改。”
争论又开始了。数据、资金、风险、国际影响……每一个因素都被反复权衡。
李振华起身走到窗边。玻璃上倒映着会议室里的灯光，也倒映出他自己日渐苍老的脸。三十年了，从1988年戈壁滩上那枚刷着“燕舞”gg的火箭，到如今要送普通人上太空的“梦想席位”。
他想起林国栋，那个八十七岁的老人，还在等一个承诺的兑现。
想起老刘，那把已经入藏博物馆的扳手。
想起叶菲莫夫临终前的话：“告诉中国的年轻人……去月球看看。”
“我有个提议。”李振华转身，声音不大，但压过了所有争论。
所有人都看向他。
“按照原始设计，三人全部入选。”他说，“第一批两人，第二批一人。但出发时间只间隔一个月——利用空间站轮换的机会。这样，三人都能在2018年内进入太空，实现同一年度‘梦想席位’的完整闭环。”
“可是空间站轮换计划已经排到2019年了。”任务规划师说。
“调整。”李振华的语气不容置疑，“我们调整了三十年计划，不差这一次。”
“那资金……”
“马克的资金已经复盖了成本。”李振华看向马克的文档，“至于额外的调整费用，从我的个人股份里出。”
会议室再次安静。陈向东想说什么，但李振华摆了摆手。
“就这么定了。”他说，“通知三位候选人：全部通过。王建国和莱拉第一批，2018年3月发射。马克第二批，2018年4月发射。任务时长都是六个月，将在空间站共同驻留五个月。”
他坐回位置，在最终决议文档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笔尖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象风吹过戈壁的沙，像海浪拍打“鲲鹏”平台的船舷，像老刘那把扳手最后一次拧紧螺栓时的摩擦。
三十年的路，终于走到了这里——要把三个普通人，送到天上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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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电话
2017年12月21日凌晨1点
王建国在贵州山区的宿舍里接到电话时，正在批改期末试卷。山里信号不好，他走到院子里，冷风刺骨。
“王老师，这里是北京航天城。正式通知：您已入选‘梦想席位’，将于2018年3月搭乘神舟飞船前往天宫空间站，执行为期六个月的驻留任务。”
电话那头还说了很多——训练安排、出发时间、家属接待……但王建国只听到第一句。
他抬头看天。冬夜的山村，星空格外清淅。银河横跨天际，象一条发光的河流。
他想起了那个问他“太空在哪”的小女孩。她现在应该也在某个城市的阳台上，看着同一片星空吧。
莱拉在开罗的公寓里接到电话。孩子们已经睡了，她握着手机，走到阳台上。尼罗河在夜色中静静流淌，对岸的开罗塔亮着灯。
“妈妈通过了吗？”身后传来声音。阿里揉着眼睛站在卧室门口。
莱拉蹲下身，抱住儿子：“通过了。”
“耶！”阿里小声欢呼，然后认真地问，“那妈妈会从太空给我打电话吗？”
“会。每天都打。”
“那……能帮我看看，金字塔从上面看是什么样子吗？”
莱拉笑了：“好，妈妈帮你看看。”
马克在硅谷的别墅里接到电话。他正对着书房墙上父亲的照片——那张照片是父亲五十岁生日时拍的，站在杂货店门口，笑得腼典。
电话挂断后，马克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木盒。里面是父亲留下的遗物：那把老算盘，已经断了三根柱子；一本泛黄的帐本，字迹工整；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早就停了。
他把手表拿出来，上了发条。秒针开始走动，发出细微的嘀嗒声。
“爸，”他看着照片，“我要去您常看的那片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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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2日清晨，全球媒体同时发布公告：
“中国‘梦想席位’计划最终人选确定。国、埃及女科学家莱拉·侯赛因、美籍华裔企业家马克·张，将于2018年前往天宫空间站，成为首批非职业航天员的长期驻留成员。”
新闻配图是三位候选人的训练照片：王建国在失重水槽中操作设备，莱拉在离心机里紧握扶手，马克在仿真舱内检查仪表。
还有一张老照片被重新翻出——1998年，酒泉，老刘把扳手递给卡洛斯的瞬间。照片说明写道：
“从一把扳手开始的故事，终于要写到星空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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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