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完县城的事，赵永胜去了城外的临时野战医院。那是一片搭起来的帐篷，里面躺满了伤员。血腥味和消毒水味混在一起，让人作呕。呻吟声、惨叫声此起彼伏，几个军医和护士忙得脚不沾地。
他在一张病床前停下。床上躺着的是老刘——大凌河战斗快结束时，为了掩护一个年轻战士，被日军刺刀捅穿了腹部。军医说，肠子断了三截，救回来的希望不大。
老刘还醒着，眼睛睁得很大，看着帐篷顶。听见脚步声，他转过头，看见赵永胜，咧嘴想笑，但只扯出一个扭曲的表情。
“军长……仗……打赢了吧？”
“赢了。”赵永胜在床边坐下，握住老刘冰凉的手，“全歼鬼子一个联队，咱们收复了义县。”
“那就好……”老刘的眼睛亮了一下，“我……我没给队伍丢人吧？”
“没有。”赵永胜的声音有些哑，“你是英雄。”
老刘笑了，这次笑得很真实：“英雄……我老婆孩子要是知道……”
他忽然剧烈咳嗽起来，血沫从嘴角溢出来。赵永胜慌忙喊军医，但老刘摆摆手，示意不用了。
“军长……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我家里……松花江边……三百地，两间草房……”老刘每说几个字就要喘一口气，“我走了……地……给队伍……房子……给我儿子……”
“你儿子叫什么？多大？”
“铁蛋……六岁了……”老刘的眼睛开始涣散，“该上学了……你告诉他……爹不是孬种……”
手突然松了。
赵永胜握着那只渐渐失去温度的手，很久没有动。帐篷里的嘈杂声仿佛都远去了，只剩下老刘最后那句话，在耳边一遍遍回响。
军医走过来，检查了一下，摇摇头，轻轻拉过白布盖住了那张满是风霜的脸。
赵永胜站起身，走出帐篷。外面的阳光很刺眼，刺得他眼睛发疼。他仰起头，看着湛蓝的天空，深深吸了几口气，把那股涌上来的酸涩压回去。
战争就是这样。你赢了战役，却输了人。你收复了土地，却失去了兄弟。
但还是要打。
因为不打，连给人立块碑的地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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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满总部，深夜。
于凤至终于从山岗上下来了。她没有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去了电报室。徐建业还在那里，眼睛熬得通红，面前摊着一大堆刚收到的电报。
“副总司令，您……”
“给我看战果统计。”于凤至的声音恢复了平时的冷静。
徐建业递过来几张纸。于凤至就着油灯的光，一行一行仔细看。她的眉头时而紧皱，时而舒展，手指在几个数字上反复摩挲。
“俘虏的日军军官名单在哪？”
“这里。”徐建业抽出另一张纸，“总共十七人，最高军衔是中佐，叫小林次郎，是第19联队的副联队长。审讯记录还没整理完，但初步口供显示，他们根本没想到会遭遇如此规模的伏击。”
“没想到……”于凤至轻声重复，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笑，“咱们用一千二百人的命，换了一个‘没想到’。”
她把文件放下，走到墙上的地图前。地图已经更新了——义县的位置插上了一面小红旗，大凌河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叉，代表被炸毁的桥梁。从义县向南，一条红色的箭头指向锦州，再向南，指向山海关，指向……更远的地方。
“建业，”她忽然说，“你说，咱们现在有资格和重庆讨价还价了吗？”
徐建业愣住了。这个问题太突然，也太敏感。
“我的意思是，”于凤至转过身，眼睛在油灯光里亮得惊人，“咱们在东北牵制了关东军至少二十万兵力，现在又打开了辽西门户。重庆那边，是不是该多给点实际的支援？而不是光发勋章和嘉奖令？”
“恐怕……”徐建业斟酌着词句，“恐怕重庆更担心咱们坐大。”
“那就让他们担心。”于凤至走回桌边，拿起笔，“给延安发电：东北战区已初步具备战略反攻能力，请求协调华北、陕北方面，于今秋发动联合攻势，一举收复热河、冀东，打通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
徐建业倒吸一口凉气：“副总司令，这……这是要改变整个抗战格局啊。”
“格局早就该变了。”于凤至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抗战打了六年，正面战场一退再退，敌后战场却越打越大。这说明什么？说明光靠正规军不行，得靠人民，靠根据地，靠咱们这种扎根在老百姓中间的队伍。”
她写完电文，签上名字，推给徐建业：“发出去。用绝密等级。”
徐建业接过电文，手有些抖。他知道，这封电报一旦发出去，就等于正式宣告：东北抗日联军不再满足于牵制，而是要成为反攻的主力。
而这意味着，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将更加艰难，更加血腥。
但也更加接近胜利。
于凤至看着他发完电报，忽然问：“建业，你怕吗？”
“怕。”徐建业老实承认，“但更怕打不赢。”
“是啊。”于凤至望向窗外漆黑的夜空，“怕打不赢，怕对不起死去的人，怕这片土地永远看不到天亮。”
她顿了顿，声音变得很轻，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夜色里：
“所以咱们必须赢。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还要死多少人，都必须赢。”
“因为输不起的，不止是咱们。”
“是这片土地上，三千万熬了十二年的父老乡亲。”
窗外，远处传来鸡鸣声。
天快亮了。
新的一天，新的战斗，新的牺牲，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