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镇光复后的第七天，雪终于停了。太阳出来，把满城的残雪照得刺眼，也照出了这座县城满目疮痍的真实模样——坍塌的城墙、烧焦的房梁、街道上尚未清理干净的血迹，以及那些蜷缩在断壁残垣间、眼神空洞的百姓。
于凤至站在县衙——现在是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院子里，看着文书递上来的第一份战后报告。纸很粗糙，是用日伪留下的账簿背面写的，但上面的数字触目惊心：城中房屋损毁四成，无家可归者三千余人；粮仓被日军撤离前焚毁大半，现存粮食仅够全城百姓吃十天；更严重的是，城里的水井大半被投了毒，能用的只剩下三口。
“副总司令，”徐建业从外面匆匆进来，脸色也不好看，“刚统计完的伤亡数字……咱们的部队，牺牲一千二百四十七人，重伤五百三十二人，轻伤还没统计完。鬼子的尸体清点完了，一千九百多具，俘虏三百六十五人，大部分是伪军。”
于凤至把报告轻轻放在石桌上。石桌冰凉，但她的手心却在出汗。
“俘虏怎么处理的？”
“按您的命令，伪军分开关押，愿意参加咱们队伍的单独编队，想回家的发给路费遣散。日本兵……关在城西的旧牢房里，有人看着。”
“伤兵呢？”
“重伤员都送到临时医院了，但药品奇缺。盘尼西林只剩最后三支，消炎粉也不够。军医说，如果三天内没有新药运到，至少有一百人熬不过去。”
阳光照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树枝上积的雪正在融化，滴滴答答落在地上，像钟表在走动。每一滴，都像在倒数着什么。
于凤至沉默了很久。久到徐建业以为她没听见，想再汇报一遍时，她才开口：“给延安发电，请求紧急调拨药品。同时，命令根据地各医院，把库存药品的三分之一运到北镇。另外，让许亨植带人去沈阳周边活动，看能不能搞到药。”
“沈阳？”徐建业一惊，“那太危险了！”
“危险也要去。”于凤至转过身，看着徐建业的眼睛，“咱们的战士在流血，在等死。我不能让他们打完仗，却死在病床上。”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砸在地上的钉子。
徐建业深吸一口气：“是。我这就去安排。”
“等等。”于凤至叫住他，“还有一件事。城里那些无家可归的百姓，组织部队帮他们修房子。先从仓库里拨一批木料、砖瓦，不够的，去城外拆鬼子留下的碉堡、工事。告诉他们，十天之内，我要看到每个人都有地方住。”
“可是咱们自己的营房都还没修……”
“先百姓，后部队。”于凤至打断他，“这是规矩。”
徐建业走了。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有雪水滴落的声音。于凤至在石凳上坐下，拿起那份报告，又看了一遍。那些数字在她眼前跳动，变成一张张脸——牺牲战士的脸，受伤百姓的脸，还有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孤儿寡妇的脸。
打下一座城容易，守住它难。让百姓吃饱穿暖、有房住、有病能医，比冲锋陷阵难十倍。
脚步声从外面传来。于凤至抬起头，看见冯仲云和张兰生一起走进来。两人脸上都带着疲惫，但眼睛里有光。
“副总司令，”冯仲云先开口，“政治整训的方案，在北镇怎么执行？是按原计划，还是……”
“执行。”于凤至说，“而且要更彻底。从明天起，在北镇城里办识字班、办夜校，教百姓认字、算数。组织街道委员会，让百姓自己选街长、组长，管理治安、卫生、救济。”
张兰生接话：“我们已经拟了个章程。另外，想在北镇试点‘土地改革’——把鬼子强占的土地、汉奸的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这事……动静会很大。”
“大也要做。”于凤至站起身，“但要注意方法。先调查，把每块地的来龙去脉弄清楚，把该分给谁、分多少，都公示出来。让老百姓自己讨论、自己决定。咱们只当裁判，不当地主。”
她顿了顿：“记住，咱们来北镇，不是换一拨人当老爷，是要让老百姓真正当家做主。这个道理，要让每个干部、每个战士都明白。”
冯仲云和张兰生重重点头。他们知道，这又是一场硬仗，一场不流血但同样艰巨的仗。
两人离开后，于凤至走出县衙，上了街。她没有骑马，也没有带警卫员，只让徐建业远远跟着。她想看看，这座刚刚光复的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
街道正在清理。战士们和百姓一起，把瓦砾装上车运走，把尸体抬到城外掩埋。有人在修补屋顶，有人在打水——那三口还能用的水井前排着长长的队，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盆、桶、瓦罐，安静地等待着。
一个老太太蹲在路边，正用破布擦拭一具尸体的脸。那是她儿子，十七八岁的模样，穿着破烂的伪军军装，胸口有个弹孔，血已经凝固成黑色。
于凤至走过去，蹲在老太太身边。
“大娘，”她轻声说，“节哀。”
老太太抬起头，眼睛红肿，但没有泪。“长官……我儿子……他不是汉奸……他是被鬼子抓去当兵的……他没杀过人……”
“我知道。”于凤至握住老太太的手，那只手像枯树枝一样干瘦冰凉，“等安葬完了，您到县衙来登记。按咱们的规定，烈士家属有抚恤，有地分。”
老太太呆呆地看着她，忽然问：“你们……你们不会走吧？不会像以前那些兵一样，打完了就跑？”
这话问得很直白，也很尖锐。于凤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不走。从今往后，北镇是咱们的家。我们就在这儿，跟乡亲们一起过日子。”
老太太的嘴唇哆嗦起来，终于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压抑的、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呜咽，像受伤的母兽。
于凤至陪着她，直到老人哭够了，才起身离开。走出很远，还能听见身后传来压抑的哭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转过一个街角，她看见一群孩子。大概七八个，都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破棉袄，赤着脚在雪地里捡拾能烧的东西——碎木头、破布、甚至还有没烧尽的纸。看见她走过来，孩子们都停下动作，怯生生地看着这个穿着军装的女人。
于凤至从口袋里掏出几块糖——那是张汉卿上次托人捎来的，她一直没舍得吃。她蹲下身，把糖分给孩子们。
“吃吧。”
孩子们不敢接。一个胆大的男孩伸出手，又缩回去，小声问：“你……你是于司令吗？”
于凤至愣了一下：“你怎么知道？”
“我爹说的。”男孩挺起瘦小的胸膛，“他说于司令是好人，是来打鬼子的。”
“你爹呢？”
“死了。去年修炮楼，累死的。”男孩说得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不符合年龄的东西，“我娘也病了，躺在炕上起不来。”
于凤至把糖塞进男孩手里，又摸摸他的头：“带我去你家。”
男孩的家在一条小巷深处，是间低矮的土坯房，窗户用草帘子挡着，屋里又冷又暗。炕上躺着个女人，盖着破棉被，咳嗽声断断续续。看见于凤至进来，女人挣扎着想坐起来，但没力气。
“大嫂，躺着别动。”于凤至在炕边坐下，“孩子说您病了，我看看。”
她不懂医，但能看出女人病得很重，脸色蜡黄，呼吸急促。屋里冷得像冰窖，灶台是冷的，水缸里只有半缸结了冰的水。
“多久没吃饭了？”她问。
女人虚弱地摇头：“三天……就喝了点凉水……”
于凤至站起身，对门外的徐建业说：“去炊事班，拿一袋米、一袋面，再拿床棉被。另外，叫军医来。”
徐建业应声去了。于凤至重新坐下，握住女人的手：“大嫂，您叫什么名字？”
“王……王秀英……”
“好，王大姐。从今天起，您和孩子归咱们队伍管。等您病好了，给您分地，让孩子上学。我保证，不会再让你们饿肚子。”
王秀英的眼睛里渐渐有了神采，但更多的是不敢相信。她活了三十多年，见过的兵多了——张大帅的兵、日本人的兵、伪军的兵，没有一个不抢不夺的。眼前这个女长官，却说要给她分地、让孩子上学？
“长官……您……您说的是真的？”
“真的。”于凤至用力点头，“不光您，北镇所有像您这样的人，我们都要管。咱们的队伍，就是老百姓的队伍。老百姓的苦，就是咱们的苦。”
军医来了，给王秀英检查、开药。炊事班送来了粮食和棉被。于凤至亲自生火，熬了一锅粥，看着母子俩吃了，又嘱咐军医每天来复诊，这才离开。
走出巷子时，天已经快黑了。夕阳的余晖把雪地染成淡金色，也把这座伤痕累累的城市照得温暖了些。
徐建业小声说：“副总司令，像王大姐这样的情况，北镇至少还有几百户。咱们……管得过来吗？”
“管不过来也要管。”于凤至望着远处逐渐亮起的灯火——那是战士们点起的篝火，也是百姓家陆续燃起的灶火，“一个人管不过来，就十个人管；十个人管不过来，就一百个人管。咱们有二十万战士，有根据地百万百姓，只要人心齐，没有过不去的坎。”
她转身往县衙走，脚步很稳，但很沉重。
“建业，你知道吗？打仗的时候，我想的是怎么赢。现在仗打赢了，我想的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怎么让活着的人活得像个样。”
徐建业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不是问句，是于凤至在对自己说。
回到县衙，天已经黑了。院子里点起了马灯，几个参谋正在灯下整理文件。于凤至走进自己的临时办公室——原来是县长的书房，现在堆满了地图和文件。
桌上放着一封刚到的信。信封很普通，但字迹她认识——是张汉卿的。
她坐下来，拆开信。信不长，照例先问安好，然后说华北战事吃紧，但他已经指挥部队成功牵制了日军两个师团，为东北减轻了压力。信的末尾，他写：“闻北镇已克，心甚慰。然忧你劳累过度，务必珍重。待战事稍缓，当赴东北与你相见。汉卿，腊月廿七夜。”
很平常的家信，但于凤至看了很久。她想起上一次见张汉卿，已经是三年前了。那时候在锦州城外分别，两个人都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
现在，北镇光复了，辽西门户打开了。离重逢的日子，似乎近了些。
但她也知道，路还长。北镇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锦州、沈阳、长春……还有千千万万个像王秀英这样的百姓，等着他们去解救，去安顿。
她摊开纸，开始写回信。写北镇的雪，写城里的百姓，写牺牲的战士，也写那些在苦难中依然亮着的眼睛。
写到最后，她停笔想了想，加了一句话：
“汉卿，你说等仗打完了，要带我去吃老边饺子。这话，我还记着。所以你要好好的，我也要好好的。等那一天，咱们一起回家。”
写完，她把信装好，没有立刻寄出，而是锁进了抽屉里。
等明天吧。等明天太阳升起，等北镇又熬过一天，等又有一个百姓吃上饱饭，等又有一个孩子走进学堂。
到那时候，这封信寄出去，心里会踏实些。
窗外，北镇的夜晚很安静。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只有风声，和远处隐约传来的、百姓家团聚的说话声。
虽然还很艰难。
但希望，已经像雪地里的第一缕新绿，悄悄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