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玠的捷报与奏疏，如同两道惊雷，几乎同时劈开了绍兴四十五年深秋临安城的宁静。
朝堂之上，关于西北战事的议论瞬间达到了沸点。
主战派扬眉吐气，将“毙敌五万，拓地千里”、“饮马黄河，光复秦陇”的词句挂在嘴边，视为“中兴”的确凿证据，力主应允吴玠所请，设立陇右都护府，授予全权，并加大支持力度，以期“竟全功于河西，复汉唐之旧观”。
持重者则在欢欣之余，隐怀忧虑，担心吴玠权柄过重，尾大不掉，更忧虑如此大举北进，会过度刺激蒙古，引来其举国报复，而新得之地是否能守住，钱粮消耗能否支撑，皆是未知之数。
然而，无论朝堂如何争论，一个不争的事实已然摆在了帝国版图之上，也摆在了每一位有识之士的眼前：川陕防线，自吴玠此役后，已被史无前例地向北推进，其前沿已从秦岭-大巴山一线，一举推至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岸边。
这是一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战略边界线。
回顾历史，自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以来，其西北边防，始终以秦岭为屏障，以蜀道为命脉，战略上处于守势。
汉中、利州，是前线的支点；大散关、饶风关，是拼死扼守的咽喉。
金国强盛时，宋军未能越雷池一步；蒙古兴起后，更是在此遭遇了顽强的抵抗。
防线，始终是被动地承受着来自北方的压力。
但如今，一切不同了。
吴玠用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不仅粉碎了察合台的入侵，更反客为主，挥师北上，席卷秦陇，招抚河西，将实际控制线牢牢地钉在了黄河之滨。
这条新的“黄河防线”，其战略意义之重大，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为过：
1 防御纵深空前扩大：原先的秦岭防线，虽有天险，但缺乏战略纵深，一点被破，就可能危及蜀地腹心。
如今，防线北推至黄河，意味着在秦岭与大河之间，出现了数百里纵宽的战略缓冲区。
这片区域内的秦州、巩昌、兰州、乃至河西东部，将成为新的防御支点和屯兵积粮之地。敌军即便突破黄河，仍需面对广阔的陇右山川和严阵以待的宋军，想要再次威胁秦岭蜀道，难上加难。
蜀地的安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保障。
2 夺取战略主动权：控制黄河沿岸，意味着宋军取得了宝贵的出发阵地。
从此，不再是蒙古铁骑随时可以南下叩关，而是宋军可以依据黄河天险，进可攻，退可守。
水师可以巡逻黄河，控制航道。骑兵可以前出巡哨，威慑河套。
整个西北战场的攻守态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宋军从单纯的“守蜀”，变成了可以“图陇”、“窥河”甚至“望河西”的进攻方。
3 切断蒙古南北联系，威胁其侧翼：黄河“几”字弯区域，是连接蒙古漠南本部、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战略枢纽。
宋军卡住黄河中上游南岸，就像一把刀子，切断了蒙古从河套地区经陇右南下四川，或从河西支援关中的便捷通道。
同时，宋军在陇右的存在，直接威胁到蒙古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并对其重要的战马来源地——青海湖周边及河西牧场——构成潜在压力。
4 获得宝贵资源与人口：秦陇之地，虽经战乱，但底子犹在。
关中平原西部、渭水流域、洮河谷地，皆是宜农宜牧之地。
收复此地，意味着南宋获得了一片新的、潜在的重要粮仓和兵源之地。
移民实边若成功，将极大增强国家的战争潜力和人口基数。
5 巨大的政治与心理影响：“王师北定中原日”固然遥远，但“王师饮马黄河边”却是眼前真切的事实。
这极大地振奋了南宋军民的信心，证明了宋军有能力在野战中击败强大的蒙古骑兵，有能力收复失地。
这对于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塑造“中兴有望”的政治氛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同时，这也对北方仍在抵抗的义军、对西夏故地及西域诸部看待南宋的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然，这条新防线的巩固，绝非易事。
它意味着更漫长的边境线需要防守，更复杂的民族关系需要处理，更庞大的军队需要供养，更艰巨的后勤需要维持。
吴玠提出的屯田实边、设都护府，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朝廷的决策，将直接关系到这条用鲜血换来的新防线，是成为帝国腾飞的基石，还是拖垮财政的泥潭。
在临安朝堂的争论与秦州都护府的忙碌中，新的地图被绘制出来。
代表大宋的疆域，第一次如此醒目地、成片地越过了秦岭，涂满了渭水流域，并沿着黄河蜿蜒，伸向了遥远的祁连山脚下。
虽然颜色或许尚浅，根基或许未稳，但那一道蜿蜒的蓝色水线——黄河，已然成为这个帝国西北边疆最新、也最令人瞩目的界标。
川陕防线，从此与黄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而站在黄河岸边眺望北方的吴玠，心中所想的，已不仅仅是守住这条线。
他的目光，穿透了浑浊的河水，投向了河对岸那片更加广袤、也隐藏着更多机遇与挑战的土地——整个河西走廊，乃至更西的远方。
一个以黄河为起点，而非终点的宏大战略，在他脑海中逐渐清晰。